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都是講個人「仁」的修養，包括了內在的和外用的，下面又轉了一個氣勢。
【眾志成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是孔子的政治哲學，能不能絕對奉行得通，就要斟酌時代與環境的情勢。儒家政治道德的理想非常高，是對的，但是懂了以後用起來，還是要知道權宜、變通，不能太迂腐。
子貢問領導政治的道理。孔子的觀念有三個：「足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的安定；大家有飯吃、有衣穿、生活好。第二「足兵」，國防的建立。能夠做到「足食足兵」，還要使人民對他信賴。這幾件事做起來很難，以現在觀念看，牽涉的範圍太廣太廣。
子貢就說，假使時代的環境，到了沒有辦法完全做到的趨勢，要在這三件事之間少做一件的時候，應該先去掉哪一樣？孔子說，先去了軍事經費，縮減人事預算。子貢說，萬一碰到這時代中，一個國家非常貧窮困苦，把軍事經費撤銷了，還不能維持，對於足食與立信這兩點，又應先去哪一項？孔子說，那寧可犧牲經濟建設，大家窮，乃至沒有飯吃都可以，唯有一個政治大原則中的「信」，必須堅守。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堅定，然後才能產生力量。
【內外兼修之謂美】
下面一節，講到文質之辯。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檃，猶太羊之（革享）？》
棘子成是衛國的大夫，也是所謂當權派的人物。他的理論，認為一個人只要天性好，有才能，何必要受教育，求知識，學習文化思想呢？子貢反對這個意見。他說，非常抱歉，可惜你這個見解不對，你對於「君子」所下的定義不對。「駟不及舌」，「駟」就是四匹馬駕的車子，當時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像這樣快的車子，還不及舌頭。用現代觀念來講，就是文化宣傳和思想傳播的重要，它的影響力遠大而且快速。所以不能隨便講話，影響後果太大。
子貢又說，文化思想的修養與人的資質，本來就是一個東西。（古人的解釋：「質者直也。」猶如一條直線，很純潔樸素的，就是本質。）文化思想的保留及傳達要靠「用」，既然有用，那就要靠「文」了，所以「文與質」同樣的重要。「虎豹之（革享），猶犬羊之（革享）。」剛從獸類身上剝下來，還沒有經過加工精製，帶有毛的皮叫作「（革享）」。他說，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在本質上都同樣是獸皮，沒有兩樣。但表面上的花紋有好看與不好看的分別。這裡是子貢強調文與質有同等的價值，也就是在上論中孔子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發揮。
講到這裡，如繼續引伸，可以從歷史文化與個人兩方面來看。
先從歷史文化方面來說，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都有一個通例：凡是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它的文與質雙方面都是並重的。如果偏向於文，這一個國家一定要發生問題。我們知道，過去世界各民族搞哲學思想，最有興趣，最有成就的，要算是印度和希臘。
印度人自上古以來哲學思想就很發達，因此形成了佛教思想。印度的氣候不比中國，在南印度到中印度一帶，天氣很熱，生活簡單，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衣服就夠了。我們過去講「天衣無縫」，這個「天」原來的意思就是「天竺」。漢代翻譯的音與現在不同，唐以後翻成「印度」。當時印度衣服的大概式樣，現在到泰國邊境還看得見，就是一塊布，身上一圍，就是「天衣」。不需要像我們的一樣用針線縫起來，當然無縫。更熱的地方甚至可以不穿。肚子餓了，香蕉等野生水果，什麼都可以吃。吃飽了以後躺下睡覺，醒來以後坐在那裡靜靜地尋思，想些神秘難解的問題。所以印度哲學的發展，受地理因素的影響很大。
希臘的哲學思想，也很發達。我們講到文化史時，心目中對希臘這個地方，充滿景仰之心。如果到了那裡一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一個比較苦寒的地方。這種苦寒的地方，人生的問題也多，譬如一個人遭遇了困難，會想到自己為什麼這樣命苦？再想命苦是什麼原因？這樣慢慢想下去，哲學問題就出來了。
這兩個地方，哲學思想那麼高，他們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個富強的大國？那就是文質不相稱的必然現象。
我們再看西方的文化，像羅馬，無論雕刻、建築等等都很高明，但是它的文化在文學境界、藝術境界到達了最高峰的時候，就開始衰落了。這差不多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一個必然的道理。只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國家、民族、文化、政治、歷史是一體的、整體的。全世界也只有我們中國是如此。這就要注意，文化歷史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有如此深厚。只有中國不受這個影響。
【歷代興衰的趨勢】
回轉來看中國每一個朝代文與質的問題。我們提過夏尚質，殷尚忠，周尚文，這三代各有不同。夏禹時代開始建立一個大的農業國家，一切都是質直的、樸素的。到了殷朝的時候，人還是很老實，但是宗教色采比較濃厚。我們文化整體的建立、完成在周代，因為周尚文。但是周朝的文化，仍是根據夏商文化損益而成，是文化傳統的總匯。
後來歷史的演變，一代一代看得很清楚。
秦紀太短，等於是戰國時代的餘波，不去談它。到了漢朝的建立，四百年劉家政權，早期也非常質樸，慢慢國家社會安定了，文風就開始興盛了。到東漢時文風特別盛，歷史的趨勢也走下坡路了。
漢以後是魏晉南北朝，我們知道魏晉以曹操、司馬懿為宗祖。如果說到文學的境界與質作比較：魏晉的文風，包括了哲學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第一個了不起的人就是曹操，他們父子三人在文學發展史上貢獻非常大，的確是第一流的文人，所以影響整個魏晉時代的文風都很盛，但缺乏尚忠的質樸。一直到了南北朝，這幾百年都很亂，不是沒有文，而是沒有質樸的氣息。
後來唐代統一了天下，他們李家的血統中，有西北邊陲民族的血液，所以唐代開國之初，文風也好，政治風氣也好，社會風氣也好，非常其實。我們今天講中國文化的詩，都推崇唐詩為代表，別代的詩雖然都很好，為什麼不足以代表，而推崇到唐詩？說起來好像唐詩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外歌頌月亮好，花開得好，風吹得舒服，風花雪月而已。可是唐代的詩，詠頌風花雪月，就是有那股質樸的美。到了中唐和晚唐時期，文風越來越盛，而民族的質樸、粗野與宏偉的氣魄衰落了，沒有了。
經歷了五代，到了宋趙匡胤統一中國，一開始文風非常發達。講文學、講學問，誰提倡的？就是趙匡胤他倆兄弟。在馬上二十年，手不釋卷，一邊打仗，還愛讀書。乃至於帶部隊去前方打仗的時候，後面幾十匹馬跟著馱的也是書。我們讀歷史讀到這裡，問題就來了。我們看到有宋立國的天子，是軍事家而兼文人，以致宋代的統一，只統一了一半，北方幽燕十六州根本就沒有統一過。因為趙匡胤是軍人，上過戰場，打過仗，曉得戰爭的可怕。同時他又是愛好讀書的學者，不願意打仗。再者，也覺得沒有把握。所以宋代一開國，等於是半個中國。而宋代的文風非常盛，開國的氣魄則始終不像漢、唐那樣壯觀。
