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問：中日為釣魚台主權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中國民間反日情緒更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兩國如何收科呢？
雖然這不是近年最嚴重的中日衝突，卻是兩國首次就釣魚台問題針鋒相對到形同冷戰邊緣。過去，兩國曾因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及閣員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造成嚴重對立，中國因而在○五年三、四月掀起全國性反日怒潮，幾十個城市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其中廣州、北京、深圳、上海、哈爾濱等約有一萬人上街，數百萬人簽名反對日本入常。
相反，對釣魚台領土爭議，北京一直僅作口頭抗議，對民間保釣活動更大力打壓，以致保釣一直只是香港及海外華人的事。但今次釣魚台爭議在國內被擺上枱面，進而成為中日的衝突點，頗令人意外。為甚麼會這樣呢？
其實，中日都有各自的難處，使釣魚台爭議不斷升溫。日本方面，民主黨政府長期積弱，首相野田佳彥的民望跌至不足兩成，本月二十一日黨內改選後，他能否續任首相也是問號。之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上與日本有爭議的獨島，李的民望大升，野田則因回應軟弱而遭到在野黨及輿論抨擊，若在釣魚台問題上也屈從於北京──取消國有化釣魚台，他又如何挽救民望、爭取連任呢？
至於北京，問題更複雜。一方面，今年中國經濟急速放緩，民怨日深，社會越來越不穩定，而北京當局除了拼命印發鈔票（中國的貨幣總量已接近ＧＤＰ的兩倍，相反負債累累的美國只佔ＧＤＰ的七成），別無挽救經濟良策，但濫發鈔票的後遺症相當可怕，因此，北京必須轉移民眾視線，以免他們聚焦在國內經濟及社會問題。此外，目前正值中共十八大前夕的人事交替敏感期，無論交班的胡錦濤、溫家寶，還是準備接班的習近平等，都不可能對外示弱。這就注定釣魚台問題只能不斷升溫，更何況民間反日示威一直是北京向日本展示「民意」的施壓手段！
不過，當民間反日情緒宣洩了，透過示威向日方展示民意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北京必會收緊控制。既然抗議都是官方默許的，要制止也非難事。而且，○五年更大規模的反日抗議也可隨心所欲叫停，反拆遷等因切身利益而觸發的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也可在武警強力鎮壓下偃旗息鼓，北京絕對有能力隨時終止民間的反日活動。一旦示威出現失控迹象，更可以維穩之名，強力取締，反日活動自然沉寂下來。當然，受損的中日關係已難補救，能夠止損已屬難得！
邵力競：從甲午戰爭到釣魚島之爭
本來不打算評論釣魚島爭議這等國家大事，但既然香港在此時此刻也參與了這場外交角力，而且中日關係惡化，必然波及亞太乃至全球，區區香港不能獨善，也就姑妄論之。
8月27日下午，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駕遇襲，國旗被奪，是嚴重的外交事件。須知國旗乃國家尊嚴之所在，戰場上士兵犧牲性命保護、和平時期示威者焚燒自製自購的他國國旗，可以理解；但官方的國旗被人奪去，則是奇恥大辱。
日本國際形象勝中國
以日本人對禮儀的重視，斷無罷休之理，即使暫時忍耐，也是出於權宜，民眾心理必有影響，右翼分子更可大做文章。
中國民眾也許覺得在中國馬路上，有人大搖大擺開着插上日本國旗的轎車，是耀武揚威，但這只是國際慣例，因為《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訂明，使館有權在其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國之國旗或國徽」。
在 香港開車的人都知道，掛着CC車牌的外交人員汽車享有外交豁免權，這是一種互惠互利，因為香港駐外辦事處官員也享有某程度的特權。以上《公約》同時指出，
