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6月1日星期一

練乙錚: 袋一世v先否決.亞細安v大中華



在各種關於「袋住先」與否的民調結果裏,到目前為止都是贊成的人數稍為多一些,有升有跌,最近兩周以來則在上升,大概是受當權派鋪天蓋地飽和宣傳影響所致。

一、有看頭之含淚袋住先

由此出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各民主派議員都投反對票,把政府的政改方案否決掉,會不會因而在下一輪立會選舉裏遭受懲罰(所謂的「票債票償」),結果保不住關鍵少數議席?當權派一口咬定「會」,筆者的判斷則是:還不至於。如此處變不驚,主要基於兩個理由。

其一,到目前為止的有關民調,問法都是比較簡單的「贊成」還是「反對」,在這兩個相反的答案之外就是「無意見」、「一半半」。這些民調的結果,像一般投票 結果一樣,不能讓人從中看到贊成者或反對者的立場有多堅決多強烈。意見後面的意願強弱,有時很重要。設想一班30個同學要決定學期旅行是要到大浪灣 游泳還是到大帽山登山,15人無所謂,餘下的,其中14個稍微偏好去游泳,最後的那一位卻嚴重畏水、見海即暈,那麼班主任最後決定去登山,也還是合理的。

筆者估計,在政改問題上,比較多數的「袋住先」支持者當中,不少只是稍微偏向支持而已。這些人不少是溫和泛民,模棱兩可而僅僅傾向支持,免得面對「社會撕 裂」;又或者是他們內心非常矛盾,覺得正反理由都十分重要,到最後「含淚支持袋住先」。還有好一些(大概一成以上),則因為是新近才被當權派的強大游說攻 勢說服的,立場還未固化,隨時有可能反水。

與此相對應,近日公開表態贊成通過政府方案的幾位意見領袖或具代表性的泛民人士,庶幾也都是「僅僅的」袋住先支持者。他們的公開表態,弔詭地有一定 的正面價值,因為清晰地說明民調裏傾向支持「袋住先」的人當中,有一定數量的「僅僅支持派」,而各民主派議員若投票否決政府方案,這些「僅僅支持派」是不 會氣憤得要對他們「票債票償」的——很難想像謝志峰有復仇心理,明年把票投給民建聯。

其二,一個研究「政改通不過,誰最該負責」的民調顯示,明顯多數市民認為政改失敗,最難辭其咎的,還是當權派(54.1%,分別含北京中央政府的 24.8%、特區政府的24.1%、民建聯工聯會加其他親政府政黨及人士的5.2%);此百分比大大超過認為民主派的34.9%【註1】。既然如此,政改 方案通不過的話,大多數的市民都不會遷怒於投下反對票的議員;不少「僅僅支持派」反過來把氣出在當權派議員身上,倒是比較有可能。

如此看來,個別還在猶豫怎樣投票的民主派議員,其實不必考慮權宜,按原則辦事就好。

二、大陸新常態→東協新寵兒

大陸經濟掉進慢檔新常態之際,國際投資界捧起了另一個寵兒:亞細安。東亞興起,說老實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只不過今年有了一些新包裝——主要是 10個成員國宣布將於年底正式組成「亞細安經濟共同體」(AEC),而區域政經形勢多年來累積的變化又的確於最近忽地明顯,遂有此「一雞死、一雞鳴」的勢 態論述,以至如果你還念念不忘什麼「中國速度」、「世界工廠」而回味無窮的話,你一定是上了年紀而且很out。

當然,大陸經濟之雞還遠遠未死,好歹還有北京官方說的7個巴仙年增長,比亞細安各國的5.4%平均數字高出好一些;然則,為何東亞之雞已經鳴得那麼 得意?無他,向錢看的專家、人士,一般都拚命向前看,而這些人看到的一些長遠基本經濟因素,在中國大陸正在走弱,但在東南亞諸國卻普遍走強。

