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成立於一九一一年。當時，中國正處水深火熱之際，在內飽受封建統治之苦，對外則面臨列強瓜分；南方的香港則已淪為殖民地逾半世紀。一九零 五年清朝政府廢除科舉制，大學教育成為社會關注問題，各國列強都希望透過教育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瓜分利益。因此，中國境內之西式大學數目劇增，當中大部份 位於商埠，由基督教會成立。科舉廢除前，中國學生來港讀書興趣不大，因其讀書主要為入仕，即做官，而在港讀書卻無官可做。
港大創校契機──列強遠東之爭
自二十世紀初，列強改以文化霸權形式侵略中國，而商業與文化關係則互相依賴。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吸引大量中國學生到當地讀書。列強正逐鹿東亞，遠東 地區包括中國，極可能出現英國與日本之角逐。大量中國學生留日讀書，日本對英國在東方的勢力構成威脅。除日本外，英國亦要與德國爭長短。德國於一九八九年 在膠洲灣建立殖民地，影響力遍及整個山東。德國又於中國積極建設中學、科技學院，意圖獲得與香港等同的經濟利益，與英國展開殖民競賽。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 五日，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澳洲藉編輯唐納（Donald）撰文，建議港英政府應於本地創立一所大學，以吸引中國學生來港讀書，藉此擴大英國於中國大陸及在港之影響力，包 括商業及文化優勢。唐納在文中，更以「帝國資產」來形容該所大學。然而，當時香港人口不足四十萬人，且大部份為流動人口，故唐納之建議並未獲得太大迴響， 甚至遭人質疑此舉的成效。時任港督的彌敦更直言，在港辦大學乃不可能之事。及至一九零七年，盧押（Frederick Lugard）出任港督，局勢急轉。盧押就職後，對《德臣西報》提出之建校呼籲大表贊同，決志於香港創立大學。翌年，盧押於聖士提反書院之畢業典禮上致 辭，提出成立大學計劃，藉此在遠東宣揚英國文化及擴張影響力。盧押指，掠奪領土的時代已經過去，應以教育及文化進行統戰。盧押不單將自己形容為「帝國使 者」，更坦言希望港大畢業生成為「帝國使者」，意圖可謂非常赤裸。盧押又稱，香港大學應將列斯大學及伯明翰大學作藍本，即以醫工等應用科學為尊，而非模仿 牛津劍橋一類博雅學府。由於正值晚清改革、清廷需要技術人材之際，盧押此舉乃希望取得中國政府支持。另外，由於社會秩序穩定為商業活動之先決條件，殖民地 動盪將損害大英帝國的條約利益，而當時南華地區乃革命溫床，故盧押希望大學課程盡量避開西方哲學、政治、經濟及歷史一類啟蒙教育，以免鼓吹及培養出革命思 潮。此後，盧押積極籌集資金，創校一事始有成果。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當時捐款名單，可以發覺英國政府對盧押之帝國計劃並不熱衷。若將資金來源分為華人 及非華人，兩者比例相近。華人當中，尤以海外華僑及兩廣總督最為熱心。非華人當中，英國商行對捐款表現消極，大部份資金來自少數族裔。盧押提議斥費鉅額在 異地推行高等教育，令不少英國人感到震驚，包括時任皇仁書院校長胡禮博士（Dr. Bateson Wright）。事實上，最大力支持建校者並非英政府，而是民族尊嚴受創，希望大學教育革故鼎新的中國人。亦有言論指，英國人拒捐的原因，是擔心於港成立 大學會導致中國人超越己國，不想自身崇高地位受到挑戰。相反，少數族裔於港做生意，時有畏懼得不到保障，故鼎力支持港督盧押之計劃，藉以鞏固自身地位。縱 觀當時社會形勢，盧押可謂憑一己之力創造出建校有利條件。
一九一一年三月，由「香港西醫書院」及「香港官立技術專科學校」合併而成的香港大學正式註冊成立，並於翌年三月揭幕。盧押重申港大辦學宗旨是為中國 而立，幫助新的中國從地平線上升起來，並帶來互惠利益。港大初次開課時，只有四十四名學生及一位教授，可謂寂寂無名。而且，香港大學以英語授課，難以吸引 中國學生，亦是盧押的主意。當時何啟（第一位獲封爵士的華人、曾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曾倡議中文教學，惟盧押表示，只有西方語言方能發揮西方教育之精髓。 若明瞭盧押創辦香港大學的用心，不難理解何以他堅持英語教學。只是此一決定代價非淺，窒礙了港大日後的發展，特別是港大於二次大戰前收生不足，與此不無關 係。