再下來，元朝不必談了，八十年匆匆而過。到了明朝三百多年來繼承宋朝的文學，學術的氣勢、格局就不大。我們要注意，在元朝以前的西方人，哪裡知道有今天，那時他們根本還落後得很。所以當時在中國做過官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回去寫了一篇遊記，報導中國的文化。歐洲人看了根本還不相信，認為世界上哪裡有這樣美麗的天堂。到了明朝中葉以後，西方文化才抬頭，所謂西方文藝復興，就是這個階段。
至於清朝，我們推開民族問題不談，在前一百五十年中，的確是文與質都很可觀的。從這些歷史上看，我們瞭解了一個國家民族的建立，文質兩方面萬萬不能有所偏廢。
再回到現代，今日整個世界，危機很重。而且還不是政治、軍事這些因素，乃是沒有文化了。尤其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整個世界，經濟失調，又導致文化衰亂，這是很嚴重的。目前世界各國，經濟上都有赤字，只有德國例外。研究結果，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受了凱因斯經濟學理論──「消費刺激生產」的影響，大家吃虧很大，像英國人連糖都吃不起了。一種思想，一種學說，對世界人類社會的影響，就有這樣嚴重。美國這幾年來所以通貨如此膨脹，就是一直運用凱因斯經濟思想的結果。現在曉得後果不佳，已經沒有辦法了，短時間之內無法糾正。德國之所以能立於不敗，就是經濟恐慌後沒有死守凱因斯的經濟理論，而用古典的經濟思想，也就是中國人的「省吃儉用，量入為出」的思想。很簡單，「生之者眾，用之者寡。」自然經濟穩固。證明用古老的思想對了，這就是時代的考驗，這都是學說文化，我們不要把它分割，認為這是經濟學，與孔孟之學有什麼相干？總之，文化是整體的。
【繼絕傳薪】
由此引伸出來，我們看到，國家民族的興衰，端賴於文質的均衡發展。現在我們文化的危機當然很嚴重，以後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如何在繼絕存亡之間，去挑起文化傳統的責任來。現在的年輕學生，學位很容易拿到，學士、碩士、博士那麼多。老實講，我是很擔心！很憂慮！學位儘管拿，是否確實能挑擔子，卻是個問題。對於文化的存亡繼絕，要青年們將這個火把點下去，火種留下去，最怕青年們沒有這個本事，目前就有這樣一個危機，這是講大的方面。
【書畫琴棋詩酒花】
講小的方面，個人文與質的關係。
有些人有天才，本質很好，可惜學識不夠，乃至於寫一封信也寫不好。在前一輩的朋友當中，我發現很多人了不起。民國建立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各方面有許多人都了不起。講才具也很大，對社會國家蠻有貢獻，文字雖然差點，可是也沒有關係，他有氣魄、有修養。
另一些人文章作得好，書讀得好，諸如文人、學者之流。我朋友中學者、文人也很多，但我不大敢和他們多討論，有時候覺得他們不通人情世故，令人啼笑皆非。反不如有些人，學問並不高，文學也不懂，但是非常了不起，他們很聰明，一點就透，這是「質」。
再說學問好的文人，不一定本質是好的。舉個前輩刻薄的例子，像舒位罵陳眉公的一首詩，一看就知道了，這首詩說：「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功名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獺祭詩書稱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陳眉公是明末清初的一個名士，也就是所謂才子、文人。文章寫得好，社會上下，乃至朝廷宰相，各階層對他印象都很好。可是有人寫詩專門罵他：「裝點山林大架子」，所謂裝點山林是裝成不想出來做官，政府大員請他出來做官，他不幹。真正的原因是嫌官太小了不願做，擺大架子，口頭上是優遊山林，對功名富貴沒有興趣。「附庸風雅小名家」，會寫字、會吟詩，文學方面樣樣會，附庸風雅的事，還有點小名氣。「功名捷徑無心走」，朝廷請他出來做官都不要做，真的不要嗎？想得很！「處士虛聲盡力誇」，處士就是隱士，他自己在那裡拚命吹牛，要做隱士。「獺祭詩書稱著作」，獺是一種專門吃魚的水陸兩棲動物，有點像貓的樣子。它抓到魚不會馬上吃，先放在地上玩弄，而且一條一條擺得很整齊，它在魚旁邊走來走去玩弄，看起來好像是在對魚祭拜，所以稱作「獺祭」，它玩弄夠了再把魚吃下去。這裡的借喻，是說一個人寫詩做文章，由這裡抄幾句，那裡抄幾句然後組合一下，整齊地編排在一起，就說是自己的著作了。罵他抄襲別人的文章據為己有。「蠅營鐘鼎潤煙霞」，這是說他愛好古董，希望人家送他，想辦法去搜羅。「蠅營」，是像蒼蠅逐臭一樣去鑽營，人家家裡唐伯虎的畫，趙松雪的字等等，想辦法弄來，收藏據有。「翩然一隻雲中鶴」，這是形容他的生活方式，看看多美！「翩然」，自由自在的，功名富貴都不要，很清高，飛翔在高空中的白鶴一樣。「飛去飛來宰相衙」，這完了！當時的宰相很喜歡他，既然是那麼清高的雲中鶴，又在宰相家飛來飛去，所為何事？可見所謂當處士，不想功名富貴等等都是假的。所謂文章學問都是為了功名富貴，如此而已！
這一首詩，就表明了一個人對於文與質修養的重要。人不能沒有學問，不能沒有知識，僅為了學問而鑽到牛角尖裡去，又有什麼用？像這樣的學問，我們不大贊成。文才好是好，知識是了不起，但是請他出來做事沒有不亂的，這就是文好質不好的弊病。一定要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這個道理。
【吃飯大如天】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這一段是有關於國家的財政思想，古時候，國家政府的支用，都靠老百姓納稅而來。古代的賦稅有個名稱叫「徹」，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田賦。（詳細的數字，要另外考證，這裡不去管它。）所取的很合理。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時，因為社會的不安，政治的動盪，政府的財用不足，稅收就加了很多。現在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年饑──農業社會收成不好，社會經濟衰落不景氣，都可稱年饑──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你看怎麼辦？有若就說要減稅。他不但不主張加稅，還主張減稅。魯哀公聽了說，你不要說減為十取一的稅，就是征兩成都還不夠，怎麼能減？減了以後國家的財政怎麼辦呢？接著，有若說了一個大原則，所謂財經一定要與政策配合，也就是講政治的大道理。他說，你減稅以後，使國民的生活安定，社會增加了生產能力，老百姓富足了，還怕國家不富足？國家當然會富足。假使加重稅收，老百姓越來越吃不消，經濟只有越蕭條，那時離心離德，到哪裡去徵稅？
以中國歷史來說，幾乎每一次到了變亂的時代，都發生這種問題。外國也一樣，現在美國福特上台，恐怕最困難的也是這個問題。每一個國家，財經都很重要，所以大家想對國家有所貢獻，財政經濟的書要多看看。任何大小事情，財經的知識是不能缺少的。乃至自己創個事業，開個公司，會計把帳拿來都不會看，就糟糕，被蒙蔽了都不知道。何況每一變亂時代，都發生這類問題。明朝末年最嚴重，當時這個稅，那個稅，歷史記載著弄到「民怨沸騰」。我們讀歷史的時候，這四個字馬馬虎虎過去了，但仔細研究一下，老百姓對政府沒有感情了，怨恨的程度，像開水一樣翻翻滾滾，到了這種程度，實在難以收拾，明末就到了這個地步。
