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引起港人強烈反彈。北京也感到這次反彈超出預期，於是押後京官來港解畫的安排，以免火上加油。
這份白皮書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7國文字發表，顯示它不單面向香港，還面向國際，在某程度上更是向書中所指的「外部勢力」放話的。加上北京近期連串行動，包括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接受港媒訪問、建制派和港府官員連番放話，可見北京已把打擊「反對派」的活動（尤其是「佔領中環」運動）以至「他們與外部勢力的勾結」視為一項系統工程。《白皮書》只是其中一門重炮，日後還陸續有來。
正常人一看，都明白這樣「打殘」香港，對「一國兩制」、對香港和整個中國也毫無好處，但為什麼北京仍要強勢出擊，不惜推翻鄧小平在1980年代構想「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內容和承諾呢？
談到這個問題，我仰天長嘆，感慨良多。在香港回歸的歷程中，我算是「幸運」的，從鄧小平談「一國兩制」開始，上級已安排我參與有關採訪；中英會談期間，我奉派長駐英國，經常與中英官員和政界接觸；《基本法》起草時，我被調到北京，與主事官員和有關人士頗多溝通；「六四」後，雖然我被視為「異類」，但仍有機會與各方官民接觸；香港回歸後，也跟進了一些重大事件決策的台前幕後。撫今思昔，驀然醒悟，事物都在變，關鍵只是變好還是變壞，變得合理還是無理而已。在此，且讓我把過去30多年的親身接觸和事實作一對比，結合《白皮書》的內容，為未來香港的內外政治「算一算命」。
（一）變了些什麼東西？
粗略一看，《白皮書》與當年討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時的內容，已有多處根本性的改變。這些「質的改變」，正是觸動香港人的地方。
‧鄧小平最早說過「不派一兵一卒」，後來改為「中央只管國防和外交」，其他事情都不多管；可是，如今卻是鉅細無遺地管起來，還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權力），香港就有多少」。此外，北京更直接或間接介入純粹屬於香港內部的事務，例如區議會選舉、本地建制派組織的人事安排等，還要影響香港司法獨立的精神，令「兩制」蕩然無存。
‧當年黃華、耿飆在鄧小平最初同意下，向外表示在港不會駐軍（當時的想法是「國防可以在北京從政策上管」，而駐軍可在深圳，有需要時才過境執行任務），但後來鄧小平又突然改變，認為「不駐軍如何體現主權」，並訓斥黃華、耿飆「胡說八道」；今天駐軍成為事實，並成為隨時備用的一把刀。
‧當年，北京說「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這句話在回歸後數年已不再說了；今年北京「兩會」期間，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連「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也「精簡」掉了。
‧當年討論香港回歸後的治港班子時，曾說過「以愛國者為主體的各條戰線大聯盟」（即沒有被北京視為「愛國」但有真材實料的人，也可成為執政班子的成員，所以，香港回歸後也有外籍高官）。這句話雖然不是常用的官式表述，但確是當時的原意，一直沒有被否定。如今的表述卻變成「愛國者治港」，沒有了「各條戰線大聯盟」，在實踐上更是親疏有別，在政治上排斥異己，令北京和港府的決策更加偏聽。
‧《基本法》（或官員解讀時）列明很多事情只需向中央「報備」或「備案」，但如今卻變成要得到中央批准。
‧當年港澳辦副主任李後談及《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時說，鄧小平和中央的精神是「宜鬆不宜緊」，但如今解讀和執行《基本法》卻是處處從緊。
（二）改變治港政策的原因
上述只是主要的變化而已，還有很多細微的變化，不勝枚舉，但無論如何，人們會問：北京為什麼要變？我想，變的原因可分「淺層次」和「深層次」兩大方面。
淺層次的原因包括：
（1）不再需要香港作為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的例子，既因為台灣官民由始而終不相信「一國兩制」，也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已成了反面的例子，更因為北京已有其他方法拉攏或誘迫台灣，所以毋須在香港續演「一國兩制」的戲了。
（2）不再像1980年代那樣依賴香港的經濟助力，相反，香港經濟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內地。這方面的數據很多，在此不贅。
（3）「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和外部勢力」在香港活動日益頻繁，令北京更擔心（下詳）。
之所以說上述只屬「淺層次」，因為這些原因只着眼於利害關係，有利則為，無利則變，完全體現了北京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這種善變在全世界執政者身上都俯拾即是，不足為奇。因此，更重要是必須找到「深層次」的原因，包括：
（1）經過10多年「兩制」的磨合，北京發覺對香港管治困難，甚至是「管治失效」，「政權是回歸了，但香港人的腦袋還沒有回歸，容易被外國利用」（此乃北京人語）。在「外來危機」的淺層次原因驅使下，觸動了北京心底裏的「深層次因素」，對「兩制」抗衡「一國」感到不耐煩，甚至對「一國兩制」漸失耐性。有些官員還說：「如果香港人仍不適應回歸後的轉變，就創造條件讓（逼）他們改變。」這是「左」的思維在背後蠢動的深層次因素。
