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大量使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接收和傳播資訊，而老一輩則依賴傳統媒介，導致兩代人對社會認知出現極大分歧。資料圖片
佔領運動凸顯了香港正面對嚴重的管治問題，不少人都以「世代之爭」，即年輕一輩與上一代的價值衝突，來分析這場運動。本文嘗試從一個新角度切入這議題，透 過具體的數據分析，展示一個更根本的現實：世代之間之所以不能相互理解，甚至連溝通的動力也失去，與其使用媒體的習慣有莫大關係，基本上他們是活在兩個完 全不同和互相割裂的主觀世界當中。
世代差異與媒體撕裂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11月中進行題為「媒體和公共事務」的意見調查，透過電話成功訪問1,006名18歲以上香港 市民。支持佔領的受訪者為29.8%，取態一般的為22.4%，不支持的為47.7%。我們發現，若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類，加以分析各組的年齡 及媒體使用習慣，運動背後的世代差異及媒體使用習慣的撕裂，均十分顯著（見附表）。下文將集中處理「支持」與「不支持」者的數據，這做法並非要淡化以「一 般」作表態的受訪者的重要性，只是為了更清晰地表達，倘若支持和反對雙方的媒體使用習慣繼續現在各行其道的趨勢，要促成溝通和達成共識，形成強大的民意基 礎向政府爭取真普選，可能只是空談。
先看雙方的年齡差異。支持運動的受訪者中，逾三成是30歲以下的青年，比55歲以上的受訪者多近一成；反觀不支持運動的一方，其中逾四成達55歲或以 上，30歲以下的只佔不足8%。再看雙方的媒體使用習慣。互聯網在運動的支持者中相當普及，使用率達八成半；與此同時，令人驚訝的是有三成半不支持運動的 受訪者是完全不上網的。我們也調查了facebook的使用頻密度，兩個組別中「十分經常」及「好少或無」使用這個主要社交媒體的受訪者，都分別錄得多達 兩成的差異。在支持者中，「十分經常」使用facebook的佔超過43%，但在不支持者中，只有23.62%的受訪者「十分經常」使用 facebook。此外，竟有超過四成的不支持者「好少或無」使用facebook。政治動員方面，近半支持運動的受訪者曾透過互聯網邀請或鼓勵他人作政 治行動，遠遠拋離不支持者網上政治動員的比例。除了互聯網使用習慣的差異外，當留意雙方有關公共事務的主要資訊來源時，也發現了值得重視的差異。支持者 中，透過看電視接收資訊的只有不足兩成，選擇社交媒體的卻達三成之多；不支持者中，逾四成半受訪者以電視為資訊途徑，使用社交媒體接收資訊的只有約半成。
世代之間的價值差異不是新現象，但面對如此懸殊的數據，我們不禁問，兩代人、支持和不支持者，是否分別活在兩個完全不同、互不溝通的世界裏面？他們不同的媒體使用習慣，是否使這種價值衝突和矛盾更加激化，進一步撕裂社會？要縮窄分歧，又有何出路？
由佔領道路到拉近人心
我們認為，根據調查的數據，要解決「後佔中」時期的香港社會撕裂和矛盾，有以下啟示：
一、對特區政府來說，如果它認為透過維持主流媒體現狀，甚至加強監控，如拒發新免費電視牌照，就可以掌控輿論和民情，這實在和現實不符。主流媒體受到政治 審查，只會迫使年輕人更快更主動接觸社交網絡等新媒體，結果就如上述數據所示，兩代人自說自話，越走越遠，最後連共同的溝通平台也失去。已輸掉年輕一代信 任的特區政府，不要一錯再錯。
二、對於支持運動的一方，若只留守馬路上的佔領區或只於慣用的媒體中活動，未必可令運動達到最佳效果。因為他們要影響的人，極可能生活於另一個媒體空間。如何接觸對方的媒體，進入對方的認知世界，甚至直接突破媒體的中介，「落區」作面對面的溝通，相信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媒體的主要功能，不應只是偏向於加強自己群體的既有價值，及鞏固原有信念，也應包括促進雙方的溝通以增加彼此了解。要是因為雙方均不肯超越各自使用媒體的既有秩序和習慣，而錯失感染和說服對方的寶貴機會，最後只會令整場雨傘運動的路越走越窄，成功的機會也越來越微。