殖民主義之捆縛
雖說最初港大成立之宗旨乃為中國而立，但最終卻淪為偏安一隅的學府。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後，林林總總的高等學府在中國境內紛紛成立，聞名者有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及嶺南大學等，赴港求學者為數甚寡，為中國而立的初衷淪為空談。港大未能完成為中國培訓人材的使命，究其原因，皆因殖民主義而起。港大乃英 式大學，盧押極力反對用中文授課，創校時亦不設中文系。及至一九二五年，港督金文泰上任履職。金文泰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鍾，又與避居香港的一眾晚清翰林（賴 際熙、區大典等）相處甚歡，故積極向港大建議成立中文學系。幾經周折，中文學院方始於一九二七年成立。中文學院由晚清進士掌管，學習模式自然承襲前清，用 文言文教學，以八股為宗、讀書尊孔，偏於記誦。一九三五年，胡適到港考察。由於中國當時已經歷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胡適對中文系之教學模式頗有微言，於 是推薦許地山教授擔任系主任。許地山成為當時唯一的華人教授，黃麗松還只是一名普通的港大學生。許氏甫一上位，立刻將教學制度改革，以中國文學、歷史及哲 學為課程核心，配合翻譯課程，令學風為之一變。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於動一九一九年爆發，由北京蔓延至全國學府，掀起翻天覆地的思潮變革，港大的中文學院卻 於十多年後始有所成，對中國文化發展自然影響甚微。受殖民主義此一枷鎖捆縛，港大為中國訓練人材的使命未能達成。為中國而立，說穿了只是鏗鏘悅耳的口號。親歷血火洗禮 書下輝煌史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八年抗日戰爭就此展開。由於軍備落後、物資不足，中國國民政府唯有採取拖延戰術，利用遼闊彊土換取時間準備戰爭，即 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殊死抵抗，雖國土最終幸保不失，但抗戰期間傷亡極為鉅大。一九三七年末國民政府首都陷落，日軍血洗南京城，手刃數 十萬手無寸鐵的平民。冷血屠城，不但舉國震驚，亦撼懾了港大學子之心。當時，有醫科畢業生發起加入抗戰醫療服務行列，港大學生會隨即籌款捐助救傷車及戰地 外科手術裝備。一九三八年冬，廣州痛遭日軍佔領，廣州嶺南大學亦被迫遷到香港。港大成為嶺南師生的避難所，並借出校舍，讓嶺南師生得以復課。據歷史記載，當時復課 生加上其他院校之轉讀生，嶺南大學在港學生人數竟達廣州時期的九成之多。由於港大本身已財力匱竭，再加上嶺南師生的額外開支，可謂雪上加霜。縱難關重重， 當時港大依然拒絕縮減規模。港督暨港大校監羅富國曾言：「我們要竭盡所能維持港大創辦人高尚的目標……除了教育香港市民……我們還有為中國訓練人材的使 命。」此前，港大與國內大學聯繫甚少，但危急關頭毅然伸出援手，更顯教育真諦。
其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戰時香港烽煙四起，華美而悲哀。短短數小時間，陸佑堂由試場變為臨時醫院，後來更遭日軍炮轟。最終，日軍只用 了十八日時間就將香港攻佔，期間港大醫科生日以繼夜為傷者急救，女學生亦義務擔當看護。香港淪陷後，部份港大師生陸續返回中國繼續學業或工作，另一部份則 四散各地，參與抗戰及後勤工作，包括游擊隊、醫療援助及建築工程。鮮血染袍，洗滌了長經殖民統治而煉成的冷漠心靈；戰火連天，令港大精神有如浴火鳳凰展翅 翱翔。