（2）最核心的問題是，今天的管治思維仍是數千年來的封建意識和模式，只是由「家天下」轉化為「黨天下」而已，北京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民主化大潮。如果這個深層次因素不改變，而香港人的堅持也不變，那就預示着未來的碰撞將持續一段頗長的時候。
（三）北京是否真的害怕「外部勢力」？
在《白皮書》、官員和建制派口中，經常強調「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外部勢力」經常在香港進行滲透、顛覆、和平演變等活動。這些說法有多少屬實？有多少屬於嚇唬港人？最重要的是，北京是否真的害怕這些勢力？
首先，我們也應該了解一下北京對上述3種勢力的判斷。「外國勢力」是指外國政府，尤其是美、英兩國，因為中國認為美國是目前對中國敵意最大的國家，而英國則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也是「香港以前的宗主國」；儘管英國的實力已大不如前，對華政策也跟美國不同，但它在香港仍會產生不利於中國的影響力。這是北京認為有根據的合理懷疑。
「外來勢力」則指在大陸和香港以外的力量，例如海外民運人士、台灣反對派等，因為這些不算是外國，所以稱為「外來勢力」。至於中國後來把警惕對象擴大至「外部勢力」，範圍更闊，把外國的非官方力量，例如「敵視中國的國際團體和非政府組織」、跟它們有聯繫的香港人士（例如泛民）等民間力量，自然也涵括在內。
至於實際證明，北京也認為「確實有根有據」。舉例說，建制派發現「外部勢力」除了利用香港作為收集中國情報的基地之外，還在香港進行6方面的工作，包括：利用貧富懸殊、勞資糾紛製造社會分裂和抗爭；影響和爭奪青少年，製造激進勢力；影響傳媒，搶奪輿論陣地；影響和催化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訴求（例如金融界「佔中」爭普選）；協助發展互聯網的反官方勢力；協助發展本地的非政府組織。在北京眼中，這些都是「分化社會，擴大香港與內地矛盾的陰謀」。
平情而論，在香港有沒有這類活動？有。我不質疑北京這一點，北京甚至已把香港視為「國際鬥爭的前沿地帶」（負責實務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分別由曾是外交部領導人的楊潔篪和王光亞出任，就是明證），不會掉以輕心。但關鍵是：上述6方面都是香港內部自發和演化的，而不是「外部勢力」製造的（頂多是借勢利用）；此外，這些「外部勢力」的活動對香港的實質影響有多大？以及如何回應？
我經常與內地朋友討論，外部勢力在香港進行上述活動，那麼內地在香港有沒有同類活動？也有。他們說，中國是香港的宗主國，可以這樣做。但我說，香港人不是這樣看，無論是外國還是內地，也在影響和破壞「一國兩制」，而且內地的影響比外國更大。此外，如果中國指摘外國在香港搞和平演變，那麼中國有沒有在外國進行同類活動？有沒有協助或與某些人士進行有利於中國的活動？有，只是規模和影響程度不同而已。我這樣說，不是贊成外國在香港「搞搞震」，而是想說明：在國際政治生活中，這類活動是常態。我也反對外國搞亂香港和中國，但我認為最佳的回應策略是：拿出比對手更高明、更能凝聚民心的方法，而不是被對方佔領道德高地，然後「關門打仔」（參閱下文）。
再說，即使外國在香港進行上述活動，但按目前的中外形勢，我看北京也不會真怕，因為北京投放在香港的資源遠超外國，而且北京擁有政權、軍權、經濟權，外國難對香港有實質影響，北京對外部勢力頂多是憎恨和討厭，而不是驚怕。况且，外國政府各有盤算，基於要與中國保持良好經濟關係，也不會在香港有過分的活動，美英兩國也如是。內地官場的理性派也是這樣分析。
所以，如果北京經常強調「要在香港警惕外部勢力」，但這些外部勢力根本是香港人看不到的，久而久之，外部勢力只會變成一種沒有說服力的「理由」。再說深一點，「外部勢力」實際上已成了北京打壓香港民主的外衣，北京擔心的不是外部勢力的顛覆，而是擔心香港人自發的民主訴求與外國較成熟的（爭取民主和社會運動）經驗結合起來，從而令北京管治更加困難，甚至影響內地。這種心態已在《白皮書》內顯露無遺了。
（四）未來香港內外政治的發展
從《白皮書》可見，北京現在是按眼前的政治需要來解讀「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這種思維演化為打壓「兩制」的具體行動。預測日後的形勢發展將有以下三大趨勢：
（1）北京為確保治港不會失控，壓力會步步緊迫，而香港人的情緒將更反彈，抗爭行動也會深化。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也許有部分香港人會因應形勢而退而求其次或逆來順受，但無論是哪一種反應，也不是心悅誠服的，始終解決不了兩地的政治差距和管治問題。
（2）有心演變香港的外國和外部勢力將會更高興。它們總結過去的經驗認為，「北京是最大的亂源」；《白皮書》的高壓引起香港人反彈，將令外國更有機可乘，繼續「靈魂附體」，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令香港人與北京更加疏離。北京如死守舊思維，不懂爭取民心和提高技巧，不斷自亂陣腳，頭痛的事只會更多。
（3）港、澳、台3地的民間力量將進一步凝聚，雖不會馬上結合起來，但基於唇亡齒寒的威脅愈趨明顯，3地民間力量進一步互通經驗，互相支援，外國乘勢介入，已在預期之內。
如果上述3種趨勢真的不幸言中，那麼「一國兩制」就不是死在外人手上，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上。鄧小平的偉大構想，只會變成歷史泡影，屆時就悔之已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