亞細安(ASEAN;一作東協)看成一個整體的話,是當今世界第7大經濟體,人口合共6.2億,由星、馬、泰、菲、越、緬、寮、柬、印尼、文萊組 成,平均年齡十分低;估計到2030年中國大陸嚴重老化、人口總數下降的時候,亞細安的人口增長正在加速,超過一半的國民年齡在30歲以下。若論僱員平均 月工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字顯示,在亞細安裏算是比較發達的泰國是400美元,不到大陸的三分之二;近年製造業增速最快、人口勢將接近1億的越 南,則僅是200美元左右;印尼更低,其後還有處於急促而不同程度開放過程中的緬、寮、柬。這幾年大陸工業增長停滯之際,不少這些國家卻都錄得可觀增幅, 故亞細安從中國手中接過「世界工廠」的稱號,恐怕只是時間問題。因此,投資界不少人認為,亞細安是亞洲繼中國大陸和印度之後的第3個經濟增長支柱。美帝決 定持續把軍事力量和經濟注意力轉移到亞洲,乃是「冇死錯人」。

面對這個經濟新棋局,香港點玩?「大中華」的另外一個半成員即新加坡和台灣又點玩?

香港因為政治和地理原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經濟發展便與中國大陸綑綁一起,榮辱與共;八十年代以降,工業九成九轉移大陸,當初佔盡優勢,但自 1990年起,香港的GDP增幅便一直落後於保住了兩成製造業(最富活力的高端部分)的新加坡,以致今天的人均收入已被後者大大拋離。同是玩China play,香港起步比新加坡早,近水樓台先得月,到後來卻被新加坡反超,乃是香港製造業徹底空洞化、精華被大陸吸食淨盡,後雖有金融運輸等服務業填補亦孤 掌難鳴無補於事故也(反觀新加坡,保住了高增值的製造業,但金融和運輸等服務業發展得不比香港差)。主場之戰,香港輸給新加坡,是過快過分融合、失去自主 而不能「擇肥而留」之故也。

好了,如今香港和新加坡同時參賽這個ASEAN play新遊戲,勝負盤口又怎樣算?這一回,新加坡是主場。新加坡地處亞細安的中心,卻是一個獨立國家,能按情況自主制定優化政策,比起香港更具競爭力。 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新加坡比起香港有更大的優勢自不必說,最重要的一點是,ASEAN play說到底還是一個製造業遊戲。香港既無製造業可言,在大陸搞製造業的港商雖然可以轉移到東南亞找機會,但他們離地再離地,賺到錢之後的再投資也必然 是離地的,對香港的GDP一點好處也沒有(大家記得「GDP」中的那個D,指domestic)。

新加坡則不然,由於她還有製造業,因此可以在技術不斷升級的過程中,把不再是高產值的部分剝離、放置到亞細安各地,不斷升級增值的部分卻留在本土, 因而對GDP的增長繼續有貢獻。此外,由於新加坡是航運中心,亞細安的出口產品絕大部分要以新加坡為集散點,這又是香港所不能及。

還有更大更宏觀的因素對香港不利而對新加坡有利。像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經濟,賺錢主要靠周邊其他經濟體的GDP增幅(而不是水平);周邊經濟體的增 幅減慢,錢就難賺(例如,日本經濟增幅接近零,香港要賺日本的錢,難過登天)。受制於京港大小統治者的偏好,香港愈來愈成為依附在祖國母體上的經濟附庸, 祖國「給什麼、有什麼」,因此只能不斷降格演配角,在今後的各個「十X.五」藍圖裏當茄哩啡過日子。新加坡剛好相反,可以其自身的先進經濟力而執亞細安經 濟之牛耳,當10國中的大哥頭。而最要命的是,香港所依附的祖國母體的GDP增幅,已是強弩之末,而新加坡執其耳朵的那頭牛,卻是一頭年輕力壯的牛,大把 世界也。

香港經濟落後新加坡,這個局面來日方長。特府不去找經濟原因而把問題賴到「民主派搞搞震」上面而毫無科學理據,乃是沒出色的二世祖所為也。

台灣面對ASEAN play,反應異常敏銳,不少企業家、年輕人,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註2】。這裏頭有不少歷史原因。台灣早於經濟起飛年代便注重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關 係,到李登輝當政,更為了避免經濟上過分依賴大陸而提出「企業南進」計劃,可惜提得早了20年,不少到東南亞發展的產業投資者鎩羽而歸;但是,還有一些慘 淡經營留下來的,替今天的台資台企台人新南進打下了基礎。到東南亞工作,今天已經成為熱門;愈是年輕的上班族,愈認為外派到東協得到的經驗和機會勝過外派 到中國大陸。

