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 懷才不遇怎麼辦？

近日公開試和大學招生陸續放榜，莘莘學子，有幸有不幸，有人歡喜有人愁。拿到高分，考進心儀大學的，固然欣喜；但若然成績並不理想，也莫要灰心喪志，更不要從此對自己失卻信心。作為一個老師，也得承認評分始終有一點主觀成分，且讓我與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考試評分低卻獲獎的作品

幾年前去過美國華盛頓旅遊，那裏有一座著名的越戰將士紀念碑，訪客絡繹不絕，她的設計如同大地開裂接納死者，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她是一座V字形建築，在幾米高的黑色大理石碑牆上，刻5萬多個戰爭中死去或失蹤的將士之名字，而設計的方式讓訪客不單能看到，還能親手觸摸到每個名字，讓人在這刻滿了不幸名字的大牆下，為戰爭作出沉思，不少人把她譽為美國最動人的公共建築。這座紀念碑其實背後還有一個故事。

一位四年級的華裔女大學生，修讀喪禮建築學時，老師把當時正在籌建和公開徵求設計的越戰將士紀念碑，定為課堂作業。這位女生幾經心血，不料，作品卻只拿到一個B 級，這在美國大學學制裏，可說是頗低的分數。但該女生卻沒有氣餒，並且一氣之下，把設計及有關的圖文解說，直接寄給了主辦單位。當時的評審為了公平起見，採用匿名方式，參加者更不乏行內一等一的老行專。結果，這位寂寂無聞、乳臭未乾的女學生，卻竟然脫穎而出，獲得一眾評判的青睞，擊敗一眾享負盛名、造詣深厚的高手，意外奪標，讓舉國嘩然。

一份課堂上只能拿到差強人意分數的功課，卻在另一個強手如雲的比賽中，排眾而出，備受肯定和推崇。有時考試評分，就是可以如此。

這位女學生名叫林瓔，如今成了著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師，她也是林徽音的侄女。不錯，林徽音就是那位中國著名的建築師和詩人，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丈夫是一代宗師梁思成，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者，也是中國近代大改革家梁啟超的兒子。

不獲同胞賞識 天涯彼岸卻獲知音

每當學生收到成績單，偶爾也會有些心有不甘，認為與心目中成績大相逕庭，因而提出上訴。作為老師的，當然會用心覆核一遍，看看是否真的有出錯，需要還學生一個公道，但要是真的愛莫能助時，我常常會告知學生以上的故事，鼓勵他們，考試考得高分固然是好，但即使不獲老師青睞，也不打緊，只要有真材實料，一樣總有出頭天。

有關懷才不遇，不獲世人賞識的故事，我還想起另外一個，那是我近日看過的一套動人電影，榮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Searching for Sugar Man（香港譯作《尋找隱世巨聲》）。

他原本是一位在陋巷草根酒吧演唱的創作歌手，偶然被唱片監製發掘，驚為天人，立即跟他簽約，以強勁班底為他製作了首張個人唱片專輯Cold Fact。唱片公司滿腔期待，以為他必然一鳴驚人，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唱片只售出6張﹗後來又再出版了第二張唱片，但銷路一樣慘不忍睹，公司遂告心死，跟他解約。從此他便人間蒸發，傳聞他在一場告別演唱會上，以吞槍或自焚之類的悲壯方式自殺，結束了悲劇的一生。自此在美國再也沒有人有興趣再提起他。

但是機緣巧合，他的一張唱片被跨越重洋帶到當年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其歌曲中的含蓄反建制精神，滋潤和啟發了無數心靈，以及音樂為公民抗爭提供了土壤。結果唱片狂賣了近50萬張，創造了一個樂壇奇蹟，幾乎所有當地平民百姓都可以完整哼出唱片中每一首歌，他也成了南非人心目中一個傳奇。但遺憾的是，當時南非仍處於一個封閉的年代，美國人不知道他們的一位歌手，原來在南非被奉若神明；而南非人也不知道，他們心目中的這位天王巨星，原來在故土卻是如此落泊潦倒。