宋代一位文學家范石湖的詩：「種禾辛苦費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范石湖和陸放翁、蘇東坡這些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家，在政治上也是了不起。范石湖出使過金國，辦過政治上的大交涉，在政治上貢獻很大。他的詩詞文章，被譽為宋朝四大家之一，堪稱為文質彬彬。他這首詩講亂世的稅捐狀況，政治上的根本問題。他描寫種田的人，辛辛苦苦用犁鋤來墾地，耗盡了心血。墾到無地可墾了，「鬼質枯」，連墳場都挖掉改墾為田地，盡量從事生產。可是收入還不夠繳納繁重的賦稅，這從下面兩句話可以看出來。他說農民沒有錢去買田來耕作，只好弄只船，種種荷花，打點魚，在水上謀生活。可是下面一句「近來湖面亦收租」，連種水也要繳稅了。這是范石湖，是文學家也是政治家，對那個時事的感嘆！這就成為有名的詩句，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心聲。幾乎每個朝代末期，都出現這種代表老百姓的心聲的作品，這都是大問題。
回轉來看有若的答覆，財經稅收，離不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百姓富足，每個人生活安定，社會安定，政府自然富足。如果老百姓貧窮了，則這個國家社會就難以維持了。
【知人易 自知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只以異。》
這是一個大問題。既關係個人的修養（內聖），也關係到領導人的修養（外用）。「崇德」是個名詞，「辨惑」也是一個名詞。這兩個名詞的並用，是由《論語》開始的，後世成為儒家思想的專有名詞。子張問怎樣叫「崇德」？怎樣叫「辨惑」？崇德是個人的修養，現在新的名詞是「心理衛生」，就是薰陶、改善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德性、慢慢崇高偉大起來。換句話說，就是要如何修養自己的人格。「辨惑」這惑包括了兩方面，一是懷疑、一是糊塗。一般人的人生，一輩子多半是糊塗，沒有思考，沒有辨別的能力。即使有，也搞不清楚。說有經歷，經歷包括範圍太廣，如要相信經歷，就先要辨一辨什麼是經歷？就要思考。所以辨惑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見解。
子張提出這兩個問題問孔子，孔子的答覆說，使自己的人格昇華，主要在心理修養。一為忠、一為信。「忠」的意義是直心直腸，心境很直，對人對事絕沒有歪曲。另一意義就是非常盡心，不論對自己或對別人，當國家大事也好，為個人私事也好，絕對盡我的心，盡我的力，乃至賠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對於思想的信仰絕對忠實，也就是「忠」。「信」，我們解釋過了，就是自信、信人。對自己要有自信。對人能夠厚道，因此人與人之間建立一個「言而有信」的關係。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見崇高，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忠」「信」。「徙義」是應該做的事就去做。「義」者宜也，合情合理應做的去做，就是徙義。
下面問題來了：譬如領導人對部下，或者丈夫對太太，都容易犯一個毛病。尤其是當領導人的，對張三非常喜愛欣賞，一步一步提拔上來，對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時候，想辦法硬要把他殺掉。男女之間也有這種情形，在愛他的時候，他罵你都覺得對，還說打是親罵是愛，感到非常舒服。當不愛的時候，他對你好，你反而覺得厭惡，恨不得他死了才好。這就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愛之欲其生的事很多，漢文帝是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愛。鄧通是侍候他，管理私事的，漢文帝很喜歡他。當時有一個叫許負的女人很會看相，她為鄧通看相，說鄧通將來要餓死。這句話傳給漢文帝聽到了，就把四川的銅山賜給鄧通，並准他鑄錢（自己印鈔票）。但鄧通最後還是餓死的。這就是漢文帝對鄧通愛之欲其生。當愛的時候，什麼都是對的，人人都容易犯這個毛病，尤其領導人要特別注意。孔子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這兩個絕對矛盾的心理，人們經常會有，這是人類最大的心理毛病。我們看這兩句書，匆匆一眼過去，文字上的意義很容易懂。但詳細研究起來，就大有問題。
所以我們作人處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別人的蒙蔽並不難，最難的是不要受自己的蒙蔽。所以創任何事業，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以現在的話來說，不要受自己的蒙蔽，頭腦要絕對清楚，這就是「辨惑」。譬如有人說「我客觀的說一句」，我說對不起，我們搞哲學的沒有這一套，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客觀，你這一句話就是主觀的，因為你說「我」，那有絕對的客觀？這就要自己有智慧才看清楚。這些地方，不管道德上的修養，行政上的領導，都要特別注意。「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人類最大的缺點，最大的愚蠢。
下面這兩句話「誠不以富，亦只以異。」宋朝的大儒們研究，認為古代是竹簡，擺來擺去把位置擺錯了，應該擺在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為這兩句話是《詩經．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句子。他們解釋這兩句話的意思是「這不是富有，不過和富有也差不多了。」放在這裡不倫不類。
現在我們的看法，宋儒說擺錯了位置也對。假如說並沒有擺錯，也有道理。因為「富」不限於財物的富有，道德學問的修養是無形、無價的財富。所以「誠不以富，亦只以異。」等於說，雖不是有形的富有，其實是真正的富有。因為你擁有崇高的人格修養和自己內心的安詳，這正是極富有的大業。不過，不同於財物的富有而已。
【相對的人為政治】
下面跟著是齊景公問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了，從古中國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就是孔子所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四點。現代的青年看起來，會認為這種書落後到極點，實在應該燒掉。如果我們真瞭解了，就覺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這八個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詞，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來作動詞。
「君君」就是說領導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個領導人，領導人有領導人的道德。（就這「君君」兩個字，就可以寫一部叫「領導人的道德修養及其哲學」的大書，或者作為政治系或哲學系同學寫博士論文的題目。）君是君，領導人就是一個領導人。臣是臣，作幹部的有幹部的立場，規規矩矩是個好幹部，好的宰相，好的輔助人。這個話連起來講，如果君不君，領導人不是一個領導人，違反了領導人應有的道德，這時臣也不臣了。