世代差異與媒體撕裂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11月中進行題為「媒體和公共事務」的意見調查，透過電話成功訪問1,006名18歲以上香港 市民。支持佔領的受訪者為29.8%，取態一般的為22.4%，不支持的為47.7%。我們發現，若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類，加以分析各組的年齡 及媒體使用習慣，運動背後的世代差異及媒體使用習慣的撕裂，均十分顯著（見附表）。下文將集中處理「支持」與「不支持」者的數據，這做法並非要淡化以「一 般」作表態的受訪者的重要性，只是為了更清晰地表達，倘若支持和反對雙方的媒體使用習慣繼續現在各行其道的趨勢，要促成溝通和達成共識，形成強大的民意基 礎向政府爭取真普選，可能只是空談。
先看雙方的年齡差異。支持運動的受訪者中，逾三成是30歲以下的青年，比55歲以上的受訪者多近一成；反觀不支持運動的一方，其中逾四成達55歲或以 上，30歲以下的只佔不足8%。再看雙方的媒體使用習慣。互聯網在運動的支持者中相當普及，使用率達八成半；與此同時，令人驚訝的是有三成半不支持運動的 受訪者是完全不上網的。我們也調查了facebook的使用頻密度，兩個組別中「十分經常」及「好少或無」使用這個主要社交媒體的受訪者，都分別錄得多達 兩成的差異。在支持者中，「十分經常」使用facebook的佔超過43%，但在不支持者中，只有23.62%的受訪者「十分經常」使用 facebook。此外，竟有超過四成的不支持者「好少或無」使用facebook。政治動員方面，近半支持運動的受訪者曾透過互聯網邀請或鼓勵他人作政 治行動，遠遠拋離不支持者網上政治動員的比例。除了互聯網使用習慣的差異外，當留意雙方有關公共事務的主要資訊來源時，也發現了值得重視的差異。支持者 中，透過看電視接收資訊的只有不足兩成，選擇社交媒體的卻達三成之多；不支持者中，逾四成半受訪者以電視為資訊途徑，使用社交媒體接收資訊的只有約半成。
世代之間的價值差異不是新現象，但面對如此懸殊的數據，我們不禁問，兩代人、支持和不支持者，是否分別活在兩個完全不同、互不溝通的世界裏面？他們不同的媒體使用習慣，是否使這種價值衝突和矛盾更加激化，進一步撕裂社會？要縮窄分歧，又有何出路？
由佔領道路到拉近人心
我們認為，根據調查的數據，要解決「後佔中」時期的香港社會撕裂和矛盾，有以下啟示：
一、對特區政府來說，如果它認為透過維持主流媒體現狀，甚至加強監控，如拒發新免費電視牌照，就可以掌控輿論和民情，這實在和現實不符。主流媒體受到政治 審查，只會迫使年輕人更快更主動接觸社交網絡等新媒體，結果就如上述數據所示，兩代人自說自話，越走越遠，最後連共同的溝通平台也失去。已輸掉年輕一代信 任的特區政府，不要一錯再錯。
二、對於支持運動的一方，若只留守馬路上的佔領區或只於慣用的媒體中活動，未必可令運動達到最佳效果。因為他們要影響的人，極可能生活於另一個媒體空間。如何接觸對方的媒體，進入對方的認知世界，甚至直接突破媒體的中介，「落區」作面對面的溝通，相信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媒體的主要功能，不應只是偏向於加強自己群體的既有價值，及鞏固原有信念，也應包括促進雙方的溝通以增加彼此了解。要是因為雙方均不肯超越各自使用媒體的既有秩序和習慣，而錯失感染和說服對方的寶貴機會，最後只會令整場雨傘運動的路越走越窄，成功的機會也越來越微。
黃偉豪、陳思恒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