接下來故事的發展峰迴路轉，出人意表，在這裏我不想作太多的劇透，我只是想在這裏帶出一個信息：即使眼前人不懂得欣賞你並不要緊，或許在將來，或許在另一個角落，會有另一批知音。沒有人可以放棄你，除非你先放棄自己。

這位歌手的名字叫Sixto Rodriguez，誠意向讀者推薦這套電影。

人生就如朱古力

財政司長曾俊華近日在他的網誌中發表了一篇文章〈人生朱古力〉，當中引用了電影《阿甘正傳》裏的一句名言來鼓勵會考生：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生命就像一盒朱古力糖，你不會知道你將會得到什麼。）

說起以朱古力來妙喻人生，我也想起自己寫過給朋友的一句：

「人生有時就如黑朱古力，要在一浸苦澀之後，才會嘗到甘甜。」

蔡子強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練乙錚：街道上的舊建築 課堂裏的「新清史」

香港漸多事，近日再度牽扯出我的學生陳茂波。陳與我一樣出身貧苦，但他憑意志堅定努力不懈，建立了出色的個人事業，是典型香港晚殖民時期獅子山下的故事。也許，過去賴以成功的商界辦事標準，不再符合今天社會對政治人的要求，以至當上局長的陳茂波不斷遇上麻煩，殊為可惜。也許，有一天，他在這條跑道上走到盡頭之際，回味起陶淵明的詩句，也會興「不如歸去」之嘆。當然，我這個多年前他的授業者，今天難再給他解惑，只能祝願他往後的路走得和以前一樣亮麗瀟灑。

言歸正傳。話說我在海參崴講學，談到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學生竟然能夠接受，與我坦誠交換看法；我但覺得「孺子可教」，提出更尖銳的觀點，引導他們反思世上一切強國人加諸周邊弱國及少數民族身上的帝國殖民行為。我說：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我還說：一些史家認為，「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大家可以想見，這樣以自省而持平的態度看待歷史，我的俄國學生就比較能夠考慮我提的觀點和史實；換作是以一貫的受害者態度、以復仇心態講人家老祖宗的醜史，效果會很不一樣。在課堂裏如此，在國際關係裏亦然。

在海參崴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陽光周末，教完星期六早上的半天課後，我一個人跑到臨海市中心購物區一帶蹓躂，本能地首先進了一間書店，不過，呆了沒幾分鐘便「知難而退」，因為連俄文的三十三個字母還未完全認得，無法辨認書目上哪些與其他印歐語有點共通的字眼。跟着，沿проспект Океанский（望洋道）往南走，經過一間又一間的高級珠寶店，進入其中一間最華麗的觀看，櫥櫃裏擺放着的首飾，只有最普通的幾件有標價，但價錢已經令我吃驚，於是再度「知難而退」。再過幾步路，轉入一間熙來攘往的多層大商場，裏面多是歐美日名牌產品的專店專櫃。這裏，遊客與當地人並肩，混集着講俄語的各族裔當地人一夥又一夥，都陶醉在消費者特有的喜悅和歡笑中，不經意地享受着無國界隔閡、無種族異化的和諧。

一條街名看歷史

望洋道的盡頭，便是東西向的улица Светланская（Svetlanskaya街），過了這條街便是海市中央廣場。Svetlanskaya街的名字甚有來頭。Svetlana是帝俄時期一條俄羅斯戰艦的名字，但奇怪的是，這條街最初叫улиц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American街），而Американская也是一條戰艦的名字。原來，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的時候，俄、美並未交惡，俄國海軍接收海參崴及鄰近地區的艦隊司令所坐的戰艦，不僅是在美國紐約製造，還因此以「American」命名（史上的「俄屬美洲」，即今美國阿拉斯加州，1733年至1867年還是俄羅斯領土，1867年俄國因財政困難，把該片土地賣給美國，可見當時兩國關係不壞）。

1873年，沙皇派遣其親屬、未來的俄羅斯海軍總司令阿力山德洛維奇大公爵巡視俄羅斯東方領土，此公坐的戰艦名為 Svetlana （「光明」的意思），市府為討大公爵喜歡，於是把American 街改名為 Svetlanskaya街。1924年，蘇聯領袖列寧去世，此街又改名「列寧同志街」；1992年，蘇聯已經覆亡，此街名字又改為老舊的Svetlanskaya街。