「父父、子子。」做父親的是一個父親，如果父親作得不合一個父親的標準，但是卻要兒女孝順，盡兒女的本分，怎麼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這才是所謂的父慈子孝。也就是《易經》上回復的道理。古代的文字很簡略，但包括的意義很多。孔子答覆了這一點，齊景公非常聰明，他說，好，我懂了。一個領導人自己不站在領導人的本位，越出範圍，那麼臣也不臣；一個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兒女就不像兒女。如果一個國家，政治、社會的風氣到了這個程度的話，國家的財富雖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敗的。這一點就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
有人說，民主社會沒有這個「君」，我們研究過三民主義──國父思想，關於這個問題都講過，不用再講了，是一樣的道理。過去是一人領導萬人，現在是萬人領導所有的人。「民主」政體下每個人都是「君」。所以我對一個美國朋友，談到美國的情形，我說中國的民主思想和美國的兩樣。中國過去是帝王制度，沒有民主自由的口號。而美國壞就壞在「民主」上，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很成問題。國際上美國到處去幫忙，而沒有一個受到幫忙的國家感謝美國，問題就在「美國式」的民主。我們過去的政治思想，儘管是君主制度，據我的研究，中國歷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為基礎，君主是一個執行的型態。現在「美國式」的民主，老實說是以君主獨裁為基礎，而以民主為型態。美國是什麼民主？所有的領導人，乃至於總統，後面都有老闆的。他們被操縱於資本家手中，說穿了，美國的民主就是這樣。
我們過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禎時期，駱養性任大金吾之職。所謂大金吾是沿用漢朝的官名，近似於現代的首都衛戍司令，清朝的九門提督，權很大。當時熊魚山、姜如農兩位言官──近似現代的監察委員，在歷史上稱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錯誤，言官都要提出來指摘的，這是中國過去監察御史的精神。縱然是皇帝錯了，他照樣提出來，錯了就是錯了。這兩位御史很了不起，當時對皇帝有所批評。朝中的太監權臣，因為黨派的關係，把他們關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謂天牢裡。到了半夜裡，皇帝親筆下了一個條子，命令大金吾連夜把這兩個監察御史提出去殺掉。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這個條子，並不執行，坐下來寫一篇奏章。大意說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殺他，因為他是代表全國老百姓講話的，所以應該明告天下，公佈他的罪狀，使全國老百姓都知道，然後再規定時間殺他。現在憑你這張條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裡叫小太監送來，要我夜裡去殺他，我是不敢執行的。換言之，無形中是說皇帝沒有經過行政程序，是錯誤的，不可以這樣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條子同奏本，一併送給皇帝，結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這件事也就算了，這兩個人命也保住了。（至於駱養性的晚節好不好，是另處一回事，在此不加討論。）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並不止這一件事，類似的事件很多。不過現在我們讀的歷史太少了，只靠學校的歷史課本、中國史大綱，就認為懂了中國歷史。我覺得很好玩。中國歷史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可惜一般人都沒有好好注意它。尤其說到政治哲學，還是我們中國文化中儒家、道家的這許多原則是對的。為政到底在人，並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執法的還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還是人政重要。
【能平不平的子路】
下面是對於政治、立身處世、作人做事有關的個人修養：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在尺牘中常常可以看到「片言折獄」這句話。「片言」的來源，就是出自《論語》中孔子的這句話。現代語就是「一句話」的意思。「獄」就是打官司。孔子說，要講一句話，就可以把人家的糾紛解決了，只有子路做得到。那麼子路是很懂法律，大概是個大律師了，但律師並不能片言折獄。這裡就值得研究了。我們讀遍了四書和傳記，所提到的子路，並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可是孔子的確說他片言可以折獄的。就前面所提到的子路，簡直像張飛一樣，一個粗暴得很的人，既不是大政治家，又不是搞司法的，孔子怎麼說他可以片言折獄呢？這就是子路有俠義精神。
最近看到一部描寫清代末期的一個聞人的小說，過去我們也知道這個人就有片言折獄的味道。他沒有讀什麼書，是錢莊的學徒出身，他把替錢莊收來一筆呆帳的五百兩銀子，幫助一個茶館中萍水相逢，落魄的候補道上京補缺，而他本人卻因此被錢莊開除，可是後來這兩個人聯合起來，東南半壁的金融，都受他們的影響。後來太平天國舉事，他還支持當時的清政府，認為太平天國絕對不會成功的。淮軍的軍餉及許多經費，都向他借。這個人講義氣，頭腦好，有辦法，真是「片言折獄」的人才。
所以孔子提出來，一句話可以替人解決問題的，只有子路做得到。在我個人的人生經驗，也覺得的確像子路這種個性的人才做得到。正如某些問題找讀書人來解決，也許一年也解決不了，找這些有俠義精神的朋友一來，三言兩語，把一切咎責替人挑起，來代人道歉賠禮，幾句話就把問題解決了。下面說子路做得到的理由，是「子路無宿諾」，這就是俠義的精神，他今天答應了事情，說話算話，絕對辦了結，不會擱在那裡不辦的。過去這一類的人蠻多的，但在最近二十年來則少得很，這樣的人，往往使人敬佩，信任得過。一個人要做到任何朋友都信任他，很不容易。這不能用手段，要絕對的真誠，絕對的信實，子路有這個精神，所以可以片言折獄。
【理難清】
由片言折獄，就談到彼此意見的相爭了。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原告被告兩方的打官司，這是法律上的常事，是普通的訟事。兩方朋友有問題，聽雙方爭執的意見，這也是訟事。我發現假使去做法官將無法下裁決，因為我聽甲方說的覺得很有道理，聽乙方說的覺得也很有道理，所以我常常引用孔子「聽訟，吾猶人也。」這句話。聽誰的話，就「吾猶人也」，變成了誰，很難嚴格的說誰對誰不對。
在禪宗裡有這樣一個笑話：一個老和尚，有三個徒弟，有天老和尚叫他們來報告心得。首先老和尚聽了大徒弟的報告說你的對。二徒弟的報告，剛和大徒弟說的相反，老和尚聽了說你的也對。最小的徒弟感到奇怪，就問老和尚，大師兄這樣說，你說對，二師兄那樣說，你也說對，究竟誰的對呢？老和尚對小徒弟說，你的更對。