「使館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徵用、扣押或强制執行」。執法機關尚且忌憚三分，一般人對此作出攻擊，乃至威脅使館人員人生安全，嚴重性更不待言。
所以，中國外交部雖然最近立場強硬，也不得不馬上承諾徹查。客觀上，這種民粹主義的行徑，無法為中國奪得寸土，反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煽風點火，適得其反；也令國際上對中國印象不好的國家，更為加深對中國人的負面形象。
須知釣魚島雖然重要，但是一如南沙、西沙諸島的爭議，要放到複雜的國際政經局面去考量。從整個國家利益的大局看，和平發展始終是好事，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與整個國際社會的關係尤其重要；即使要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也得細心考慮國際社會的支持。
中日一旦正式交惡，對中國崛起耿耿於懷的美國，即使不公開支持日本，也決不會公道處置。日本雖經二十年經濟沉屙，對投資的人來說彷彿已無關重要，但是在爭取國際社會認同和形象上，實比中國更勝一籌，而且與其說是外交格局，不如說是民族性格所然。
愛國歷史常忽視細節
這裏，筆者想起以前中學歷史課上，講到中日甲午戰爭，每每強調日本人如何狼子野心，中國人如何一再忍讓；甲午海戰的失敗，主要是滿清政治上的失敗，中國軍人還是非常英勇奮戰的，像北洋水師管帶鄧世昌的事迹，令人動容，是國民教育的經典教材。
只是這種臉譜化的歷史，往往忽視了很多重要的客觀事實和細節。譬如甲午海戰的第一炮，發生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豐島，日本人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擊沉中國運兵船「高陞號」，八百官兵葬身黃海。歷史書上只是把這當作日本人陰險詭詐的又一個例子，匆匆帶過。
基於民族大義而撰寫的歷史書卻鮮有交代，「高陞號」當時乃是滿清政府向英資怡和洋行租用的商船，船長和高級船員皆是英國人，還掛着那時候在海上通行無阻、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米字旗。
民粹主義永遠有市場
日本人的這一炮，是否等於侵犯英國主權？甚至向英國開戰？事件的結果，已經寫在歷史的牆上：中國在該次戰爭中，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幫助，英國不但沒有就此懲罰日本，反而在幾年後跟日本締結攻守同盟，「高陞號」的損失，最終反而是中國政府向怡和洋行賠償了事。
當年的英國國力和地位，不下於現在的美國，日本為何有這麼大的膽量？
當 中決不是一兩句狼子野心、陰險詭詐就能解釋概括。我從澳籍華人女作家雪兒簡思的文章得知，日本政府在外交和英國輿論層面都下了一番研究苦功，作了大量游說
工作，所依仗的，是對當時國際形勢、外交慣例，以及西方人法律的扎實了解和判斷，一貫日本人的深耕細作，與中國人的粗疏自大，不可同日而語，當中有值得學 習的地方；甚至可以說，知己知彼，愈是討厭日本的人，愈須要知道其長處。
縱觀今次日本在「攔截」香港保釣漁船一事，中國人固然同仇敵愾，義憤填膺，但我們不妨從國際社會的眼光來看，那些對釣魚島歷史乃至地理位置不甚了了、遑論有任何主觀民族感情的人，看到傳媒報道，會作何想法？
日本海事人員的巧妙安排，先攔截、後捉人、再放人，客觀結果讓外國人覺得日本在該島有實際的司法管轄權；與中國的一貫形象相比，執法更來得「文明」、「克制」，甚至「和平」。日本政府對於國內也有起碼交代，又可以為加強軍備、修改和平憲法鋪路。
香 港基於其獨特位置，又是歷史上中西交往的滙點，雖然沒有外交權，卻反而有對此事作出另類理性思考的優勢。闖島勇士壯舉可嘉，尤其是做實事、少廢話、有功而
不居的古思堯。可是事發後香港傳媒只是一面倒，以一貫流行最近甚且變本加厲的煽情方式，報道事件；某些9月參選立法會的政治人物也乘勢而起，紛紛逼迫現政 府在此無從置喙的事情上表態，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實在令人失望。
在戰場外吹號角，永遠容易。民粹主義加上民族主義，也永遠有市場，可是這是否香港該扮演的角色？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