此外,台灣的移民政策與香港的不一樣,香港的新移民絕大部分是大陸人,來源很單一,但台灣的新移民來源廣泛,例如大量的外配(外來配偶)及其第二代 當中,有東協根的就為數26萬人以上,其中尤以越南為最,餘的依次是印尼、柬、菲、泰、緬……。此外,台灣和東協各國之間,雙向都有數萬個留學生。這些都 是台灣要發展亞細安經濟關係的重要人本資源。

語言方面,台灣的大專院校比較講實際,不少已經有了東亞語系,特別是越、泰語,近年愈來愈熱門,已經取代了日、韓語而成為最受歡迎的第二外語群。小 學方面,當香港忙於「普教中」之際,台灣已有40多所小學教小孩子學東南亞語。教育部已經規定,從2018年起,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等東南亞語言,將成 為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之外的語言,列為國小、國中、高中的必修可選範圍之內。

跟香港比,新加坡和台灣都沒有政治意識形態所要求的那種單一、單向「融合」,因此在經濟和宏觀政策層面可按機會獨立自主大手調校投資方向、分散風險。到最後,「想窮都難」的,會是香港還是台灣、新加坡?

【註1】見立場新聞報道:《否決政改責任誰屬?》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否決政改責任誰屬-cy揚揚得意-泛民不願見民調結果-實情卻是/。
【註2】台灣《遠見》雜誌今年4月號有一輯8篇文章介紹東協機會和台灣優勢的文章,內容很豐富,值得筆者向大家推介。

特約評論員

江麗芬: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生倡導民主的胡適之如是說。這句話,多年來汲汲追求民主政制的港人,也應細味一番。

北京與泛民不斷重彈舊調,兩不讓步,大家對政改的話說得雖多,卻無寸進,也無具體內容可資討論。周日,北京官員與泛民主派議員在深圳會晤,會否為這場政改悶局帶來突破?不論政府、建制與泛民之間,沒有人說有期望,大家也就不敢有何幻想了。

一人一票,這是香港人多年來爭取普選的訴求;當北京承諾香港可以一人一票選舉特首之時,社會便意識到單是一人一票的選舉並不足夠,有平等和合理的參選和被選權、沒有不合理的篩選,那才是真正賦予選民的自由選擇。

民主不是口號,還須有內容,而內容也不單指選舉投票的制度,還要讓其精神可以貫徹於每個人的生活當中,否則一切只徒具外形而已。

如何能讓民主與尊重人權植根香港?這兩星期,香港的考驗來了。

近日,令政改議題讓路、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門議題,正是匿藏香港9年的內地男童肖友懷事件。事件本是簡單不過——12歲的肖友懷,其外婆聲稱不忍心肖童遭父母遺棄,遂於他3歲時帶他來港,然後一直過着非法居留的生活,直至最近自首,希望入境處酌情給予懷仔居留權,可以在港讀書生活。政府一再強調,會按照慣例審理懷仔個案。所謂慣例,就是要查清懷仔身世,以及一旦把他遣返內地會否乏人照料,有違兒童的最基本權利。

可是,當懷仔事件曝光後,卻有一些自稱維護本土權益的人,跑到協助懷仔的陳婉嫻議員辦事處、協助懷仔作學前能力測試的小學,甚至走到懷仔與婆婆的居所示威。他們指摘學校「包容偷渡」、「知法犯法」,認為必須遣返懷仔;又指稱懷仔是「四非」兒童——父母非港人、非在港出生、非法入境,倘若讓這類兒童獲得居港權,只會開壞先例,讓大量內地兒童非法湧入香港,到時後果堪虞,云云。

懷仔應否擁有居港權,大可斟酌,入境處也會按照法例、實際情況或人道精神作出決定,而非因着協助懷仔的人是何背景,或以民情作出決定。事實上,酌情權只在入境處手上,但一些所謂本土派示威者竟對本土情況不甚理解(或故作不知),不到入境處表達意見,反而跑到小學和懷仔的住所示威。我們不禁要問,這樣向弱者宣洩不滿,目的何在?只想以語言暴力唬嚇「四非」人士,以及協助他們的人?