佛家從形而上的觀點泯除是非。天下沒有絕對的是與非，是根據時間、空間而斷定的。儒家則從形而下著手，有是非，主張要明辨是非。至於道家，則認為要調和是非。這是三家文化著眼點不同，各有千秋，各有不同的用處。所以絕對的是非在哪裡呢？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這句話要注意了，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有主觀，聽原告的話時，自己就站在原告的立場。聽被告的話時，自己就站在被告的立場。以現在哲學的觀念，這才是絕對的客觀。然後再來判斷是非。但是我們往往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自己先有成見，所以要為任何一個人設身處地。「必也，使無訟乎！」為什麼要做到那麼客觀，因為我們判斷是非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大家沒有紛爭，都能心氣平和，心安理得，合理的得到解決。
在我國描述清官的小說中，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對訴訟，都脫離不了微服私訪。當然歷史上這些人是否確有其人，其政績如何？這是另一個話題，暫且擱置。但這一私訪的觀念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甚至在民國初年還有這樣的現象。我們要知道，地方上的惡勢力，中外古今都無法完全消滅。不要以為私訪可以得知真正的內情，有人就佈置好圈套，使私訪者正好掉在這個奸謀圈套裡。上論中說過：「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也就是這道理。
【完美之不易】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張問個人去從政，擔任公家的職務，要具備一些什麼條件？孔子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這八個字表面上看起來很容易，但認真的想還真不容易。對自己的職務絕對誠敬而不厭倦，這是很成問題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工作服務態度差的人，有人說是因為待遇不好，所以工作情緒不好。這也不見得，有的地方，登報徵求人才，只有一千五百元月薪的待遇，而應徵的達六百多人，其中還有的是大學研究所畢業的。可見並不完全是待遇問題，而是教養的問題。學問、學位和職業三個東西分不開，尤其從政，要「居之無倦」，全部精力放進去，如果厭倦，換個工作好了，這是從政的精神。但是我們看到許多人服務態度不好，都是由於對職業的厭倦。老古話說的「做一行，怨一行。」如果做一個心理測驗，到底做哪一行不厭倦？大概沒有這一行。就是拿錢吃飯不做事，該是舒服了，久了也會厭倦。
還有「行之以忠」，從政則一切盡心盡力，為國家、團體、職務盡心盡力而忘記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怎樣才能做到這八個字的精神？還是要學問，還是要修養。
所以下面孔子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要靠學問，這又牽涉到文與質的問題。學問精通了的人可以做到；絕對沒有知識的人，普通的人，本質很好的人也做得到。最怕是半吊子。所以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切淵博以後，選定一點；這也是現在專家教育的精神，先求淵博，以後再求專一。作人的道理，也是一樣，一切通透了，然後選擇人生專一的道路，這樣大概差不多，不至於離經叛道了。
下面再說到個人的修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一個君子人，看到朋友、同事以及任何的好事，都願意幫助他完成，壞事則要設法阻難使他無法完成。從政、作人都一樣要做到這個程度。而小人卻正好相反，就喜歡幫忙人家做壞事。
再引伸來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這句話。我們把「成人之美」這句話，用成了口頭語，例如替人家做媒，就常說「君子成人之美」，但是這句話是不負責任的。因為男女雙方談戀愛，已經成熟了，不過到時候在結婚證書上，幫忙蓋一個圖章而已，這就美其名為「成人之美」。而事實上這又究竟算不算「成人之美」？有時候很難斷定。像我曾經為學生證過幾次婚，結果很圓滿的不多。所以後來有人請我證婚，我說還是不要找我，因為我的福氣不好。以前老規矩結婚，沒有證婚人，而要請有福氣、子孫多的老夫婦為新人鋪床，以沾福氣。現在不鋪床，請人證婚，所以我說最好請有福氣的人。當然這是笑話，真正的道理，是「成人之美」的「美」，到底什麼是美？
講到這裡，我們就聯想到西方文化進來以後，大家喜歡用的「真、善、美」。這三個字不過是西方文化特別注意，特別提出的，並不是中國文化沒有。但在學哲學的人的觀念，對世界上究竟哪件事是真的或假的？善的或惡的？美的或醜的？沒有辦法下定論。因為有許多人行為、觀念、道德，善惡標準，是由於時間、空間不同而有區別的，例如到了西藏，與人見了面，要伸出舌頭來，還要發出「哧！哧！」的聲音，形態並不美觀，算是行禮，這就是善嗎？又如在印度遇見人，最高的禮貌是在地上打個滾，這就是善嗎？可是在那裡又非這樣不行。這些還是表面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善惡，在哲學的範圍，是很難說的。我們在路上看見一個人很痛苦，在作人的道理一定要去救他。但常常會在救了人以後，而後悔是做了一件壞事，因為所救的竟是一個壞人。不救他反而乾脆，以後少些人受害，而他自己也可少做幾件壞事。可是救活了這壞人以後，對於社會的後果，反而不堪設想。這在我們個人的一生行為中，就有很多這類的經驗。因此對於善或惡，在哲學範圍中，沒有辦法下一個嚴格的定論。
美與醜也是一樣，男女之間，熱戀的時候，在別人看起來蠻醜的人，而他們覺得對方很美。有人認為最醜的，而其他的人會認為是最美的。也有的人，太太很漂亮，感情鬧得不好，而在外面交上一個大家都認為很醜的女朋友。所以美與醜，都是主觀的，唯心的，沒有標準。這如鄉下人的話「臭豬頭自有爛鼻子的菩薩要吃。」這句話的意義實在很深長了。
美醜既然沒有標準，怎樣才是「成人之美」就更難說了。下面說「不成人之惡」是反面的說法。做好事，本來是很難的，像幫助孤兒，就有一位老朋友警告我，不能隨便辦孤兒院。第一，如經濟不充足，收容了一百人，到一百零一人時，還是沒有辦法。最好是不出名，不掛招牌，而想辦法將孤兒分散給人領養，或送去當學徒、進夜校。這樣才踏實，較完美。我也曾經訪問過孤兒院出生的孤兒，一百人中，九十五人是對孤兒院抱怨的。另一方面訪問從事孤兒院工作的人，更是滿腔的怨言。雙方都會埋怨，到底錯又在誰呢？所以做一件善事，想「成人之美」是很難做到的。因為進孤兒院的孩子，心理容易不健全。自己感到是一個孤兒，別人的善意，他也會懷疑的。等於對後娘一樣，後娘好，他認為是手段，後娘不好，他認為後娘不是親娘。後娘難做也就在此，因此，有些孤兒院的工作，等於是失敗的。
由此看來，孤兒出身的人，最後必然走上兩條路，一條是對窮苦孤兒非常同情，一生都做好事。另一條路是相反的，對社會仇恨。他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困難時，沒有人來相助，現在為什麼要對別人好？養老院也如此，不容易辦得好。主事人難於做到像上面說的「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最後成了形式化。
因此「君子成人之美」這句話，我們不能隨便引用。這美是善的美，不助別人的壞。可是這兩句話反面意思的錯誤，我們經常會犯。往往自認為做了好事，結果成了壞事，無形中的犯了很多錯。最初的動機蠻好，為「成人之美」，事情的結果卻不好，變成了「成人之惡」。所以成人之美的道理易懂，但身體力行起來，就非常困難。