港大精神失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於八月底重掌對香港之管治。戰後百廢待興，港大校舍飽受炮火蹂躪，滿目瘡痍。但經過一年籌備，港大已急 不及待復課。早於一九四三年，英國已經開始研究殖民地高等教育於戰後的發展方向，香港大學之存廢正是其中一個研究事項。委員會初步認定，戰後港大應盡快復 校，以切合戰後重建香港的目標。英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底委任由覺士（Charles Cox）為主席的香港大學顧問委員會，就港大在戰後的發展路向提供意見。然而，此一報告書尚在諮詢階段，中國大陸的形勢即起了急劇變化，國共內戰爆發，共 軍勢如破竹，國軍節節敗退。英國外交部就港大復校方向及成效提出質疑，報告書最終胎死腹中。最終，中國共產黨嬴得內戰，國民黨退踞台灣。一九四九年，共產 黨取得政權，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推行了三十年的鎖國政策。共產中國與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壁壘分明，形成兩個意識形態各異的陣營。香港大學作為 西方學府及殖民教育的象徵，身處進退維谷之尷尬處境，又因中港邊界封鎖，為中國而立的理念已無用武之地。戰爭期間，港大生一片丹心、滿腔熱忱為中國服務， 誓以鮮血力薦軒轅。香港重光後，卻因中共竊政而慘遭敵視，淪為黃土上陌生的一角落。而港大與中國關係就此割斷，業已失去創校時的高尚精神，不知何去何從。面對新的政治形勢和中港兩地的巨大變化，又適逢五十年代韓戰爆發，港大生存受到威脅，不得不積極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一九五零年四月，鍾士 （Bernard Mouat Jones） 及亞當（ Walter Adams）代表殖民地高等教育大學校際理事會到訪港大，研究大學的財政問題。兩人原先任職於以覺士為首之香港大學顧問委員會，他們全力支持港大擴展，並 指出港大畢業生將於本土社會佔據領導地位，初步確認港大乃為香港而立。
縱然如此，對於莘莘學子來說，前方卻是苦無出路。身受西方觀念及民族情緒衝擊，可謂不知所措。東南亞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但港獨卻未成為香港主流 言論。由於思想紊亂、心無寄托，當時多數港大學生只得埋首讀書，為錢途鋪路。另一方面，由於大量中國居民湧港，學校及學額數目供不應求，當時連小學教育亦 不普及，遑論高等教育。於此環境底下，港大學生大多為富家子弟，港大亦因而成為訓練高級公務員的貴族學校。港大之殖民色彩本已濃烈，此時更成為以英語教育 之最高學府，故被譏為奴化教育學府。
為中國而立？
由於中國升學之路已斷，港英政府於一九五一年底委任以賈士域（John Keswick）為主席的委員會，就香港高等教育作研究，以考量是否需另設立一所中文授課的大學，以收容中國學生。委員會於一九五二件完成報告書，最終拒 絕接納另設一所大學，並強調香港大學應為本港唯一頒授學位之學府。委員會持此立場之主要原因乃受英國傳統高等教育政策影響，政府於每一屬地不會設立超過一 所大學。另一原因則是基於節省資源的原則，以港大現有設備作進一步發展，比較划算。報告書建議港大設立雙軌課程，保持英文教學，另闢設以中文教學之課程。 該報告書獲港督葛量洪接納，並立即撥款，惟港大之反應卻有頗大分歧。開辦中文課程之建議獲教務委員會通過，但最終為大學董事會以財政困難、課程編排困難及 教師培訓需時等為由所推翻。此一決定，雖然令香港大學生喪失了成為中、英文雙軌教育領導者的機會，卻催生了十年後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影響深遠。賈士域並 正式把香港大學定位為培育公務員，為中國而立之事業於此止步。一九五三年，港督葛量洪以校監的身份邀兩名英國大學行政人員詹寧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及洛根爵士（Sir Douglas Logan）來港，就大學的財政、功能及憲法作全面檢討。兩人發表一項報告，主要是針對賈士域報告所引發的爭議，同時把港大立校時的政治考量加以淡化。
