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假的假不了



文 × 王慧麟

人生第一次踏足商台,時維2004年,梁文道在職之時。一天,文道忽然來電,邀約到辦公室一聚。在吞雲吐霧之間,他說覑要開一個新的吹水節目,晚上11時,由陶傑擔正,還有他的朋友拍檔一起。不久,房間內多了幾位仁兄,包括劉細良、蔡東豪及湛國揚等。這是《光明頂》的開始。爾後筆者轉去將軍澳一家機構打工,開咪後不久就離開了。

隨後,蔡、梁出走。

之後,斷斷續續地客串《光明頂》,還有幸在阿蘇的節目當嘉賓談毒食品。最後因為灣仔的一家機構之正職實在太繁重,還是專心做好本業,完全離開了商台。

2008年轉職期間,觞撈,問當時之《光明頂》監製,可否回巢客串。監製大叫歡迎,又謂須循例問准當時之高層黃永先生。不旋踵監製稱黃永先生想見小弟。監製亦感愕然。依時赴約,猶如見工interview。面試詳情已不太記得,只記起黃兄指導小弟若轉職政治公關時應更多了解商業社會運作,以及在商界工作切勿太學者蛋頭,還言及商台早上節目需要人才,可錄一段聲帶給他聽聽。 隨後,監製不好意思地告訴小弟,《光明頂》不用上去了。 當然,直到現在,小弟還是沒有錄一段聲帶給黃永先生審核,該寄去哪裏了?

後來,好幾年沒有去商台了。直至兩年前,一位年青朋友子健約筆者上商台講讀書,我誠惶誠恐地問,要不要請示黃永先生。子健在電話中笑了一笑,約好了時間便去錄音。

還有,就是健吾的節目。我還是重複地問同樣的問題:要不要請示高層?怕不怕?他說,903的。上一次早了一點到商台,在大堂簽到時,那位姐姐還問我:「咦!《光明頂》?唔使咁早啊?」

我一直思考,為何在一再問他們要不要請示高層。因為心裏面總覺得,假如因為我的出現而累到他們被罵,會感到好內疚。我心裏有這一重顧慮,因為我有「偏見」,總覺得可能這個機構內的某些高層,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落落大方,而像我這類橫衝直撞性格的人,隨時會因為個人言論甚至行為,會連累機構內的某些現職僱員。無謂啦!

殖民政府發牌說起

我誠惶誠恐,怕連累朋友,是因為香港傳媒的奇特生態。97年前,電子傳媒機構依靠殖民政府的養分維生,其殺手騐就是發牌。2008年,筆者做了有關電訊條例的皮毛研究(後來在200835日明報《世紀版》發表)。做文抄公,我當時寫:

1955年商人何佐芝以佐德有限公司名義,去信輔政司(即相當現時之政務司長)戴維(E. B. David),申請成立一家商營廣播電台。何佐芝提出,基於他與生意伙伴在澳門綠鸷電台的成功經驗,相信香港需要多一間電台。他提議政府可在發牌條件內,列出多項條款。當中兩條值得注意: 『1. 新電台的廣播政策,不會與政府有衝突,並將會在任何時候捍衛社會的總體士氣;2. 政府的緊急公布及消息將會在傳播中位列最優先次序。』在信內,他還提出,若果他獲得一個廣播牌照,加上現有的電台,到時所有港人都只會聽香港的電台,豈不美哉?」

殖民地政府不會無端白事發牌予電子傳媒機構。所以,香港的商營電台不配合殖民地政府政策,基本上也不能生存。我的演繹是,電子傳媒可以反共,不可以反英。在此背景下,電台人事不會因為反共而下台,反港英呢?幾乎不會在節目中出現。電子傳媒成了另類擁殖維穩機器。有傳媒老前輩嘗言,97年前,香港新聞自由比現在更差,因為不可以反對英女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當時的電子傳媒,在反英與反共之間,終究沒有選擇高舉新聞及言論自由,既反英又反共。一或以客觀中立為名,兩邊都不反,多搞體育跑馬劇集;一或選擇反共。至於港英政府橫加干預新聞自由,粗暴干預新聞報道呢?它們有沒有站起來高舉反英旗幟?你話呢?

意見節目 又威又戴頭盔

問題來了,電子傳媒機構,可以用好多方式做brand building,建立品牌,卻為什麼有機構選擇以個人意見節目來作為機構品牌行銷呢?當然,閣下可以有幾重解讀。

其一,一個電子機構靠反共建立了一種無畏無懼的形象,亦依賴反共形象行走江湖,一路走來都有強烈的批評中共(注意,不是批評中國)的節目,假如因為換了一支國旗而有退縮,則電台失了金漆招牌,還有誰會相信這家機構所說的話呢?個人意見節目有助鞏固這種看來相當有「風骨」的形象,多搞幾個又何妨?