【上不正 下便歪】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這個話大家都很熟，這是我們中國人對「政」這個名稱的解釋。政就是「正」，所謂政治的道理，就是領導社會走上一個正道。剛才我們講到真、善、美的哲學觀點，現在引用哲學觀點來說，什麼叫正？什麼叫邪？也很難講。這就牽涉到人生的道德行為觀念，以及社會的、歷史的道德觀念等等，都受時間、空間的影響，而改變了觀念的標準。以前的社會型態並不適於現在的社會型態，過去歷史的標準，並不一定完全可以適用於現在。所以怎樣才算是正或邪，也是對某一時間、某一地區而言。
但無論如何，政治的原則，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後方可正人，譬如一個教育家、宗教家，以感化的教育，轉移社會風氣，也可以說是「政者正也」的一個範例。帥之以正，這是孔子的定義，也是千古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名言。季康子是一個當權的人，所以孔子對他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只要你領導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風氣就自然正了，這是偏重於為政，偏重於領導而言的。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這是說他那裡強盜土匪太多了。這是一個大問題，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都有連帶關係。季康子問孔子，強盜土匪這樣多，該怎麼辦？孔子說很簡單，你所不要的，賞給他，他都不要。在文字上就是這樣，很簡單明瞭，但在《易經》系傳上說：「謾藏誨盜，冶容誨淫。」「誨」就是教的意思。這句話是說，金銀財寶，不好好保藏起來，等於教人家來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艷，就等於教人家來揩油。有的女同學，晚上回來很生氣，說外面社會如何亂，男孩子如何不好。因此還是少打扮的好。所以孔子對季康子說：「你所不要的，丟在路上，人家也不要，更不會偷，不會搶。」
這個話很簡單，但引伸出去，政治、經濟、社會什麼問題都在內。我們先談一個哲學的笑話，佛家有個名詞「顛倒」。在佛經上經常有「眾生顛倒」這句話，這「顛倒」兩字很有道理，人都在顛顛倒倒的。剛才也提到，孔子說的「子帥以正」，正就是不顛倒。但以哲學立場看，世界上哪一個事物是正的？下不了定義，就人的顛倒來說，隨便舉例：人身最尊貴的是頭部，臉孔、眼視、耳聽、口言，多麼重要？雙手能為我們做許多事，可是卻和頭臉一樣，任它露在外面，風吹日曬。而一雙腳，除了走路以外，很少再有什麼用途，卻要鞋、襪、褲，給它重重包裹，如此保護，豈不很顛倒！田里的稻麥是人類不可少的糧食，何等重要？可是任它在田地上，誰都不去看管。而鈔票不過一張紙而已，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穿，連作衛生紙用都不行，可是卻繩扎，紙包，放到錢櫃，鐵櫃還要擺到嚴密的庫房，上了鎖，另外再由人執槍守住，這豈非顛倒？這類事可多了，仔細想想，人生真的很奇妙，究竟哪樣才是對？顛倒！對黃金鑽石也是如此，本來無用之物，可是大家競相以為寶物，因此形成了社會上搶購這些東西的風氣。
說盜竊心理，我們又想到莊子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話。莊子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一般人將黃金珠寶，隱藏妥當，只能防止小偷小盜。至於那些大盜，就怕你不把黃金珠寶等財物集中隱藏起來，你越是裝得牢，鎖得緊，大盜來了才拿得方便。甚至明目張膽搶劫，還要失主自己代他搬去。至於佔領了人家的國土，那麼就變成了英雄、侯王。所以莊子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這就是歷史哲學。
因此儒家思想，始終教人過儉樸的生活，走其實無華的路子。大家如此，社會就安定，盜竊也少了。
如上位的人偏好某一事物，則下面會跟著偏好得更厲害。愛好而得不到，於是就行竊了。這個「竊」，是廣義的竊，凡以損人利己的方法獲取即稱為竊，今日全世界經濟危機，就是受凱因斯「消費刺激生產」理論所害的，前面也提到過這點，大家不肯節儉，盡量消費所致。昨天還對一個美國學生談起，現在美國一般人幾乎永遠是窮的，因為什麼都是分期付款，而生活永遠也在分期付款中渡過。這就想起孔子的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現在全世界的「慾望」，風氣都趨向這方面，所以大家就都想盡方法來佔有，來獲取。得不到了，只好去竊，又如女人的打扮，過去倣傚宮廷，現在仿電影明星。事實上是一樣的，過去看帝王的宮廷，現在看社會整個風氣。所以要想不竊不盜，只有改正風氣才是。
【風吹草動】
下面仍是季康子問政治方面的一個道理，當然這不是在一天之內問的，而是編書的把它連在一起：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又問孔子說，用以殺止殺的方法，把壞人殺掉，「以就有道」，歸到正道那裡去，怎麼樣？孔子說，為政之道，並不是靠殺人而能夠成功的。我們知道，老子也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並不是絕對怕死的，為政不用道德來感化，只用殺戮來威脅，是絕對壓不住的。所以孔子對季康子說，用殺人來做手段是不對的，應該以自己的道德來做領導。你自己用善心來行事，下面的風氣自然跟著善化了。所以他就說出一節名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我們中國文字中的「風氣」二字，就是由於這個觀念而來的。這兩句話中的『德」是一個總稱，它包括行為、心理、思想等等。他說君子之德像風一樣，普通人的德像草一樣。如果有一陣風吹過，草一定跟著風的方向倒。風的力量越大，草傾向的力量也越大。因此一個大政治家的領導，應該造成一種風氣。這都是講政治的領導。
但我們不要把它看呆了，凡是學問書本都要活用。假使做一單位主管，下面只有三個人，同樣的，只要主管品德超然，下面的風氣自然會好。但在政治上要造成一個時代社會的風氣並不太容易，也等於在軍事上構成一個「氣勢」，是很不容易的事。
【聞人與賢達】
下面講到社會思想了：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在這裡，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上古文化中「士」的觀念。過去已經講過，用現代語來說，「士」就是代表知識分子。子張問孔子，一個知識分子，要怎樣才能在社會上站起來，才夠得上稱為通達、豁達？孔子聽了子張的問題，先反問子張的觀念當中，所說的「達」，是個什麼樣子。子張說，我所說的達的意思，是全國上下大家都知道他，名聞天下，在家鄉也是各個都知道。像現代民選政治的社會，更要做到如此。
子張認為的「達」就是這樣。子張的這個觀點很值得注意，許多人都有這種心理。幾十年來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此，尤其一些比較活動的分子，人家一提到某某達官顯宦豪商巨賈，他總說認識，或攀上些關係。記得抗戰時期，曾有一位四川朋友對這樣而求聞達的人開了一個很難堪的玩笑。當某人正在大庭廣眾中自稱與某某要人有瓜葛時，他便故意問說：「喂，老兄！這兩天斯福兄有消息給你嗎？」這位先生一時不解，問：「哪位斯福？」那人便說：「羅斯福嘛！」這句話一出來，大家哈哈一笑，這位老兄卻為之默然無語。社會上確有不少這一類型的人。
