甲、值此香港隱憂重重、中聯辦張曉明主任勸喻年青一代少上網而應勇於創新之際（無獨有偶，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同日鼓勵青年干部「用扎實的學習克服『本領恐慌』」），說「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肯定會引起一片笑罵、咒罵的反應。事實上，誰都知道北京給港人挑了一位民望不高（即使最新評分重回四十五分的警戒線之上）且管治成效日趨「下行」的行政長官，令待舉的港事百廢難舉（然而行政長官卻感覺良好）。而在政制改革進度上，由於政府遲遲不啟動咨詢，怎樣的選舉制度才是不會導致社會失序的普選，大家似乎都被蒙在鼓裡，因此難免憂心忡忡﹔有理想不惜付出代價之士甚且要以平和靜坐的方式，力逼政府表態。不過，撇開民主談民生，香港人過的日子實在不錯﹔當然，「不錯」不等於沒有待改善餘地和沒有不滿之聲，尤其是那些吃慣高成本「免費午餐」的人，他們的確有無厭的需求！
香港人均壽命，據聯合國有關部門的推測，到了「五十年不變」最後二年的二○四五年，將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長壽的地區。而在二○四五年至五○年之間，港人平均壽命為八十九歲，日本人和南韓人「只有」八十八點四歲。
人壽日高是世界普遍趨勢，這反映了天災人禍比過去溫和，農藥催谷助長出來的非有機食物，對人類健康的殘害，遠遠不若環保分子所說之甚（筆者絕對認同環保分子種植有機農作物的主張，但如此耕種足以養活六七十甚至快達百億人口嗎？）﹔當然，醫學的進步及經常為人詬病（全球皆然）的公共醫療服務起了積極作用，亦為不可忽視的因素。
香港平均人壽日高甚至漸漸成為世界最高，具體地說明了不少問題。首先是，香港的基本物質生活條件不差，最低限度，溫飽沒問題且有適當的公共醫療服務﹔其次是，香港人平均的精神生活亦舒暢滿足。當然，追求更好是社會進步的象征，消滅貧窮是富裕社會的崇高目標，但在這種可以「增壽」的環境裡，一切都應有序進行，尋求翻天覆地變化是沒必要且有消極效應的。
網絡營銷日趨普及，尤其是出賣的商品包羅萬有無奇不有的內地淘寶的深入民間，大大提升了香港人的物質生活，雖然人民幣匯價已強於為美元陪葬的港元，但其主要目標內地顧客的人均收入大大低於香港人（二○一二年內地人均美元GDP九千三百元、香港五萬二千三百元），因此其定價絕對是一般香港受薪者以至領取綜援的港人所能負擔的。換句話說，以香港人的收入購買內地人買得起的貨物，一般香港顧客因此應該有不少「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錢多好辦事，港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因為有廉價（是否物美因人的標准不同而異）的淘寶網而更豐富。領取香港綜援者移民內地，同樣享有比較上高收入而生活代價低廉的益處。
網上購物慢慢流行，運貨送貨的後勤服務業（物流業）大興而小零售商不易經營，相應地非黃金地帶店鋪的價格租金無可避免會下挫﹔昨天《爽報》的頭條是〈中環黃金地十鋪一空〉，導因也許與內地反腐反貪反奢侈之風有關﹔「十鋪一空」的情況短期內若無法改善，黃金地帶的租金便無法不下降。不過，即使樓價租金企穩於現水平，由於淘寶網的普及和內地政風很難「回到從前」，且別說前海漸漸成形的「威脅」，商業樓宇的前景並不樂觀。從就業市場看，物流業新聘人手能否抵銷零售業中落造成的人手流失，是經濟學者的新題課。
乙、荷蘭Groningen大學經濟學系本月初發表一項對世界重要經濟體的每年工時統計，出乎筆者意外，向有「最勤力」之譽的德國人，每年工作時數只有一千四百小時，英國的略高亦僅一千六百四十七小時，均比以「懶惰」見稱法國人的年工時一千五百小時少﹔美國人本有工作時間長的「優良」傳統，不過，這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即戰後的情況，當年美國受薪階級的平均年工時為一千九百小時，至二○一一年已降為一千七百小時。