詹寧斯及洛根所提交之報告深謀遠慮，遂為剛從「為中國而立」轉向「為香港而立」的港大提供重要發展藍圖，為其戰後發展定下了明確方向。於學科設計 上，報告建議港大加入亞洲及本地元素，如加強中國文化研究及盡量聘用熟識本地社會狀況的教職員等，而最關鍵的是強調港大毋須急於改用中文教學。報告又建議 政府重新擬定一條香港大學法例，將架構上政府官員所佔的當然委員名額減至一位，曾任港大教務長的梅樂彬先生（Bernard Mellor）認為新法例生效之時（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為港大開創四十七年來的新氣象。檢討報告亦提出一個重大建議，將校董會與校務委員會作明確分 工，並賦予校務委員會更大權力，令大學有更大自由度管理其事務。
另一方面，新法例亦正式把「為中國而立」此一條文刪掉。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五七年起反右運動，從一九五八年更推出三面紅旗等計劃。香港大學看不到為中 國服務的前景，索性刪去這則將自創校首日已列入大學定位的條文。從此，香港大學將資源投放於培育本地人材，致力為香港服務。港大畢業生在工商、科技、政治 等不同行業領域均有巨大貢獻，造就東方明珠的成功。
為香港而立！
六十年代中晚期是香港教育發展具關鍵性的時期。在芸芸的改革中，要數對大學以致香港社會影響最大最深遠的，首推政府大幅增加資助大學生的名額及款 額。一直以來，獲政府津貼入讀港大的學生所佔比例(佔比)很低，香港大學被稱為貴族學校，家貧者只能望門輕嘆。港大校長樂品淳在一九六七年學位頒授典禮中 痛陳貧苦學生之苦況，聯同中文大學校長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提供助學金及貸款。一九六九年五月，政府資助大學生的財政計劃開始運作，申請由兩所大學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負責審核。申請學生須連續居港三年，若符合資格，政府便會發放助學金及免息貸款。助學金乃專為資助學費及其他開支而設，貸款則為補助學生生活費而來，以大學畢業後五年為期，分二十季清還。
學生資助計劃實施後，造福了原先因家境不佳而喪失入讀大學機會的平民家庭。任何人只要符合入學資格，均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大大促進社會流動性。 學費資助的出現，打破過往富家子弟壟斷高等教育之局面，為香港其後數十年飛躍發展奠下穩健基礎。樂品淳在一九七零年的學位頒授典禮上指出這個計劃是過去五 年來最重要的轉變。實則上，這是港大創校後最大改變之一。計劃實施後，香港大學逐漸從一所貴族學校蛻變為平民大學，為香港而立的使命得以落實。
在大學管理方面，港大開始洗刷其殖民地色彩。當中最大改革要數校董會主席改由非官守議員擔任一項。政府又將大學資助改為三年撥款制，大學校務委員會 （Council） 將包括聘任教師在內之權力下放予大學教務委員會（Senate），而教務委員會亦把權力下放到各學院的院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的組織得以擴大，此舉加強了 教職員對大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
於教學方面，一九六七年，港大開設社會科學學院，影響極其深遠。社會科學學院的成立，滿足了香港社會發展所需，孕育出大批對政治、經濟、社會、地理 以至心理等範疇均有廣博認識的人材，不少更成為香港社會的領袖人物。另外一個重大新猷是法學院的成立。一九六九年，港大開辦法律學系，並於一九八四年升級 為學院，乃香港第一所法律學院。此後，法學院為香港培養大批法律專才，有助鞏固香港法治基石。
港大十年赤化風雲