有關注兒童權利的團體發表聲明,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這原則應適用於懷仔的個案。至於懷仔獲發行街紙、審批居留權期間可獲安排入學、不受威嚇和騷擾,同樣該以此原則為依歸,這是懷仔應該受到保障的權利。

其實,別說懷仔只有12歲,即使他已成年,也該享有基本尊重、免於恐懼的權利。這權利同樣適用於不同政見的人,當他們收到刀片恐嚇信、辦事處遭潑穢物時,社會各界應該放下立場,對一切不文明的手段予以譴責。這是爭取民主、捍衞人權者應有之義。

民主與人權並非只適用於數年一度的投票,還應該貫徹在日常生活裏。一如近日另一宗大眾關注的老人事件——有護老院員工替無力自我照顧的長者洗澡時,竟在露天地方把他們的衣衫脫個精光。這種侵損人權與尊嚴的行為,同為社會所不容。

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在《民主轉型22講》一書中指出,「隨着經濟的發展,當年輕人在更富裕、更舒適的物質條件之下成長時,他們的價值觀會發生變化。人們不再僅僅滿足於物質方面的進步,他們要求自由、自決和尊重,即人的尊嚴;並會對威權提出更多質疑,不會輕信意識形態。」

香港早已是富裕社會,年輕人總體上算得上在一定物質條件下成長,香港人亦漸漸擺脫對權威的單純信奉與順從,轉而提出質疑,這是民主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但在香港這一條發展道路上,卻同時出現愈來愈多跡近言語恫嚇用以對付不同政見的人,當中既包括泛民對泛民、建制對泛民、打着本土旗號對付新移民,又或是同情新移民的人……諸如此類,差不多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新常態」。

這種「新常態」,與大家渴求民主、公平和公義的社會背道而馳,也令香港變得愈來愈陌生。

安裕周記﹕人民不會忘記



每到六四周年前幾天,網上就會見到有心人把當年香港報刊上的支持民運反對鎮壓的廣告一張一張上載。我總是很仔細每張都看,寫這篇周記時還一直在看:香港大學 學生會「呼籲環球華人大遊行」、香港佛教聯合會學務管理委員會的「祈求和平解決,避免惡化」、一群粵劇工作者「我們的呼聲」、廣東省在港政協委員「絕不能 橫加鎮壓」、一群教育工作者「絕對不可武力鎮壓這場運動」、新聞工作者的「譴責新聞封鎖,保障知的權利」。

這些廣告永遠在歷史長河裏留下印記,年輕的一代興許不知道,他們的父執輩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間那幾個月把所有關切都放在萬里之外的北京城;或許,當年心 繫天安門廣場的一群,至今仍然未能忘記那年那月。當然,時移勢易有人會把那些年的自己輕輕放下「向前看」;覺得在中國大陸經濟超日趕美的今天回望,「幸 好」有這場鎮壓亦有人在。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各人有相信目擊的自由與不相信目擊的自由,各人有改變信念或不改變信念的自由,香港的寶貴之處就是在這裏。二 十六年過去,對今天的一些人來說,吃飯吹水酒酣耳熱之間說到六四,那年轟隆坦克開越天安門廣場、京城百姓推著平板車疾走送院的鏡頭掠過心間;驀然回首,那 應是自己為數不多的熱血一刻。

幾年前在報端讀過一篇訪問,說的是北京一間小書店的主人劉蘇里。一九八九年他曾是廣場上的示威者,過了這麼多年,太太有天對他說要移民,劉堅持不讓,說必 須留在北京。有當年和他一同上街的朋友六四後搖身一變成了商人,對劉說你們這些人把本來愈來愈好的日子搞砸了。劉聞言脫口而出「×你媽,不是那些人在前擋 槍子兒,你今天還能平安掙錢吃飯?」沒有意識形態的反覆爭論,只是客觀平實說出真相——若不是那年的年輕人走上北京街頭,中共會有其後至今的重經濟壓政治 的走向、還會有今天荷包麥克麥克的大腕土豪?

「不會忘記」與「忘記」

香港的情況也與劉蘇里說的情況差不多,不會忘記的永遠不會忘記,那是對自己的交代;要忘記的你跟他說長安大街坦克輾過,他會茫然說記不起,末了會具國際視野提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論,或者從經濟發展層次說「今天不是很好嗎」。這些情況見怪不怪,我總是很自由主義的看待這些,人類腦內的記憶如何喚起是各有 前因比如說過了四分一世紀六四可以淡化為一場風波,或者把大軍鎮壓那幾天留白而把袁木的講話記到今天。這都是自由社會賦予的巨大空間,哪怕你是如何處理你的記憶私相簿。