我在這條大街上往東走，發覺儘管街的名字改來改去，沒有改的卻是沿着街道北邊聳立着的大批帝俄時期建築群，美輪美奐的古典主義風格讓我驚訝不已，其中的舊俄羅斯西伯利亞艦隊司令部大樓（今天的濱海銀行總部）尤其可觀，已列為國家級文物；街上其他列為文物受保護的建築物，竟不下一百棟！步行約一公里，到達Золотой мост（金橋，即金角灣大橋），乃專為去年APEC海參崴會議所建的兩條大橋之一（另一條連接到海市南面的Russky Island，APEC會議在該處召開，其後整個會址成為FEFU的新校園）。與古建築群比，此等「面子工程」壯觀有餘美觀不足，是我個人偏見。

沿路折返，便到海市的臨海中央公園，中有「保衞蘇維埃政權烈士紀念碑」的銅像群，紀念一次大戰中陣亡的蘇俄士兵，旁邊多的是玩滑板的青少年，我發覺亦是不同膚色的小朋友混集一起。看來，俄羅斯「老大哥」的民族關係搞得比中國大陸上的好：二萬餘公里的陸地邊界上，只車臣一處還有激烈的反俄獨立運動，對比中共治下出現愈來愈嚴重的「四面楚歌」——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還有最近大陸諸官員大罵的「港獨」——無疑更和諧。此中原因，泰半恐怕是，蘇維埃時代想獨立的主要少數民族，1991年之後都先後獨立了，俄羅斯不得不對他們好一點，不然美帝要進入俄羅斯的後門，便有機可乘。

跟着的周一中午，俄羅斯同事們邀請我和其他幾位客座到市中心的一間飯店吃中飯，東道主是國際關係學系的系主任，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英語說得非常好；席上，我和她交談，才知道她是哥薩克族人，來自蒙古國以北的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小城市（「離這裏兩千公里左右，不太遠」）。哥薩克，又稱哈薩克，在俄國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民族，人口只有十四萬，佔全國一億四千多萬總人口中的千分之一，其民有勇武善戰的傳統，拿破崙東征俄羅斯，最怕遇上的就是哥薩克輕騎兵；1917年俄國革命前後，支持白俄軍隊對抗布什維克紅軍最力的，就是哥薩克族人。

一份執着到中國

FEFU是俄國最好的五所國立大學之一，在俄國遠東地區更首屈一指，其國際關係學系由一位哥薩克人出掌，箇中或有特別涵義，可惜我未及深挖。飯後，這位系主任對我說：「你從外面來，應該給我們的學生多一點思想衝擊。」此話也許僅僅出於客套，我的回答卻很認真，說希望介紹一個對地緣政治學有用的「新的」歷史觀點。當然，識見所限，我只知道這個觀點已對中國史學界產生衝擊，不知道對俄羅斯有什麽具體影響；研究後者，大概是俄羅斯學生有興趣做的工作。

1988年，新左派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出版《歐洲中心主義》一書，滙集了二次大戰之後的去殖民化運動孕育的思潮，批判了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沿用的以歐洲文明為參照中心的觀點，對西方的傳統歷史學和新興的文化論影響巨大。知識界對這回事並不陌生；其實，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在阿明出版該書之前，已經日漸普遍。1984年，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界，也響起一記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槍聲；這一槍，竟是由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一位學生打向老師的，學生名叫柯文（Paul A. Cohen）。槍聲響過，範式轉移。

費正清「學出多門」。他在牛津的老師是H. B. Morse，一位曾經在清政府時期的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下面任職的美籍英國人；此老離開中國之後，專注歷史研究，對晚清的外交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課題，都有權威著作。在北京清華，費的老師是民國有名的歷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不過，他後來建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所用的「刺激、反應」範式，卻來自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他認為，與他的老師同時代的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過分依賴西方資料，因此包含大量偏見；為此，他特地跑到中國，拜蔣氏為師，在後者指導下研究中文資料、瞭解中國學者的觀點，即「從中國本身瞭解她對西方殖民主義侵華的反應」，並以此為主軸，解析整個中國近代史。他與他的早期拍檔鄧嗣禹合寫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便貫串着這個觀點。費氏桃李滿門，就偏偏有一個柯文「反骨」。

