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於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幹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裡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並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麼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後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後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並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歷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並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間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妨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了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了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後，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後？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裡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裡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裡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正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向，則總是嚮往於團結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於分裂與鬥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向，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後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剛才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
五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後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麼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干。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學術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鑽研。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裡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產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麼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歷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迴圈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只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咸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為什麼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域，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需大見解。
六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只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才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只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只此一家，別無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鑽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向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
一、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歷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七
最後我須指出，研究歷史也隨著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於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著。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歷史重新撰寫才是。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自開國到今已近六十年，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五十年或六十年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六十年中，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如中共盤踞大陸二十年；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又如國民政府流亡在臺也已二十年，即該有人來寫此一段的歷史。甚至像我們流亡來香港也已二十年，有史筆的人，也可寫一部「香港流亡史」。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才可由後人來彙集成一部大歷史。現在大家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塗賬，試問叫後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著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著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於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才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著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於通史的，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後的人，已寫了不少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發願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並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寫，就決不會嫌多。
怎樣著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著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產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讚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家都放棄了這權利，只做一個旁觀者，只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家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於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才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願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後起青年，激起他們志願，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穫了。
附錄 略論治史方法
一
歷史本系複雜人事之記錄，尤以中國史綿歷之久，包涵之廣，記載之詳備，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更何論於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統，然系統亦未易求，晚近學人言國史系統，不越兩途。一謂自秦以來，莫非專制政體之演進。無論歷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專制一語為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表彰五經，排斥百家，盡屬專制。乃至隋唐科舉，明代八股，莫不謂其便於專制，其他一切率類此。
此等說法，起於晚清革命變法潮流之下，不過為當時一種黨人之宣傳。細按之，無當史實。待滿清傾覆，專制政體推翻，此等歷史觀，早應功成身退。而謬種流傳，綿延不絕。據此輩人之見解，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之政治傳統，全屬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國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謂驟然有長足之進步。而此等進步，明屬模仿西洋，則中國此下豈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見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國人之維新觀」，實即是一種「崇洋媚外」觀。
又或根據西洋最近唯物史觀一派之論調，創為第二新史觀。其治史，乃以社會形態為軀殼，以階級鬥爭為靈魂。所論厥為自秦以來，中國社會形態之階段分別。若謂中國尚在封建社會之階段中，絕未走上商業資本社會之階段。自謂其對中國史已全部通透，而無奈其誤解。照彼等意見，歷史上種種事蹟，總之為上層經濟榨取之一種手腕，與下層無產民眾之一種反抗，相互為消長起伏。如是則僅為彼等政治趨向之一種工具，一種說法，惜亦同樣無當於國史之實際真相。
中國以往歷史，究有何等意義？中國以往文化，究有何等價值？中國將來之前途，除卻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則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
治史而言系統，固非易事。然若謂歷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積疊，別無系統可求，則尤屬非是。或謂國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統，未免過早。今日急務，端當致力於新材料之搜羅，與舊材料之考訂，至於理論系統，暫可置為緩圖。此說亦可商。歷史範圍過廣，苟非先立一研尋之目標，以為探討之準繩，則史料盡如一堆流水帳，將見其搜之不勝搜，將終無系統可言。此如清儒治經，初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其論亦非不是。而極其所至，訓詁小學日明，經學大義日晦。精熟《說文》、《爾雅》，豈遂通得語孟義理。
竊謂今日治史要端，厥當先從通史入門。中國今日尚無一部適合於時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讀通史之方法治史，為又一事。此兩事雖屬相關，然無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
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先注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以偏見概全史。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然後其所見之系統，乃為較近實際。其所持之見解，乃得較符真實。而其對於史料之搜羅與考訂，亦有規轍，不致如遊魂之無歸。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於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麓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中央日報文史副刊讀史隨筆之一
二
治史者先橫亙一理論於胸中，其弊至於認空論為實事，而轉輕實事為虛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跡浩繁，或與自己所抱理論渺不相關，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論不能涵括史實，而轉疑史籍別有用意。循至於前代史實，毫不研尋。自抱理論，永此堅持。當知治史先重事實，事實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論條貫，豈得有當？
昔人治史，先從一方面再轉別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國史，苟能於政治制度上，或於食貨經濟上，先事尋求。事實可以範圍理論，而理論不足以改變事實。超越事實空言理論，則理論盡可有千百樣不同，而事實則只此事實。此乃所謂歷史，雖千頭萬緒，不勝浩繁，須虛心耐煩以求認識。
認識事實亦非易。人事繁賾，複雜萬狀，其相互間，輕重大小，先後緩急，至不易辨。處世閱歷，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貴能上下古今識其全部，超越時代束縛。故首當虛心耐煩，先精熟一時代之專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賾之一般。而對於各方面事態之互相牽涉影響，及其輕重大小，先後緩急之間，亦漸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漸達於深細邃密，廣大通明之一境。然後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別擇。然後庶幾可以會通條理而無大謬。能治通史，再成專家庶可無偏礙不通之弊。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中央日報文史副刊讀史隨筆之二
三
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謬見。若謂中國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頓狀態，無進步可說。此由誤用西人治史之眼光來治中史，才成此病。
今試設譬，有兩運動家，一擅網球，一精足球，若為此兩人作年譜，乃專事抄襲網球家定稿，來為足球家作譜，豈得有當。近人治中國史，正多抱此意見。若謂中國惟先秦一段尚見光彩，此下即漸入歧途。惟洗伐淨盡，掃地赤立，另起場面，庶可趕上他人。是不啻以網球家成格，來批評足球家，寧得有當。
中國史與西洋史精神上之差異，至少尚遠過於足球家與網球家之不同。或仍過於運動家與美術家之別。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驟，如十字軍戰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尋覓、法國大革命、機械工業驟起、社會主義種種，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史殆如半死不活，絕無生命可言。惟春秋戰國時代，尚有封建貴族宗教神權等等，幾分近似西洋史處。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國史，則自秦以下宜為一個長期停頓之狀態。
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最近將來應有之努力與其前途，庶幾可有幾分窺測。否則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當於中國之史學。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中央日報文史副刊讀史隨筆之三
四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此盡人知之。論其特點，一、綿曆悠久，繼承因襲永無間斷。二、史體詳備，各種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區之廣，與其活動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國史之繁富，並世各民族，莫能與比。我民族文化之唯一足以自驕者，正在其歷史。足以證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與偉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無限。
然而一往不變者，乃歷史之事實。與時俱新者，則歷史之知識。中國曆古相傳之史籍，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並非即我儕今日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所謂歷史知識，貴能鑒古知今，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聯之關係，從而指導吾人向前，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此等歷史知識，隨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
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需要新的歷史知識為尤亟。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國雖為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卻為最缺乏歷史知識，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歷史之時期。