其二,商人搞傳媒,不保證有「文人辦報、以筆報國」的經世致用思維,而是看中電子傳媒在制訂議程以及帶動社會輿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足以令高官權貴地產巨賈,紆尊降貴,對傳媒機構忌憚三分。那麼,當傳媒高層與權貴有頻密互動之後,會不會有一些超越及非傳媒性質的討論呢?還有沒有其他的合作與交換呢?傳媒會不會因為與權貴互動而有更多界外利益呢?界外的利益可以方方面面,政治可以有,政策一樣有,經濟利益可以有,公營機構贊助節目也可以有,只要發牌條件容許,底下,什麼合作都可以談。

其三,搞個人意見節目,節目部與新聞部的操作方式好不同。後者還很覑重新聞行業的操守,盡量持平公正,不帶個人感情,相當「和稀泥」。前者覑重的是noise,聳動的議題設定,預設的敵我分明,誇張(稍為)的言語攻擊,踩界的針鋒相對,最重要的是造神,特別是要塑造一個輿論偶像,由她來帶動節目,起承轉合,非黑即白,只有善惡,少理真相。如此,節目的收視或收聽率攀升,廣告(希望)隨之而來。

傳媒機構若能做到三者兼得,又威又戴頭盔,官商大小吃得開,為民一再請命,收視收聽廣告又有,可以名利雙收,既有道德高地,又可以錚錚風骨之餘搵錢,可謂最理想之境界。但是,現實社會哪有如此完美?97年後,香港已入了中共口袋。電子傳媒之發牌,理論上還是中環管轄,但說到底西環以至北京才有最終話事權。97年前,反共不反殖,依靠政權,乃係生存之道。97年後,殖已遠走,反共?還可以反到多遠?不要牌照乎?不想在兩會採訪乎?

超出管理層的底線

商人靠手上傳媒在官場吃得開,關鍵是官場中人,還是一堆信守西方核心價值的港人,即使骨子裏對傳媒很有意見,表面上還要和顏悅色,忍氣吞聲。但近兩年的政治生態丕變,依附政權的一堆「粉」,排斥核心價值,政治單邊主義,不怕挖爛塊面,總之針鋒相對,樹敵為樂,抽廣告視等閒,打破了原有政商秩序。一時之間,遊戲規則沒有了,變成打爛仔交,以前一些電子傳媒機構,靠借名嘴影響力迹界外利益的操作沒有了,怎麼辦?要麼乖乖地聽命,要麼繼續疾風知勁草,日日食西北風?誰出糧給員工?

主持要成為輿論之神,必然是有性格的名嘴,而且批評論政,必然不能蜻蜓點水,一定要痛快淋漓,發前人所未發,甚至加火加辣,方能顯出獨特風格,吸引聽眾。於是,節目要靠她的風格,才可生存。但性格巨星,往往是最難管理的一員。從主持人的角度,既然機構一直高舉什麼聲為民開,挺聲而出,是敢做的,她定必秉持口號,凡事去盡。主持人心中的言論自由是沒有底線的,因為這樣才會聲為民開,開到盡。但假如管理層受制於方才所說的情況,其實是有底線的,而且隨覑政權愈來愈跋扈而把底線愈拔愈高之時又怎麼辦呢?說的白一點:假如管理層真的是怕了權貴,哪些美麗的口號只是說說而已,你又教管理層如何處理那些如開籠雀般的名嘴呢?難道管理層要對住名嘴說,其實本機構的口號只是騙騙群眾而已,查實本人怕得要命?

李慧玲事件是否涉及新聞自由,是非曲直清楚不過,毋須筆者多言。但有兩點值得談談。其一,有機構支持者聲稱,她的早上節目廣告量低,愈做愈蝕,遲早都要走。表面上,節目成本太高,廣告收入低,一個合理的做法是減主持人工,或者縮減節目時數,又或者把她調走。然而,假如機構真的重視廣告收入,她的上手,即黃永先生在做早晨主持之時,節目卻是賺錢的,但為何要把黃氏攆走?退一步說,既然賺錢是早晨節目的員工表現之重要指標,那麼李慧玲走後,理應找回黃永先生及楊振耀回巢開壇才對,是吧?為何卻是首席智囊呢?

其二,有機構支持者稱,她做節目,愈來愈霸道,不聽管理層指示,將自己放得比機構為大。這又更奇怪了。她的主持風格,在黃昏時段早是如此,難道在調動她上早晨節目時,會變成一個乖如馴鹿,聽聽話話的小白兔?退一步說,假如她真的是桀悍難馴,倒是反映了高層的管理出了問題,為何高層可以讓她一直視自己比機構為大而視若無睹,甚至更「升呢」到早晨節目呢?

10年依舊

一個機構,cut cost、裁員、請人,是平常事。有員工被炒釀成了軒然大波,10年前已弄得一塌糊塗,10年後依舊亂七八糟,其實只是管理層不願意坦白地告訴廣大市民,其實此一時彼一時了,本機構已不是97年前的那個機構,都已經2014年了,為了生存,其實好想/意圖/正在/已經跪低,那些什麼「勁草」「敢做」口號只是用來宣傳之伎倆而已,即是香港超市掛出來的「特價品」價錢牌,其實毫不特價,甚至可以貴絕全港。只是超市賣貨受《商品說明條例》監管,而電台之服務就不受其約束。不要忘記,電台服務是免費的!

還記得10年前,梁文道離開商台,答應他車走他的私人物品。車子泊在廣播道。他準時離開機構,不久就打開我的車門,嗖的一聲坐進車內。擋風玻璃前有一堆攝記拍照。我問:咦!你的個人物品呢?怎麼沒有東西帶走?他說,辦公室房間內都是一大堆書,留給一些年青監製們。

手空空、無一物。下次這家機構再喊什麼「天地有正氣」的口號,聽下就算吧,何必太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