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外界所料，十八屆中共四中全會的主軸果然是依法治國，據統計在會議公報中出現了50多次的法治兩字、依法治國則出現了20多次，內容也提及了一些改革 措施，如設立巡迴法庭、司法人員履職保護機制等，若說通篇都在談法實不為過。於是，官方喉舌與部份人士紛紛稱慶，一瞬間彷彿就要迎接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法治體系。事實上，依法治國其實不是甚麼新鮮事，據筆者印象所及，早在1999年第九屆全國人大會議，便將這四字寫入中國的憲法修正案裏，十餘年後再提， 凸顯中國在政治改革上不斷迂迴繞路，重點只是為了反腐的新政辯護。
自習近平接班以來，王岐山隨之接任中紀委，進行一波波的掃蕩，江澤民系的周永康、胡錦濤系的令計劃等人都是穩定習政權的成果。同時，在政權交替之初，為了 壓制在前朝坐大的政法系，習政權決定將政法委書記降格，也就是減少政治局常委人數，讓政法委不再具常委身份。於是，再度確立了政法委和中紀委（仍是政治局 常委）的排名。本來掌控中國司法體系的政法委資格較老，政法制度在共產中國誕生數年問世，如今卻居於維護黨紀、擁有雙規雙開大權的中紀委之下，等於是以西 廠取代東廠，為紊亂的司法制度再增變數。由此觀之，中國法治前景非但不樂觀，且有倒退傾向。
這是因為，依照共產中國的法律邏輯，與其說是司法體系，不如說是政法體系。司法與政治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司法乃是作為政治的一部份而存在。落實在制度 上，則可見政法委管轄所謂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國（安）等貫穿整個中國的司法體制。一般受西方法系影響者對此可能難以理解，不 過，在中國設計者看來，政法是以黨的政策為指導，在中國式的民主政治與司法之間進行調合，藉此促進社會的穩定，再合理不過。就司法體系來說，政法委是黨的 思想檢查者，至少它還是一套法律體系，但因為過去的人謀不臧，只好以中紀委處理黨內枉法，再送交司法處理。換言之，即是以一個思想檢查者去檢查原本的思想 檢查者，那麼誰來檢查這個思想檢查者呢？
論者只看到法治出現的高比例，卻刻意忽略黨的領導四字也出現了較以往更高次數，因為「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王岐山在隨後的中紀委四次全會表 示）。在中國共產黨員與高官屢屢因貪腐落馬、中國人民大聲叫好齊心擁護習政權的當下，此種以中紀委大力反腐所擬造出的清廉圖像，不僅讓外人怵目驚心，亦對 中國的法治更無信心，可謂有害於真正法治的進展。依憲治國的對象是普羅大眾，依法治國的對象是貪官污吏，背後的意思則是一切由黨安排，中國人民若不覺醒何 種制度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只怕依法治國依舊是躺在憲法中的白紙黑字。
自習近平接班以來，王岐山隨之接任中紀委，進行一波波的掃蕩，江澤民系的周永康、胡錦濤系的令計劃等人都是穩定習政權的成果。同時，在政權交替之初，為了 壓制在前朝坐大的政法系，習政權決定將政法委書記降格，也就是減少政治局常委人數，讓政法委不再具常委身份。於是，再度確立了政法委和中紀委（仍是政治局 常委）的排名。本來掌控中國司法體系的政法委資格較老，政法制度在共產中國誕生數年問世，如今卻居於維護黨紀、擁有雙規雙開大權的中紀委之下，等於是以西 廠取代東廠，為紊亂的司法制度再增變數。由此觀之，中國法治前景非但不樂觀，且有倒退傾向。
這是因為，依照共產中國的法律邏輯，與其說是司法體系，不如說是政法體系。司法與政治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司法乃是作為政治的一部份而存在。落實在制度 上，則可見政法委管轄所謂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國（安）等貫穿整個中國的司法體制。一般受西方法系影響者對此可能難以理解，不 過，在中國設計者看來，政法是以黨的政策為指導，在中國式的民主政治與司法之間進行調合，藉此促進社會的穩定，再合理不過。就司法體系來說，政法委是黨的 思想檢查者，至少它還是一套法律體系，但因為過去的人謀不臧，只好以中紀委處理黨內枉法，再送交司法處理。換言之，即是以一個思想檢查者去檢查原本的思想 檢查者，那麼誰來檢查這個思想檢查者呢？
論者只看到法治出現的高比例，卻刻意忽略黨的領導四字也出現了較以往更高次數，因為「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王岐山在隨後的中紀委四次全會表 示）。在中國共產黨員與高官屢屢因貪腐落馬、中國人民大聲叫好齊心擁護習政權的當下，此種以中紀委大力反腐所擬造出的清廉圖像，不僅讓外人怵目驚心，亦對 中國的法治更無信心，可謂有害於真正法治的進展。依憲治國的對象是普羅大眾，依法治國的對象是貪官污吏，背後的意思則是一切由黨安排，中國人民若不覺醒何 種制度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只怕依法治國依舊是躺在憲法中的白紙黑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