亞洲四小龍中，南韓和新加坡依次的年工時為二千二百小時及二千二百四十小時，香港則以二千三百小時掄元—香港的假期雖不算少，但受薪階級的工作時數在經濟發達體系中最長！
崇尚「嘆世界」的香港人何以在先進經濟體系中工作時間最長？答案可以數之不盡，惟筆者只擇一端，此為樓價租金太貴有以致之。
上世紀二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民生困頓，大部分人深感前路茫茫而嗟嘆悲觀之際，凱恩斯認為經濟前景樂觀，呼吁大家不必氣餒更毋須為後代擔憂﹔當時尚不知無後的他，於一九三○年寫下那篇筆者最近數度提及的短論：〈我們孫兒一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預測一百年後的二○三○年，人均實質（當時尚無「通脹〔指數〕順應」這個術語）收入比一九三○年高四至八倍，由於入息多了，無憂溫飽，「人們（we）傾向把剩餘精力（further
energies）用於追求非經濟物事上」（以香港的情況而言，是溫飽知榮辱，知榮辱便追求自由和民主）。剩餘精力何來？凱恩斯指出到了二○三○年每周工時（當然指英國）僅十五小時，等於「剩餘精力」充沛。凱恩斯以無事不可解決的想象描繪了一幅「少做工夫多嘆世界」的新世紀圖像！
上述的「預測」正誤皆有。受薪者的實質收入，迄去年底止，比一九三○年升了約五倍，看情形至二○三○年無法達標，惟已在凱恩斯推測范圍之中。總方面看，凱恩斯的推斷是正確的﹔不過，每周工作十五小時（工時下降是因為機器取代了人的工作），便遠離事實。為什麼，即使在樓價升幅難望香港項背的英國，主因正是樓價漲幅大於薪津升幅—一九三○年，英國家庭平均用於物業的開支佔總入息百分之九點五﹔到了二○一二年，此比例已近百分之三十，即使期內平均收入有可觀增長，但樓價（和租金）的升漲更為凌厲！
香港的平均收入與物業開支的情況，肯定較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惡劣，以一般家庭平均用於供樓租樓的支出，起碼佔入息一半以上。換句話說，為了有瓦遮頭，香港人只能「超時」工作—如果不久後「標准工時」出籠，若果沒有大幅提高最低時薪的配合，工時縮短意味收入萎縮，受薪階層的居住問題更為嚴峻。但願當局興建公屋（或其他名目的公營物業）的速度與數量能夠與時並進，不然標准工時必有負面效果。
關於樓宇供應與價格問題，筆者向來認為取締欺騙置業者的「發水樓」、有秩序地拍賣土地供私營發展商建樓及視「無殼蝸牛」的數目而酌量增加公營樓宇，是保持利伯維爾場特質不變的「最佳」（筆者心目中的最佳）辦法﹔但政府有權不能不用，因而推出多項早已引起業界尤其是物業代理—經紀—不滿的所謂「辣招」。顯而易見，這些「辣招」均有立竿見影效應，只是由於物業交易費用大增令成交大降，藉買賣樓宇為生的代理的生計便大受打擊，當局宜酌情微調「辣招」，特別是一些與非投機性炒賣有關的措施。不過，正如嶺大經濟學系主任何濼生教授所說，「辣招」之外，還有樓宇供應增加及加息周期將至，准買家意存觀望，代理平均生意額下挫，自不能免。筆者的憂慮則在上述種種目的在迫降樓價的措施已生微效，會冷卻買樓目的在增值的大部分准置業者的買樓意願。這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趁此因「辣招」導致的經濟變化上，「行業轉變」該相應進行。現今之（物業）代理，古稱「市儈」（直至清代仍非貶義詞），是指從買賣中謀利的「合市人」，這種職業的最大特點是有交易（不論雙方賺蝕）便有佣金，林則徐在〈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有這幾句話：「且市儈之牟利，無論銀貴錢貴，出入皆可取贏，並非必待銀價甚昂然後獲利。」套入當前香港的市況是，不管樓價高低，只要有成交，代理便有利可圖﹔如何才能刺激物業成交，筆者的答案是樓價逐月（年）上升！看情形這種可能已難再現，為今之計，業界籌措基金以培訓被迫轉行的代理，也許是比較積極可行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