柯文認為，在費氏範式裏，提供「刺激」的西方，依然是主角，中國就只有被動作出「反應」的份兒；要正確理解那段中國史，非得以中國作為主體入手不可。於是，1984年，柯文出版了他的力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提出所謂的「中國中心論」。中國兩千年來都是大國，就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其經濟實力也穩佔世界第一，其歷史發展有不可動搖的內在邏輯，是由她自己內部的社會力量和精英階層裏不同的政經派系之間的博弈決定的，並不是一些「西方列強」在她的周邊上有所動作便能左右。為說明這個觀點，柯文在書中舉了越南戰爭的例子：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盛時期對小國越南（的一半）發動滅絕性的長期戰爭，到頭來一敗塗地，未能阻止越南走向共產主義分毫。二十世紀的越南如此，何況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

一組論斷最顛覆

乍看，柯文的「中國中心論」，靈感來自新左派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理應受中國史學界、特別是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學者乃至一般國人歡迎，但其後發展並不如此，原因有兩個，都是學理邏輯問題。其一，中國既是自己歷史發展的中心或內核，則「成也中國、敗也中國」，列強侵華不過是陪襯、是中國本身這場戲的一些布景板而已。但是，在民族主義者的眼裏，標準論述卻可以歸結為「成功是源於中國自己的努力，失敗是因為西方惹禍搞鬼」，而柯文的「中國中心論」，無異替帝國主義開脫。不過，這一點還比較好應付，學理邏輯推演出的另外一個觀點就麻煩得多。問題出在對清史的態度。

柯文的學生、門人，把「中國中心論」背後的範式邏輯（其實即是「歐洲中心論」的批判邏輯）繼續推演，應用在清史上，得出的結論是：研究清史，必須以滿民族歷史、大清帝國觀點、滿文史料為中心，而不能用漢民族歷史、「中國觀點」、漢文史料代替；否則，犯的偏見，性質就如同以西方的觀點和史料研究中國史一樣。三十年來，持此學理的史家，利用八十年代至今逐步解封的清政府官員以滿文書寫的一手資料（總數一千多萬件，其中二百多萬件沒有當時的清政府官方漢文翻譯），得出一組顛覆性的歷史論斷，提出多個十分尖銳刁鑽的問題，令傳統史家特別是那些不諳滿文的清史家應接不暇。

這批學者異軍突起，很快形成了所謂的「新清史」學派，在美、中、日、韓、台等地都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在美國，此學派的大本營是巴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不過，其實力已經伸展到東岸，連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歐立德 （Mark Elliot）也是此派的核心人物（老費泉下有知，好氣還是好笑，就要看他的量度！）。

一門學派新登場

1996年，「新清史」學派猛將、匹玆堡大學的Evelyn Rawski首先發難，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作題為《再觀清代》的會長演講，以滿文史料為據，批判史家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關於滿人入關後全面漢化的結論，認為滿人始終非常刻意保護自身的滿族傳統和文化認同，而所謂的「漢化」，不過是一種統治手段。兩年後，何炳棣以〈捍衞漢化〉一文反駁，一場大辯論由是展開，「新清史」學派於是登場。【註1】

接着，該學派提出一系列看法和問題：

一、傳統看法認為，「清」是一個朝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滿人自發源地長白山為起點，入關之前的數百年裏，已經侵佔了北至外興安嶺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回頭南下攻佔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因此，「中國」這塊戰利品，只能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二、大清以武力擴張版圖，不是空前絕後，也是世史上少有，是典型的（舊式）帝國主義；其對征服的領土大規模殖民，亦與西方數百年來的殖民手段吻合。列強侵華，大清無力招架，淪為受害者，是她內部衰敗之後的結果（言下之意：這個受害者並不十分值得同情）。

三、大清亡於以漢族為主的革命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並以「五族共和」為理論基礎，着手建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觀當時對滿族的壓迫、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漢人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的那種緊張，在在顯示「中華民族」並未打造完成；按此，以「中華民族」為根基的「中國」，意義也並不完全清晰。