近年香港對六四紀念與十年八年前確是有些分別,有一種看法認為六四是中共的事,與香港無關;也有覺得六四晚會哀號式講話煩煞人心,以後最好不要這種形式 的紀念。當然仍有一批本格派認為不記念六四無以面對自己。實話實說,這三種看法或行動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尊重,只是,作為人類的一分子,記念六四與到奧斯威 辛集中營憑弔二戰期間遭到屠殺的幾百萬猶太人、或者是到廣島原爆公園對死於輻射線衝擊波的無辜日本平民送上悼念、甚至為美國南達科他州屠殺印第安人的傷膝 鎮(Wounded Knee)事件表示哀傷並無二樣。表達對死難者的記念與身分無涉,西德總理勃蘭特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在波蘭下跪,為納粹戰時殺猶暴行祈求寬恕,任何到波 蘭的外國遊客都可以這樣做;廣島每年八月六日原爆紀念日舉行儀式,遠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也會在同一天在大堂敲鐘以誌;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奧斯卡頒獎禮宣布 馬龍白蘭度以《教父》獲得最佳男主角獎,他沒有到場,而是請一位印第安女孩上台讀出聲明,抗議美國電影工業抹黑印第安人及記念一八九○年傷膝鎮大屠殺,那 是美國政府剿殺印第安人的最後一戰。

作為人的悼念歷史

這些紀念活動可以不舉行不發生,勃蘭特不是當年下令屠殺的納粹魔頭,聯合國不是按鈕投擲原子彈的飛行員,馬龍白蘭度不是傷膝鎮後人,他們不過是從更廣袤的 人文角度來對這些慘劇表示深切悼念。如果說這些誌念夾帶個人私利的意涵,那是說得過頭的污衊——勃蘭特雖然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西德戰後對戰爭的懺悔是全 國人民共同認知,並非源於勃蘭特,戰後西德對戰爭的拒絕一直留傳到今天,北約希望德國在軍事上擔任更重要的角色,德國則長年說「不」;聯合國對原爆的反彈 在於執行原子能條約時一點不放鬆;馬龍白蘭度對龐大並保守的美國電影工業的不滿,結果是他變成被拒絕往來戶,從此更少電影開拍。換言之,勃蘭特、聯合國、 馬龍白蘭度是以一己的本體悼念這三場慘劇。他們下跪敲鐘缺席是以人的層次看待誌記之事,從而跳出傳統倫理的受害者或施予者的角色,他們僅僅是廣義上的一個 人。

這樣說,無疑在今天的香港可能是被視為左膠了一些,我那群為數不少的本土派朋友說香港自顧不暇哪還有時間理會深圳河以北二十六年前的舊事,況且 這是那邊的事,與香港無關。這些說法這幾年在年輕一代之間流行,我無意深究這當 中的情理如何,總覺得任何主義思想都有其道理,能否一一接受因人而異,但香港作為一塊思想自由的土壤,這些意見俱值得尊重。不過,記念六四譴責鎮壓,是放 諸四海皆準的人類核心價值折射,這與記念納粹大屠殺、反對核擴散、譴責屠殺印第安人相同,與本土派的政治理念不相違悖。至於在另一邊反對記念六四的陣營則 是從當權者的角度出發,從政權維護到反對「和平演變」,但這或會衍生出另一種可能,這一刻還未清晰可見,過幾年就會比較清楚。

另一邊的反對聲音

說些歷史。一九五八年國共炮戰,中共解放軍幾十萬發炮彈傾瀉金門,打過去的炮彈彈殼直至今天仍然多得可以繼續用來敲成菜刀。事過多年,中共史料透露,炮打 金門而不打下金門,是中共用以繼續保持與台灣血脈的做法。甫聽之下匪夷所思,中共的解說是一旦金門廈門各自存活,兩者之間的關係會漸變成為兩個單獨個體, 也就是說,客觀上證實了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實體切割。是耶非耶,這待到此後兩年的一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才得證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甘迺迪力主蔣介石從 金門及馬祖撤退,以此換取台灣海峽和平;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遜則期期以為不可,認為只要國民政府棄守金門馬祖,中共會認為台灣走向獨立,馬上發兵攻台。這次 大選以甘迺迪勝選作結,但甘迺迪上台後不久遇弒,放棄金門馬祖之舉從未實現,中共也一直未有侵台。