現在回轉來看孔子的觀念，我們要注意了，孔子聽子張對於「達」的觀念所下定義之後，便說，你對「達」的觀念搞錯了。一個人到處知道他的名，那叫作有名氣。這個名氣是不是好的，就成問題。有名氣的人叫作「聞人」，不是「達人」。孔子為「達人」下的定義是「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這樣的達人，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不一定出來做官。現在有一個名稱叫「社會賢達」，就是有道德、有學識，的確在社會上眾望所歸，可是只想做事，不想做官。當然，他也有條件：飯是吃得飽的，生活也不愁，有豐富的正義感，這種人就是達人。
依據孔子對達人的定義，第一是本質的正直，沒有歪曲的心思；作人做事，不用手段，不用權術。第二是好義，這個義字的解釋，近乎墨子的義，所謂慷慨好義。第三是「察言而觀色」。這句話被後世誤解為很壞的意思，而本來的意思是有眼光，看得清楚，有先見之明；聽了一些理論，根據一些資料，加以智慧判斷，就可以看出態勢來。例如對於國際大事，時代的趨勢，許多事情，都可以在事前看出來。第四「慮以下人」，「慮」就是智慮，包括了思想與學問，「下人」是對人謙虛，絕不傲慢，自己並不以為自己了不起。要具備這樣幾個條件，才能算是賢達的人。
孔子又告訴子張，他所說的只是聞人──出名的人，往往只做些表面工作。以前某名都有一位先生，非常非常有名，凡是各項募捐，一定請他去。而他拿起筆在捐簿上第一個寫，每次一寫，就是一筆很大很大的數字，至少等於現在的幾十萬元，每次都如此大手筆。可是真去向他收捐款，他說：「我寫這樣多，是為你作個倡導，別人看我寫了這樣多，自然都會多寫一點。」此人也確是某名都當年的聞人之一，他這個做法就是「色取仁而行違」。表面上做的都是善事，態度取的是仁，而真正的行為不是那麼回事。而且「居之不疑」，他這樣搞久了，自己也覺得這樣沒有什麼不對。猶如許多說謊話的人，說成了習慣，就不覺得自己在說謊，對自己這樣說，一點也不懷疑對或不對，甚至，認為是應該如此的。像這一類人，雖然也會出大名，但到底不算是達人。成為達人要有達人的條件，達人的道德。
【修養上的三叉路口】
下面是講個人修養的問題：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是孔子學生。「舞雩」，猶如現代的交誼廳，有一次，他跟孔子在「舞雩之下」，向孔子請教三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崇德」，充實自己的修養。這個「德」字不一定作道德講。以現代觀念說，如何使自己的心理、精神、修養到高深的程度。第二「脩慝」，就是如何改進自己內心思想、情緒。第三「辨惑」，怎樣才不致於糊塗，怎樣才是真正的有眼光，有智慧，看得清楚。這是人生哲學的大問題了，這三句話如果嚴格發揮起來，非常費事，現在我們先研究它的意義。
第一點崇德。這個德，舊的觀念就是德業，以現在來說，怎樣養成很有教養的氣質。說到氣質、風度這些名稱，在前面也多次說過，經常沒有辦法做確切的說明。但有沒有「氣質」這個東西？它又的確是有，這是從內心發出來的。有如何的教養，就形成如何的氣質。也有人天生就具有特殊的本質，不過還要加以力學的培養。所謂崇就是推崇。崇德就是如何把內在的氣質培養到崇高的境界。茲事體大，可不簡單。
舉一個唐人筆記小說的事例來說：如唐初李靖、紅拂女、虯髯客等風塵三俠的戲劇故事。那正是南北朝到隋唐之間，天下大亂的時代。當時想起來革命，創功立業的人很多。紅拂女不過是隋朝一位大臣楊素家中的一名家伎，而李靖這位唐代的開國大將，在這時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青年，還很倒楣，投奔到楊素那裡，希望當一個職員而已。可是小說中描寫武功很好的俠女紅拂，一見到李靖器宇非凡，就認為是了不起的人物，而與李靖私奔。有一天，他們兩人住在旅途客棧中，紅拂女正在化妝梳頭，長髮及於地，被虯髯客看到。虯髯客也是想起來革命，而且財富多，武功高，不願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他看見紅拂女的長髮，認為是極貴之相，不禁在窗外瞪眼看。被李靖發現了，正要拔劍相向，這時紅拂女也在鏡中發現了虯髯客，於是目止李靖的忿怒動作。由李靖出來詢問，接談以後作了朋友。李靖說明要去投太原公子李世民，後來虯髯客也到太原訪李世民，由李靖為兩人介紹。筆記上記載當時李世民是「不衫不履」與虯髯客相見，一見面後，虯髯客見到李世民的氣度，心裡冷了，認為天下第一人該屬於他而不是自己，就不多談。轉託李靖再約李世民，第二天在太原郊外一個名勝區涼亭中，和虯髯客的師兄一起見面。李靖如約陪李世民前往，虯髯客正和一位道士在亭子裡專心下棋，李世民和李靖也不打擾，只在旁邊看棋，那位道士就推開棋盤說：「師弟，這一著，我們輸了。」起來就陪虯髯客走了。後來虯髯客把自己的兵器、財富，全部送給李靖夫婦去幫助李世民統一天下，作開國功臣。並且告訴李靖，十年後海外如有大事，就是自己成功的一天。果然唐太宗統一天下，有一天接到扶余國（有說是吉林）來的情報，扶余的領土被一個虯髯的人征服了。唐太宗、李靖，彼此都會心的一笑，那位朋友也成功了。我們引用這個小說，便是用來說明崇德的意義。一個人德業的成就，和一個人的風格、品行、風度、氣質都有關係。有了這樣的成就，在外表上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點脩慝。所謂慝，是一種心理作用，所以這個字從心。以心理狀態來說，人的理智情感，沒有辦法壓制下去的。有許多人講究靜坐，但第一步，內心亂七八糟，思想就沒有辦法平靜。譬如遇到一件令人生氣的事情，表面雖強作無事，若能把那種忿怒的心放開，那就更好！更美！但是這種不平之氣！往往是壓不住的，這是內心修養很重要的一步。如果這種內心的修養做不到，外在的崇德就不會真正完備。所以脩慝是內心真正的修養，在現代心理學上講，就是把自己矛盾的心理──理智與情感的矛盾，求得平和與安詳。
第三點辨惑，就是做到有真正明辨的智慧，對於善惡、是非、情勢都瞭如指掌，沒有迷惑了。樊遲問了這三點以後，孔子說你這個問題提得太好了，也太大了。這三點如果都做好了，就入於聖人的境界，在孔子學生中，樊遲並不是第一流學生，但是他非常勤奮。所以孔子告訴樊遲的不是深遠的理論，而是其實可行的道理。孔子說作人做事只要先去做，不問自己的結果利益，以後自然會有好的成果，這便是「先事後得」的道理。
這四個字看來很容易，做到很難。尤其現代社會的風氣，大家每做一件事，先要考慮有沒有價值。所謂價值，就是問後果對自己的利益，這是通常的心理。可是孔子告訴樊遲，作人做事先不要考慮自己個人的利益與價值，認為是善的就先做了再說，後來自然有成果的，這就是德業。其次，專門反省自己的錯誤，不挑別人的毛病，這也是做起來很難的。因為人都喜歡挑剔別人的毛病，很少反省自己的錯誤。現在要反過來，專找自己的錯誤，不挑別人的毛病，就很難做到了。而儒家、佛家、道家的修養，都嚴格的講究這一點，做到這一點就是「脩慝」。有些人為了一點小事，生起氣來，把自己身體生命都忘記了，要與人拚命。犯了法弄出紕漏來，連帶父母、妻子、兒女都受了罪，這不是最笨、最糊塗的事嗎？