時時從舊史裡創寫新史，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此不僅今日為然。即在以往，其歷史雖一成不變，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舉其最著者，《尚書》為吾國最初之史書，而書缺有間，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及《春秋》，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左傳》尤為編年史之進步，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歷史中心之階段。司馬遷《史記》出，始以人物為中心。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適應。班氏《漢書》，則為斷代史之開始。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一種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而創寫新史之要求，則繼續無輟。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歷史。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通鑒》為編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鄭樵《通志》，尤為體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際，藏往開來，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然則中國以往舊史，亦不斷在改寫中。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
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不寧惟是，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與社會各界比較處於上層地位者，一種必要之知識。人類必由認識而後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國各知識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於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歷史，全不認識，試問何從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從而有感情？然則其對於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今使全國各界之領袖人物，對其本國民族與文化，俱無深切真摯之愛情，試問其可有之危險為何如？然而此非欲錮蔽全國人之心思氣力以埋頭於二十四史九通，為舊史料之記誦。亦只謂其本國歷史的知識，為其國領導分子知識份子所應有的知識而已。至於此種知識之提供，則尚有待於今日本國史學界之努力，此則需有新史學之創建。
所謂新史學之創建，此亦殊難一辭而盡。要言之，此當為一種極艱鉅的工作，應扼要而簡單，應有一貫的系統，而自能照映我們家現代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尤要者，應自有其客觀的獨立性，而勿徒為政客名流一種隨宜宣傳或辯護之工具。要能發揮中國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與真精神，闡明其文化經歷之真過程，以期解釋現在，指示將來。
有志為此種探討，其中心注意點，如歷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會經濟，將以何者為研尋國史新知識之基本要點？此亦難言。中國新史學家之責任，首在能指出中國歷史以往之動態，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此在能從連續不斷的歷史狀態中劃分時代，從而指出其各時代之特徵，即此一時代與前一時代及後一時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時代相互之異同。從此乃見其整個的動態。如某一時代特異之狀態在經濟，則此項經濟狀態即為該一時代之特徵。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學術、思想、宗教、風俗，諸端皆然。
經濟情形未嘗非歷史事項中極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歷史，其各時代之變動不在經濟而別有所在，則治此民族之歷史者，自不得專據經濟一項為唯一之著眼點，此理甚顯。中國自秦以來，直迄最近，苟自社會經濟一端言，要之在農業經濟之狀況下。若遂據此而輕率斷定中國文化自秦以來即少進步，自屬偏見。治國史者，苟專在農業經濟方面從事探討，無怪其謂中國民族絕少進步。因各時代狀況略相同，無從尋得其進步之所在。然若真能為客觀合科學的新史家，必從識得中國史之變動何在始。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而輕率立言之故。變動何在，當詳他篇。此不具論。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中央日報文史副刊十期，原名《論近代中國新史學之創造》
附錄 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
近讀《史地教育委員會二次會議參考材料第一號》，二十七年八月總裁訓詞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動。我們只須真實認識，真實推動，更不必再多說話。
總裁訓詞裡說：「我們今後教育目的，要造就實實在在能承擔建設國家復興民族責任的人才。而此項人才，簡單說一句，先要造就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是一個萬分痛切的教訓。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想唯一的起碼條件，他應該誠心愛護中國。這不是空空洞洞的愛，他應該對中國國家民族傳統精神傳統文化有所認識了解。譬如兒子愛父母，必先對其父母認識了解。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務。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國史浩繁，從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況身當我們革命的大時代，在一切從新估價的呼聲之下，更覺國史傳統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進，卻愈需要舊的認識。過去和現在，絕不能判然劃分。因此在我們愈覺得國史難理的時候，卻愈感得國史待理之必要。
我常細聽和細讀近人的言論和文字，凡是主張有關改革現實的，幾乎無一不牽涉到歷史問題上去。這已充分證明了新的改進不能不有舊的認識。只可惜他們所牽涉到的歷史問題，又幾乎無一不陷於空洞淺薄乃至於見解荒謬。這是事實。我們這一時代，是極需要歷史知識的時代，而又不幸是極缺乏歷史知識的時代。
讓我略舉數例以資說明。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但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只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能說是君主專制。就政府組織政權分配的大體上說，只有明太祖廢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兩代六百年，似乎跡近君主專制，但尚絕對說不上黑暗。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刑罰的判決，賦稅的徵收，依然都有傳統客觀的規定，絕非帝王私意所能輕易搖動。如此般的政體，豈可斷言其是君主專制？
只緣清末人，熟於西洋18世紀時代如法人孟德斯鳩輩的政論，他們以為國體有君主、民主之分，政體有專制、立憲之別。中國有君主而無國會無憲法，便認是君主專制。不知中國政體，如尚書禮部之科舉與吏部之詮選，已奠定了政府組織的基礎，不必有國會而政權自有寄託。如有名的唐六典，大體為宋代以來所依照，極精密極完整的政權分配，使全個政府的行政機關各有依循，便不必有憲法而政權自有限節。而況明代以前，宰相為行政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王帝詔命，非經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權相權有時互為軒昂，正如法國、美國總統制與內閣之互為異同。
現在我們一口咬定，說兩千年來中國只是一個專制黑暗的政體，我們非得徹底推翻，加以糾正。政治只是社會各項事業中較重要的一項。政治理論全部變了，則牽連而及於社會其他各項事業之理論，亦必隨而變。牽一髮動全域，因而搖動及於全部人生理論精神教育以至整個文化傳統。試問中國傳統政治及其背後的理論，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一刀兩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後種種卻從何產生？於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國制和美國制的爭論。而隨著上次歐洲大戰後的新變動，國內又產生蘇維埃共產政治與德、意獨裁政治的鼓吹與活動。試問一個國家的政治理論及其趨向，是何等有關於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異邦外國人的身旁，這是如何一件可詫異而可驚駭的事。
只有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努力要把中國將來的新政治和以往歷史的舊傳統，連根接脈，視成一體。可惜他的見解，尚不為一般國人所了解。一般國人只還是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只是專制黑暗。他們像是根據歷史，但他們並不真知歷史。不知乃不愛，但求一變以為快。