八九年六四屠城後，中共為禁絕一切反對聲音，對學界採取嚴密監控，中華大地上難有獨立自主的學生會。國粹派鼎盛的七十年代，中共高度介入學生運動，學界成為統戰重災區。近年，中共統戰手段愈見赤裸，意圖將學界納入北方陣營，港大首當其衝。零一及零二年期間，王耀瑩兩度籌組和風閣參選學生會，惟遭揭露親中背景而落敗。其後，王耀瑩專注經營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HKTSA），滲透各大 學生會。王耀瑩畢業後身居多個左派團體要職，並多次出入中聯辦。二零零四年，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馮英倫應中聯辦邀請率團訪京，回港後發出《七一救港宣言》， 當中提出「普選不是一切事情的解決辦法」，引起公眾嘩然。二零零九年，有指王耀瑩派人滲入港大幹事會招莊會，並暗中邀見一年級生，當中包括陳一諤。其後， 陳一諤當選港大學生會會長，於論壇公開質疑六四未必有平民死亡，又謂中共當權者未必有錯，更形容柴玲為「走佬學生領袖」，最終被港大同學公投罷免。二零一 一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港大百周年慶典，部份學生會幹事不滿大學未有開放活動予港大師生及公眾出席，並質疑港大校方向中共獻媚，遂發動舊生 及學生於當天示威。其間，學生會時事秘書及學聯成員於梯間被推倒，是為「八一八事件」。二零一二年，學生會於特首選舉期間豪擲三十八萬於八份報章刊登全版 廣告，指選舉涉及黑金政治，又要求北京介入，視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如無物。同年九月，學生會發起公投要求罷免首席副校長錢大康與學生事務長周偉立，但被學 生斥責無風作浪、具政治目的。公投反應冷淡，且有造票之嫌，選舉監察官曾要求學生會調查，最後卻不了了之。二零一三年，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企圖扶植新血 入主幹事會。以會長陳冠康為首的當屆學生會擅自宣佈周年大選截止期、押後點票、偽造選票，暗捧幹事會候選內閣煥薪，又明貶另一候選內閣弘曦。由院會、舍堂 宿生會、校園傳媒等組成的改革派一直周旋到底，最終千多名學生發起「中山起義」集會要求會長陳冠康及評議會主席譚振聲下台。學生會又無理解僱資深員工以引 入親信，高薪僱用專上學生同盟成員林嘉駿，意圖達到行政干預之目的。過去十年，香港大學可謂風波不斷。雖然英國統治已成歷史，但殖民大學仍未解殖，甘於自 圈為奴，只是宗主由港英政府變為港共政府及中國共產黨。
明明德於天下 重鑄港大精神
名義上，港大創校時乃為中國而立，惟該「中國」是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港大成立時滿清已被推翻。實際上，港大本質上乃帝國侵華的載體，為中國而立只是 糖衣毒藥的表層。自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後，中國大學紛紛成立，盧押等帝國主義者之美好計劃全盤落索。陰差陽錯下，港大百多年來率先達致的成就卻是為香港 而立，多年來孕育出無數學者及專業人材。諷刺的是，為香港而立此重大意義卻從未被強調重視。從歷史窺探港大的使命，香港大學與香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港英 時期，公務員以廉潔及高效率見稱，常被譽為亞洲典範，當中港大功不可沒。然則大學之所以為大，並非自我封聖，而是社會賦予之。大學既作為社會良心，必須恪 守獨立自主精神，絕不應以為政府訓練人材作最高教育理念。港大素為學運橋頭堡、社會改革搖籃，要回顧輝煌過去，更要放眼未來，自我期許為生民立命，為萬世 開太平。港大生畢業後或投身政治、或成商界新貴、或為人師表，與本港社會課題難脫關係。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以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變得更為錯綜複雜、危機四伏。大陸毗鄰香港，雖有邊界阻隔及法制差異，但早已名存實亡。中國經濟騰 飛，令不少民眾認為黨國以至其自身，可以君臨天下。中共不斷瞞騙港人，謊稱香港受「祖國」照顧及恩惠。