等等。

我的俄羅斯學生聽這堂課也聽得非常緊張，那麽「新清史」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引起強大震盪，就不足為奇。【註2】

〈俄羅斯講學記〉．之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兩篇文章都刊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awski文章見該刊1996年11月號；何炳棣文章見該刊1998年2月號。

【註2】大陸史學界的一些反應，見諸一些學者的文章，如《史學月刊》2012年4月號華東師範大學李愛勇的〈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月號人民大學夏明方的〈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

林行止:立法規范孝行 漏洞多成效

 一、內地大約一年前出爐、本「弘揚中華民族敬老、養老、助老的美德，根據憲法制定」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下稱《老年權益》），對老年人（六十周歲以上）的權利和贍養人（老年人的子女及其他依法負有贍養義務的人）應盡的義務，有巨細無遺可算非常全面的規定，舉其犖犖大者有「禁止歧視、侮辱、虐待或者遺棄老年人」、「子女或其他親屬不得干涉老年人離婚、再婚及婚后生活」，還強調「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而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真是具體而微，媲美《憲法》對人民享有種種可說應有盡有權利的規定。此外，當局定農歷九月初九為「老年節」（此節似為我國獨有），由於《老年權益》第三條至第十條明文規定各級政府要把「老齡事業」（這還是第一次聽到的「行業」）列入財政預算及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有關部門做好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而「國家和社會」會採取措施，以「健全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多項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歡樂」。內地真是老年人的天堂，政府如此周到，且立法「強迫」子女等后輩行「孝道」，老年人真太幸福了。由於「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國家一項長期戰略任務」，預料內地的「老年節」一定會搞得熱熱鬧鬧、耆英開顏。《老年權益》不算新聞，近日西方傳媒所以「熱炒」，皆因內地出現一項代子女「行孝」的行業（下詳）而引起廣泛注意。

可是，親情的有無、子女是否孝順，不僅很難通過立法去解決，其有無亦不易用傳統智慧去衡量，以人人訴求不同，因此不可能有「通論」。事實上，什麼是「經常」，怎樣做才算合格的「看望」和「問候」，並無定義亦乏具體的形容，以至諸如什麼才算是有關人等以至法官大人認同的「關心」，並無（簡直不可能）明確規定，因此執行起來肯定極度困難……。一旦后輩「犯案」，便可能要憑法官大人主觀定奪﹔而這類可「酌情」處理的事，在貪風彌漫的國情下，便很難有令多數人信服的判斷。總之一句話，「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清官」在內地屬稀有品種），放諸中外古今而皆准，如今中國政府要以法律行之，困阻重重紕漏百出是免不了的。

在筆者的想象中，出自儒學的「老吾老」，才會滿足受者的「精神需求」﹔可惜，作為「舊禮教」重要元素，由於儒學曾被批判為「吃人的」，「幼年教孝」的傳統，早就隨風而逝﹔如今開遍世界的「孔子學院」，宣揚的好像不是這一套。現在要它復活復興，恐怕不能憑一紙法例而是要用數個世代的時間不斷教化才能勉強辦到！

二、在中共治下數十年，一窮二白期隻知歌頌毛主席和共產黨（親爹親娘算是老幾！），經濟勃興后則一切唯物質是尚﹔加上在一個基本上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獨孩」自幼被寵壞，孝這種必須后天培植的行為，在內地似不易尋覓。根據「孔家店」儒家的說法，父母護育嬰孩、稍長撫養供書，盡顯雙親的「慈」（慈是先天形成與生俱來的），而待其成年仔肩已盡父母轉入晚境，子女若不以「教道相敦勖，恐興風木之嘆……」（見錢穆《雙溪獨語》第三十三篇）。中國千百年來「育幼養老……發揚孝心慈心而達和美圓滿之境」，這種自然和諧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安」社會，在極端政治化和絕對金錢至上的大環境下，早已成為陳跡。正因為如此，中國才有世界少有要用法律規范道德行為，強迫子女應盡「孝」以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德政」。

然而，孝道屬於道德層次的行為，是無法憑法律來規范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什麼才算是「經常看望或問候老年人」，恐怕很難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經常」、「看望」、「問候」都不易有標准（七月中旬內地有一宗判例把「經常」定為二個月，即兒子二個月要「看望」、「問候」雙親一次），在這種情形下，《老年權益》必會引起沒完沒了的訴訟，雖然予經手斷案的執法人員及法官上下其手的機會，卻肯定會使更多的老人家傷心。