再舉一例。我又常聽人說，中國兩千年來閉關自守，不與外來民族相接觸，因而養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閉固拒的態度。這又是一句歷史的敘述，只可惜仍不是歷史的真相。秦以前暫不論，我們再就秦以下言之，自東漢初葉，中經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大體上超過六百年時期，可說是中國接觸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時期。印度可說是中國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於宋、元，大體上又有六百年的時期，可說是中國接觸吸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時期。阿拉伯。波斯可說是中國的遠西。中國自秦、漢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間，西北陸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從未斷絕。中國人何嘗閉關自守？今佛教已為中華民族所信仰，而伊斯蘭教之在中國，亦得自由傳佈。漢、滿、蒙、回、藏，民國以來合稱五族。中華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響，人盡皆知。而自唐以下，中華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蘭教東來之波動，現在尚需學者詳細闡發，中國人何嘗自傲自大？
六朝、隋、唐中國高僧西行求法的熱忱，以及唐以下中國對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寬大的態度，只廣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萬之譜，而其時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跡，已遍佈中國。從此便夠證明上述中國人文化自傲對外深閉固拒的評狀，全無根據。此等話，只是近代西洋教士與商人的讕言，並非歷史真相。
西洋中古時期的耶穌教，本已包攬著許多政治社會上的塵世俗務。海通以還的耶教士，更形變質，幾乎成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前呼後擁。他們把在南非與北美的經驗與態度帶到中國。不僅來中國宣傳教理，還往往干涉中國之內政，激起中國之民變。與往古印度高僧純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顯有差別。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鴉片強賣等，更招中國人之惡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鴉片戰爭前後，不斷的教案以及連續的強佔土地強索賠款等事項，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類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觀點者之公平判斷。
中國史上之東西交接，至少已經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觸，第二期是遠西的中回接觸，第三期才是更遠西的中歐接觸。前兩期各自經歷六七百年的長期間，已見中華民族對外來異文化之一般態度及其成效。現在的中歐接觸，自明末以來，為期只三百年，雖則西洋以其過強之勢力壓迫於我，但我們誠心接納吸收異文化之熱度，仍是與前一般。若以前兩期的成績來推論，再曆三百年，中華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遠西的歐洲文化。
但是要吸收外面的養料，卻不該先破壞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國人，也有笑林文忠為頑固糊塗，捧耆善、伊裡布等為漂亮識大體的。這無異於站在外國人的立場，代外國人說話。中國人自己不知道中國事，便不愛中國。不知道中國不愛中國的人，如何算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事實上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而理論上卻又絕不能算他是一個中國人，如此般的人，到處皆是，豈不可痛，豈不可驚。
上述的兩例，一個使中國人感覺中國以往一切要不得，一個使中國人不敢批評外國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這一邊。這種錯誤觀念，關係何等重大。他們都像是一種歷史敘述，但是絕不是歷史的真相。無意中已把中國人立足所在的重心，遷移依靠在非中國人的腳邊。這樣將使中國人永遠不能自立。
現在請再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而又是有關於地理問題的。遼河流域在中國史上深遠的關係，早已發生在秦漢之前。直到明代，建州衛特起，只是吉林長白山外一小部落。遼河兩岸，全屬明代疆土。滿清入關，定鼎以後，不許漢人出山海關，要把關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時只稱遼、吉、黑作關東三省，絕不叫他是滿洲。日本人又進一步，把清代所稱關東三省徑呼滿洲，又常以滿鮮、滿蒙並稱。中國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稱關東三省作滿洲。直到偽「滿洲國」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還以為滿洲人在其本土滿洲自立一國。這是外國人冤枉中國歪曲中國歷史來欺侮中國人之一例。
我們並不想歪曲自己的歷史，來利用作一時的宣傳。但是我們應該澄清當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一切歷史敘述。我們應該設法叫我們中國人知道真正的中國史，好讓他們由真正的知道，而發生真正的情感。這樣才配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一個責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
現在再說到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問題，這本可不證自明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綿延最久展擴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來不斷綿延不斷展擴之歷史事實，便足證明中國文化優異之價值。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態的階段。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難免的一種頓挫。又不幸而中國史上之一段頓挫時期，卻正與歐美人的一段極盛時期遭逢而平行。國內一般知識份子，激起愛國憂國的熱忱，震驚於西洋勢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對其本國傳統文化發生懷疑，乃至於輕蔑，而漸及於詛罵。因此而種種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國史觀念，不脛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種現象，亦依然還是一時的病態，並沒有搖動到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國抗戰精神之所表現，便是其明證。試問若非我民族傳統文化蘊蓄深厚，我們更用何種力量團結此四萬萬五千萬民眾，對此強寇作殊死的抵抗？
當知無文化便無歷史，無歷史便無民族，無民族便無力量，無力量便無存在。所謂民族爭存，底裡便是一種文化爭存。所謂民族力量，底裡便是一種文化力量。若使我們空喊一個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淵源根柢的文化，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目前的抗戰，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潛力依然旺盛的表現。此在一輩知識份子，雖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於加以唾棄的，而在全國廣大民眾，則依然沉浸在傳統文化的大洪流裡，所以寧出於九死一生之途以為保護。
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責任，卻不盡在於國史知識之推廣與普及，而尤要的則更在與國史知識之提高與加深。易辭言之，不在於對依然知道愛好國家民族的民眾作宣傳，而在與對近百年來知識界一般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國史觀念作糾偏。更要的，尤在於對全國民眾依然寢饋於斯的傳統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認識與新發揮。在此革命建國時代，又值全世界大動搖之際，若非將我民族傳統文化作個深的研尋與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淺薄或仍不免於荒謬地只求利用歷史來對民眾暫時作一種愛國的宣傳，依然一樣的無濟於事。
說到這裡，史地教育界責任之艱鉅，更可想見。此在全國史地教育界同仁，固當益自奮勵，肩此重擔。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長官，以及關心此問題的愛國學人，則希望不斷地給與我們以鼓勵與助力，乃至於給與我們以寬容與期待，莫要把此事業看輕易了。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教育雜誌三十一卷十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