這三點孔子在這裡是這樣解釋。我們要特別注意，下面一篇當中，還要提到這個問題。這裡是孔子針對樊遲的程度，所作「崇德」、「脩慝」、「辨惑」的解釋。實際上這三點所包括的內容很多、很多。不過這裡雖是引述孔子對樊遲說的道理，也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樊遲問「知」「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問什麼叫仁。孔子說，能夠愛一切人就是仁。樊遲再問什麼叫智慧。孔子說，能夠瞭解任何人就是智。但是這是針對樊遲的程度而言。結果，樊遲對於孔子的答覆，還沒有通達，未曾徹底瞭解。孔子便更引伸地說，你還不大瞭解，我再告訴你，假如做一個領導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而對邪曲的人先擱置起來，這樣直道而行，就可使原來邪曲的人，也變成為直道之人了，壞人也會變成好人了。
可是樊遲還是沒有懂，退出之後，便來看子夏。子夏在孔子的學生中，也是較為突出的一個，孔子死後他在河西講學。戰國後其中很多人物，都是子夏的學生，所以樊遲不懂，又去向這位孔門的高材生討教。「鄉也」的鄉，後來寫作「向」，是「剛才」，「前些時」的意思。樊遲說，我剛才問老師什麼是知，老師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什麼意思？子夏一聽樊遲的話，就說，老師所講的這兩句話，內容太豐富了，包涵的意義太大了。子夏為了使這位同學有更具體的瞭解，就舉歷史的故事來講給他聽他說舜當了皇帝的時候，在許多人中間，選拔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皋陶一做了他的助手以後，天下便沒有冤枉的事，壞人都遠離了，變好了，大家都心存厚道了。
說到這裡，想起一個與皋陶有關的著名故事，宋朝蘇東坡當年考功名時的論文，便是《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是梅聖俞，他和歐陽修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歐陽修有一副名聯說：「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他一生作人，胸襟坦然，所以說「事無不可對人言」，一生沒有什麼缺德的事，任何話都可以對人開誠布公。而上聯看起來謙虛，實際上牛皮吹得很大。他說天下那麼多書，也有我沒有讀過的。換言之：他讀的書真是夠多的了。這次考題梅聖俞出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依當時制度，政治司法都論在一起的。蘇東坡知道這位考官學問很好，那時他還年輕，又很調皮，存心要把考官考住，讓考官不懂，於是在文章中有一段引用：「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藉以說明古代判人罪刑，存心如此忠厚。梅聖俞看了蘇東坡這篇文章，非常激賞，認為很好，於是錄取。只是這幾句話所說的典故，沒有看過，不知道出自哪一本書。放榜以後召見了蘇東坡，便問東坡，文章中這個典故出自哪裡？東坡答道：「想當然耳。」梅聖俞才知上了當，這是蘇東坡的調皮故事。也有人說，上當的是歐陽修。
回到本文，子夏舉的第二個歷史例子是說，到了商湯的時候，舉用伊尹。我們都知道伊尹是古代的名宰相，與後來周朝的姜尚齊名。伊尹被商湯提拔時，還正在當廚師。因為有伊尹，所以有商湯的天下。在上古歷史中，第一流的大臣，並不是靠學歷年資慢慢升上來，然後到六十多歲退休。只要是人才，一下子就上去了。
當然後世法治社會又是另外一回事，與創業時用人的原則是要有所不同的。從古今中外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做事業是要人才去做的，而人才並不是學歷資歷可以限制的。所以商湯舉伊尹出來，則「不仁者遠矣」。他舉這些例子，就是告訴樊遲什麼叫作「舉直錯諸枉」。換句話說，是子夏引伸孔子這兩句話，告訴樊遲，無論如何，作人處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這樣的人，自然就行了。
【交友的藝術】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有一天，子貢問孔子交友之道，應該如何？我們知道，有時候交朋友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上論《里仁》篇中子游曾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對上位者如有不對的地方，做幹部的，為了盡忠心，有勸告的責任。但勸告多次以後，他都不聽，再勉強去說，自己就招來侮辱了。對朋友也是這樣，過分的要求或勸告，次數多了，交情就疏遠了。
這裡，孔子告訴子貢，交朋友之道，在「忠告而善道之」。盡我們的忠心，勸勉他，好好誘導他，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不可則止」，就不再勉強。假如過分了，那就不行；「毋自辱焉」，朋友的交情就沒有了，變成冤家了。從表面上看起來，孔子教學生的交朋友之道，好像蠻滑頭的樣子，適可而止，不要過分。實際上，加上我們自己的經驗，就知道孔子的話並不滑頭。中國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於「規過勸善」，這是朋友的真正價值所在，有錯誤相互糾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勵，這就是真朋友，但規過勸善，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共事業的朋友，更要注意。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很多，知道實不可為，只好拂袖而去，走了以後，還保持朋友的感情。
我們舉一件近代的故事來說，曾國藩下面一位幕友王湘綺（壬秋），當時他是湖南的才子，也是近代以來有名的大儒。他著有《湘軍志》，對曾國藩有褒貶之處。曾國藩所領的湘軍，在前方和洪秀全作戰，開始露敗象的時候，王湘綺就要請假回家。曾國藩知道他讀書人膽小，如果這仗敗下來就不得了。所以也想讓他回去。不過事情很忙，沒有立即批這件公文。有一天晚上，曾國藩因為有事去找他。看見他正坐在房裡專心看書，就站在後面不打擾他。差不多半個時辰，王湘綺還不知道，曾國藩又悄悄地退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曾國藩就送了很多錢，誠懇地安慰一番，讓王湘綺立刻回家。有人問曾國藩，為什麼突然決定讓王湘綺回去？曾國藩說，王先生去志已堅，無法挽留了，朋友之道，不能勉強。尤其打仗的時候，勝敗自己都沒有把握，如何能保住別人？再問曾國藩何以知道王湘綺去志已堅？曾國藩說，那天晚上去王湘綺那裡，他正在看書，並不知道曾國藩就站在他身後。而且有半個時辰，王湘綺沒有翻過書。可見他不在看書，在想心思，也就是想回去，所以還是讓他回去的好。
這個故事就說明長官對部下或者朋友相處，都要恰到好處。如果過分，那麼朋友都變成冤家了。人生交一個朋友是很難的，所以孔子告訴子貢，交朋友適可而止，不是滑頭。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這一篇最後以曾子的話來作結論，也是講朋友之道；朋友的積極意義在什麼地方。「君子以文會友」，這個「文」包括了文化思想。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目的在哪裡？在於彼此輔助，達到行仁的境界。
這篇書一開始，顏淵問的是仁。到這裡最後的結論，提到曾子講的朋友之道，同時再度表明作人也就是仁的用。所謂仁就是愛人；也是人與人之間相處和自處的高度修養；也可以說是作人的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