事隔逾半世紀,中共始終沒有兵發台灣,這是因為金門馬祖仍在廣義上的中國人手裏而不動干戈,抑或中共沒有軍事實力打過台海奪下寶島,人們沒有水晶球,無法 得知。不過,倘視記念六四事件如當年的金門馬祖,是維繫中共與香港的其中一根紐帶,一些香港建制人士反對記念六四事件,最終可能走上替中共幫倒忙的台階, 把能夠團結的都趕到另一邊,或者說,把記念六四的港人送到更遙遠的地方。近年香港部分建制派有關六四事件的聲音逐漸調低,身段慢慢放軟,不像早年動輒強辯 「天安門廣場沒死一人」,這是因為不欲為記念六四當啦啦隊,抑或看到這段紐帶的客觀存在作用,答案應該都在大家心裏。

不忘記是人類文明的體認

六四事件於茲二十六年,事件已經內化成為香港的五臟六腑,是這個城巿獨有的核心價值,是香港俯仰世界獨自扛著的一面大旗。在講究多元的社會氛圍之下,參加 遊行或燭光晚會的巿民,當中可能沒有兩個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百分百相同,甚至對遊行及晚會形式乃至整個行動的目標有著南轅北轍的認知。前者如另行記念的香 港大學學生會,後者如具體對待政治變革的手段,然而理念即便分歧,卻無影響作為一個人的良知見證。對於二十六年前星夜北京街頭的密集槍聲,勿論是本土派抑 或大中華、是左膠抑或右膠,不會忘記是人類文明的體認。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古德明: 抗戰勝利紀念日



梁振英政府最近宣佈,九月三日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全香港僱員將獲一天特別假期。城中財閥,因此要白付僱員一天薪水,但明知那是政治所須,於是 無一抗聲反對,印證了新香港「政以商行,商以政肥」的原則。抗聲反對者,倒是港九工團聯合會主席李國強。他說:「九月三日紀念抗日勝利,是習近平去年才提 出的,旨在冒認領導抗日戰功。我們應紀念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日。」李國強失察了。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已定九月三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只是不久之後,輿圖易稿,中共就把這紀念日廢了。那並不奇怪,畢竟當年日本向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 欽呈上的降書寫明:「向蔣委員長投降。」現在,紀念日只是由習近平重新提出,中共人民代表大會還煞有介事的通過,儼然一副抗日勝利者模樣,一定是以為抗日 史實已經無人懂得。

請看習近平五月七日發表於《俄羅斯報》的文字,述說戰史簡直隨心所欲:「戰時,毛澤東主席長子岸英,任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坦克指導員,轉戰千里,攻克柏 林。」他忘了新華社屬下《國際先驅導報》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詳徵博引,說二戰期間,毛岸英根本沒上過前線作戰。不是有習近平這樣的領袖,中共和日寇裏應外 合夾擊國軍的史實,怎會變成「領導抗日」的彪炳戰功。 《安祿山事迹》載:唐玄宗年間,安祿山鎮守邊疆,常置酒招契丹、奚等族人聚飲,卻在酒中下毒,把毒死者頭顱割下,「函(盛在匣中)以獻捷」,「詐稱破奚、 契丹,所獲駝、馬、牛不可勝紀」,領取軍功。今天,中共可不必像安祿山那麼多事。他們只要想像一到,史筆一揮,就可轉戰千里,獻馘萬計。

九月三日,香港、大陸要紀念抗日勝利,其實最好辦個抗日將士下場展覽,教百姓看看中共怎樣崇德報功。

據《北京青年報》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報道,雲南龍陵縣有個付心德,曾參與淞滬、武漢、長沙等會戰,到日本投降,解甲歸田,不料中原鼎革,從此成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工作丟了,兒女也上學無門。他二零一三年才在貧困之中病死。

還有蔣介石譽為「中國虎」的廖耀湘,有功於崑崙關之捷,有功於緬北剿日。一九六八年,這個「國民黨將軍」給中共抓去批鬥,心臟病發,死在批鬥會上。

還有「抗日鐵軍」領袖王耀武,在湘西會戰之中,大殲日軍。文革期間,這個「國民黨將軍」也受不住中共批鬥,一病不起;他妻子難免受牽連,先被逼瘋,再被逼死。

王耀武、廖耀湘、付心德之類故事,指不勝屈,九月三日展出,一定會為中共抗戰勝利紀念日生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