另外，英國佔領香港，普遍大陸人視之為國恥，又嘲港 人為英奴。英治時期，香港得以迅速發展，大陸人卻視港人為逃兵，苟且偷安得來繁榮安定。香港部份心懷大中華情意結的人，對於可托庇英國治下而避過民族苦 劫，亦心存愧疚、獨自含恨，覺得要向中國大陸獻身以報恩贖罪。如斯輿論被臆造成主流民意，令多少香港人莫白背負民族叛徒的罪名，自覺有負於國家。不少身中 大一統情花毒的香港人，就此不計利害得失，終身去為一個被中共騎劫的「國」付出。事實上，於中國動蕩時期，香港擔當避難所的角色，接收大量難民，為中國保 存了人材、知識及資金，並提供寶貴外匯。若無香港，難民將四散於世界各地，日後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時難以回收。香港不但沒有虧欠中國半分，九七後更要反哺中 國，提供教育及醫療等福利。中共入主後，部份港人稱北京政府為「阿爺」，甚為不當。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國，迄今方得六十來歲之齡，又於文化大革命時將數千 年來的傳統摧毀殆盡，已然禮法崩壞。反觀香港，一八三零年末英國人登陸香港時，發現島上已有定居生活的慣常規律，又有中國傳統社會之公共造物如廟宇及祠堂 等，而香港至今仍保留正體字及粵音等傳統，繼承了部份華夏命脈。香港免受文革摧殘，文化底蘊得以保存，又將西方文化引進至日常生活及工商百業，擺脫中國文 化之羈絆，形成一種獨有混合文化。故此，港人毋須妄自菲薄，反應正視己身文明，昂首以對中共政權。
八九之後，香港與中國分途而行，且漸行漸遠。中共政府欲以經濟維穩，步上政治倒退之路。由於當時本土意識及相關論述尚未完整，社會極少議論，香港民 主派人士或寄望共產黨自我改善，或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上一代視建設民主中國為一種浪漫，卻令今代港人無辜飽受毒害。民主回歸走到盡頭，民主派人士只能終日 活於大中華之民族情感及想像當中，不肯承認共產中國乃流氓國家，徒然去愛一個虛擬而尚未出生的未來式美好「中國」。愛國並非甚麼高尚情操，愛是一種無法衡 量的感情，盲目而危險。而現在的「中國」奉行權力私有制，黨壟斷了領土及主權，人民只能淪為黨的奴隸，自稱愛國不愛黨絕無意義。若說今日港大仍肩負為中國 而立的重責，那必定是一個主權在民的中國，絕非中共操縱的「國」。可惜，正因黨國不分造成的權貴政治，中國民主夢一再升起又一再幻滅。
港大校訓為明德格物，《禮記‧大學》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逢世風日下、時局紛亂之際，港大同學應有匡時濟世之抱負。 眼下我城堪憂，中共化身巨人壓境，自由之港正被極權思想逐步蠶食，城門即將告破。港大立於香港百年，既為我城一等學府，必要承擔自救救港之重責，迴狂瀾於 既倒，使之轉危為安。八一八事件、三一二黑金聲明之事固然可一不可再，港大同學更須莊敬自強以昭錚錚風骨，不單要捍衛我校免再受辱，更要主導我城前路，先 匡救香港、後擁抱中華，繼而立足於世界。陳寅恪先生曾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獨立之精 神及自由之思想必須以生死力爭。港大立校百年，正是重新自我定位，闡釋大學精神之最佳時機。
參考：
Chan Lau, K.C. & Cunich, P. (ed.) (2002). An impossible dream : Hong Kong University from foundation to re-establishment, 1910-19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宋恩榮，〈為中國而立 港大的回顧〉，《學苑》(香港大學)，1970年9月1日。
馮可強，〈從歷史看港大本質〉，《學苑》(香港大學)，1972年3月1日。
丁新豹，《為中國而立？為香港而立! 港大創校百年反思》，Convocation Talk 2011，2011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