《老年權益》還衍生了不少「法律漏洞」，比方說，如果子女因遠在外工作或住於本地而太忙無法抽身做出符合《老年權益》的諸種規定，可否請人代勞？在筆者的想象中，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由「非家庭成員」這樣做，隻是表面虛應工夫（「做秀」），並無真正關懷老人的精神內涵，與《老年權益》中的「道德規范」背馳。不過，海峽兩岸人民的看法肯定有異於筆者，若不如此，內地近月便不會出現一種收費代子女盡「孝道」的行業，據貼在淘寶的廣告：「十分鐘八元﹝人民幣．下同﹞、一小時二十元」，亦有「一小時一百元」……的「代看老人、給父母打電話、帶看空巢老人」所謂「常回家看看」的新興行業。這種在西方社會看來非常詭異的服務，在中土（內地和台灣）卻有滋長的土壤，因為傳統中國喪禮可以雇人「哭喪」＊，代孝子賢孫「哭喪」既被傳統社會認同，代子女「關懷」老人家有何不可，內地有「代子女行孝道」的職業，便是答案。

三、內地早已「走資」，不過仍抱「琵琶」，以示「有社會主義特色」﹔而欲鼓吹「孝莫於嚴父」，社會主義不管用（即使立法亦枉然），資本主義特色才派用場。

資本主義看穿人性貪婪自利的一面，因此頗能對症下藥﹔資本主義世界俱以物質誘因導使子女及其他「負有贍養義務的人」遵行孝道，最常見（亦見諸香港）的誘因—誘使子女及「有關人士」供養老人家—是稅務寬免，即供養父母的金額可扣稅。顯而易見，這樣的「稅法」，先假定有財力的子女不願供養父母，是對子女的侮辱，但此稅例之立，是對老人家物質生活（免於飢寒交迫）的保障。和內地不同，「不孝」在資本主義社會，隻是道德過失，並不違法，因此故意或疏忽照顧父母，並不罕見，乏人供養的老年人，因而成為社會的負擔，這對大多數（納稅）人並不公平，為彌補此種漏洞，遂有「扣稅」的發明。換句話說，「扣稅」是「必要之惡」，因此少人詬病。

「扣稅」對「供養」雙親的子女有一點鼓勵作用，但如果父母有積蓄而子女有自己的世界因此對老人家不聞不問，令他們寂寞難耐甚至不快樂因而促壽，舍可能徒具虛名的《老年權益》，又有什麼方法可解決？答案是沒辦法。在事實上大都窮透根（負有數代人無法還清的巨債）的所謂「富裕社會」，這種窘迫情境隻有由政府來承擔，這是為什麼在大多數國家都有種種優惠老人的現金救濟、房屋津貼及醫療補助（香港當然不例外，最近推出的是「長者小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對老人家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那是構成「福利社會」的重要一環。政府插手「家務」，子女於有意無意間順水推舟把照顧雙親的責任推給政府，家庭關系更疏離，《老年權益》試圖拉攏子女與雙親的關系，卻因漏洞太多而難竟全功！

人間重晚晴．二之一

＊有專職「賣哭」在出喪儀式上放聲大哭令死者在黃泉路上有哭聲相伴的所謂「哭喪夫」或「哭喪婦」（廣州的「喊口婆」）﹔此俗據說肇始於西漢，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新京報》的特稿〈下崗職工成職業哭喪人靠聲音表情完成表演〉，則說哭喪這種「挽歌入禮，起源於漢武帝時期，流行於南北朝」）。此業在台灣有悠久歷史，近年「唱紅」了「長著長長的睫毛、臉上帶著酒窩、有著歌唱者的嗓子」三十歲的劉女士﹔內地的哭喪人，據上引《新京報》的文章：「在重慶成都二地，哭喪人與他們所在特殊樂隊，在過去十多年中已職業化發展和形成了一個競爭市場」，而著名的「哭喪婦」為五十二歲留著「兩個像蜻蜓翅膀辮子」的叮叮貓（藝名）。

林行止: 千秋教化隨風逝 金錢誘因出孝行

四、筆者並不是因為年事已高而關心老年人的「晚晴」，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便在這裏寫了題為〈享受人生黃昏　生收錢死交樓〉的短評（收遠景社《沉寂待變》），評說老人家應把擁有（已斷供）的住宅「賣」給按揭公司，由金融機構逐月支付定額生活費，直至兩老都入土為安，這是在保障老人晚年物質生活無憂前提下，把「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傳統智慧」徹底落實的良方；這種方法，便是經濟學家稱為「逆勢按揭」（reverse mortgage）的「財技」。筆者當年撰此短論，是以為此法符合人類自利天性，希望後代自力更生，不要期待可以獲得先輩「遺贈」而戲於學、荒於業；然而，這種做法畢竟違背「水向下流」的天性，這些年來，「逆勢按揭」似乎流行不起來。事實顯示，留下「遺產」給社會（以至庵堂、教會）或把財富「遺贈」後代，仍是老人處理一生「積蓄」的主流做法！

把財富「遺贈」子孫，撇開遺產稅的困擾（香港人當然沒此問題），老人家要考慮的自然是怎樣做才能使受授雙方均感滿意？這正是經濟學家下過不少工夫惟迄今仍在探索的命題。二○○四年十月二十日，筆者翻到一篇寫於此前整整二十年的論文，撰成〈家財死後才分贈　慈孝永遠在人間〉一文（收遠景社《單邊極右》），因談論《老年權益》，找出一看，仍有「可觀」處，因而引述改寫如後。

經濟學上有所謂「遺贈策略性動機或理論」（Strategic Bequest Motive or Theory），指出財富持有者在生前把財產捐出或分贈後代，不是最聰明的做法，因為有不少例子顯示，有「遺產」此一誘因，可以換取後輩特別是已自立子女的關愛；生前便把財產分贈後代，在「百事金錢掛帥」令「百行孝為先」的傳統已少人聞問的現代社會等於連此誘因亦斷送掉！有積蓄（不論多寡）的老人在有生之年，「笑言」要把某兒孫從「遺贈」名單中剔除，雖然那可能只是開玩笑，但在一般情況下，已足使後輩對父母畢恭畢敬甚至照足父母的話處世；如果這種「策略」正確，意味可用作「遺贈」的財富愈多所能獲得後輩回饋之愛愈深愈濃。

上面這種說法看起來太市儈太不人性，亦把「孝道」視為可用金錢交換而得的東西，肯定不為「道德大多數」或假道學之輩接受；然而，經濟學家以實證方法證實此法對老年人最有利。三位已成大名的經濟學家（包括曾任哈佛校長、美國財長森瑪斯〔繼貝南奇出掌聯儲局主席的「黑馬」〕、被政府控告於九十年代在當蘇聯經改顧問時中飽的哈佛大學名教授Andrei Shleifer等）於一九八四年三月所寫的〈作為支付手段的遺贈〉（Bequests as means of Payment），得出如欲子孫經常來訪或來電，生前把財富送盡是最愚蠢做法的結論。

五、這篇論文以莎士比亞著名悲劇《李爾王》（King Lear）第一幕第一場的一段話為「開場白」，筆者無處覓迷失於書堆中公認權威的梁實秋或朱生豪的中譯，請內子把之迻譯如下：「告訴我，女兒們／在我放棄全部權力、領土和責任前／你們當中誰可說是最愛朕的人？／送出我的最大恩惠／給天性充滿厚道的人。」莎翁此劇寫於距今四百多年前的一六○八年，當時當然只有民間智慧而未有社會科學遑論經濟學理論，且莎翁寫的只是人性，與「經濟行為」很難扯上關係。可是，在經濟學家的推理中，如果李爾王生前不把所有分給對他阿腴奉承肉麻話說盡的大女兒和二女兒，他便不致貧困哀傷至瘋致死！李爾王的小女兒對他真摯的愛始終如一，展示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惟此與本文無關，不贅。

〈作為支付手段的遺贈〉還以實證數據展示，教育程度愈高收入愈豐的子女，「探訪」雙親的次數愈少；英國學者循着這種「指導思想」，憑「英國家庭分類調查」的數據，得出有大學學位的子女打電話問候父母起居健康情況的次數，比沒有學位者少百分之二十，「探訪」雙親的次數更少達百分之五十—為什麼會這樣反常（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資大但「回報」小），經濟學家的解釋有二。其一是教育與收入成正比，大學畢業的子女收入較高、社會活動較頻仍，等於時間較值錢（或可說在父母身上所花時間的機會成本較高），對父母的噓寒問暖遂較疏。其一為獨立的子女探望或以不同形式關懷父母的程度，與父母是否有「餘資」留給後代有關，如果父母在生之年把財產分光花完，父母所獲待遇較差甚至極差（亦可說是「李爾王症候」）；反之，即使他們又老又病，仍然是受尊重、關愛的老人家。有經濟學家打趣說，父母即使沒什麼錢，亦應經常參加慈善活動，因為這類「有開支無收入」的「社會工作」，發出了「我們尚有一些積蓄」的訊息，結果換來較多關懷，不難預卜。

多年前筆者據已故薛托夫斯基的《無趣（冇癮）的經濟》（Tibor Scitovski : Joyless Economy〔牛津．一九七六〕）寫過系列評論，這裏所寫，同樣「冇癮」；然而，這是不想晚境孤獨淒涼的老人家不得不細思的問題。

六、撇開儒學宣揚的孝道，從現實角度考慮，老年人擁有一點虛虛實實後人「有興趣」的財富，是「安享晚景」的保障，是過安樂歡愉退休生活的最有效辦法。不過，中國人認為最幸福的家庭生活為N代同堂、子孫繞膝，這顯然是不少同胞夢寐以求的事；然而，經濟學家有異議，他們認為：「祖父與十八歲以下的子孫同住促壽！」眾（本報讀者）所周知，經濟學家不作訛語，所說都是實證求真的結果（是否為「真理」是另一回事），上面這種結論，見於二名經濟學教授（分別在普林斯頓及Stony Brook大學任教）根據蓋普濟在全球一百六十一國（包括非聯合國成員台灣）對一百一十多萬人調查所得統計寫成的〈爺爺與『反斗星』—和兒童共同生活對老人康樂的影響〉（A. Deaton / A. Stone :〈Grandpa and the Snapper :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ho Live with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100，二○一三年六月）。在一般人想像中，「稚子迎門……攜幼入室」，是人間之至樂；受儒學薰陶，古人大都謹守「長幼有序」、「有上有下然後禮義有所措」的教誨；父母慈而子孫孝，這樣的家庭組合，多代同堂亦能和睦相處。但現代尤其是向來崇尚、追求獨立人格、生活自主的西方社會，本來便很薄弱的倫常關係，在工業社會特別是政府有完善的「老有所養」政策的國度，早已蕩然。在這種情形下，「祖孫同堂」，前者便會因為看不慣而又教不聽「十八歲以下」的少年而「比較不快樂」，令神經經常處於緊張狀態，這是因為「隔一代」的代溝不易融合，無論價值判斷和生活習尚的「鴻溝」太闊，同住同食，齟齬不絕，經常吵鬧，自免不了，而吃虧的當然是年老體弱感情容易受傷的老人家！值得注意的是，父母與子女同住，由於只是「隔代」，較易溝通，父母有苦有甜（also enhanced positive emotions），有失有得，不若祖父與孫輩同住對前者的健康和精神弊多利少！應該一提的是，這篇論文僅以祖父入題，不及祖母，料古今中外的祖母都比祖父非理性、更仁慈，盲目遷就溺愛孫輩之故。

用經濟學家的提議處理「老年人乏人照顧」問題，雖無人情味卻肯定比立法規範後輩行「孝道」更有效，令「重晚晴」的老人家因此有較多的「眼前利益」。當然，此事的關鍵在老人是否有「家產」，除了那些一窮二白必須靠政府救濟才能活下去者，不然，退休前的父母要設法多儲點錢，儲蓄不多的老人家則應耍點小計謀—比如經常做些慈善性工作—藉以引起早失傳統孝道的後輩的「關愛」。

人間重晚晴．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