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結束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百週年，湊熱鬧，我也趁機翻了一些這兩三年出來的新書。回看大戰
點燃的那一刻，最荒謬也最可笑的，莫過於當時參戰國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敵方，必須設法兼程回家領戰。例如邱吉爾，英國第一海軍大臣，他當時人在德國 基爾，參加英德海軍的交流活動。又如俄羅斯名將勃魯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國，正和家人暑假旅行。還有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參謀總長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費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奧匈帝國已經宣戰，他居然還在布達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離奇，准他立即返國，否則後來雙方的戰事就不夠精彩了。
率領軍隊，制定戰略決策的領袖如此，其他人如企業家、藝術家，和學者就更不用說了。有太多人在戰爭已經回不了頭的時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站錯了邊，要不就中斷 工作趕緊回國，要不就留在敵方繼續旅程繼續創作當個無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叛徒稱號。
那兩個月的歐洲交通史，最大的啟示自是一戰的無厘頭，莫名其妙地開打，幾無心理準備，才有了這一大批站錯邊的遊客。照道理講，兩個國家要是打仗，此前氣氛 必然緊張到極點，雙方人民互相仇視，怎可能會發生軍方最高將領還在對手那邊遊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時代的氣氛，同情地理解當年歐洲中上層社 會的心態，這一切就又顯得沒那麼奇怪了。畢竟那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國際貿易總額之高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超過。那還是一個歐洲文 化圈大一統的年代，我們今天旅遊歐洲，或許會驚訝像里爾克、喬哀斯和畢加索這些人，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跡，成就了今天的名勝景點。就算勞工 階層，也在第二國際的領導下變得很有全球意識，總在自己國家的罷工集會上歡迎他國工運領袖的打氣演講，真真正正地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那個時代，一個俄 國來的地主會在威尼斯沙灘上的酒吧遇到一個比利時醫生，兩人用法文交談，笑說昨晚賭場上一個美國工業家的醜態，然後旁邊一個德國作家默默聽着，想把那段話 寫進自己的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毀滅了古老的帝國，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它同時還毀滅了一種民族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想像：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原來是可以無國界 限制的，國籍原來是可以不重要的；藝術、科學、文化、階級、某種專業，當然還有金錢，對它們的忠誠原來是可以勝過對民族的認同。而且你還可以大聲地說出 來，毫無愧色。法國聽眾並不會因為拉威爾是法國人，便把他捧成國寶或「民族的自豪」，說不定他們就是喜歡德國來的理查．史特勞斯。也就是說，今天時時被人 說成是自天地創始以來就存在的，身為人類就該擁有的民族感情與愛國心，曾經不是那麼重要，也曾經不是那麼絕對（有如一張王牌，逢出必勝，其他一切都必須讓路）。
且先別說歐洲，就談中國。今年又是甲午戰爭的一百二十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要我們勿忘國恥。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時還是日俄戰爭的一百一十週年，但大多數 人卻沒打算大張旗鼓地要我們千萬別忘了這場國恥中的國恥。真的，若說國恥，日俄戰爭的羞辱程度絕對超逾甲午。因為甲午究竟是清日雙方堂堂正正地來了一趟決 戰，只不過清朝不幸落敗而已。可日俄戰爭就不同了，兩個國家開仗，相約在東北一會，身為戰場主人的清朝卻舉手宣佈中立，你們來打你們的，我沒意見。視百姓 為草芥，看疆土如飛地，這不是國恥，甚麼才算？
但為甚麼這場戰事卻少被算進「百年國恥」的記憶清單之內，就連執政者也不願多提呢？我懷疑那是因為打從一開始，中國人「至少是上層社會與輿論主流」就沒把 它看成恥辱，不只不以之為恥，甚至還要對日本的獲勝感到與有榮焉。當時清廷內的立憲支持者很受鼓舞，覺得這是奉行君主憲政的現代國家打贏了落伍的專制帝 國。已經出逃的立憲派如梁啟超，則歡呼這是日本尊崇陽明學有功的結果。身在倫敦的孫中山，其反應更能代表亞洲許多反殖先鋒的想法，他認為日本證明了亞洲的 力量，黃種人絕對不會總是輸給白人。這一戰確實是全亞洲的盛事，從阿拉伯半島到中南半島，到處都有人高興得睡不着。泰戈爾帶着學生舉行勝利遊行，凱末爾的 土耳其革命同志則乾脆為新生的孩子取名「東鄉」（東鄉平八郎是日方海軍指揮官）。
這就是當年大家感知日俄戰爭的框架。如果用今天連叮噹也是文化入侵（上個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夢』就是這麼講的），在人家砸日本車時跑去日本旅行就算 漢奸的標準；那麼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更是頭等的漢奸了，因為他們居然把對思想及體制的讚許，對亞洲和人種的認同，放在了國家尊嚴之上。清廷的「中立」，東北 的劫難，在他們眼中竟然比不過一種主義，比不過一套主張。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說說吳清源了，這位憤青口中的「大漢奸」。
率領軍隊，制定戰略決策的領袖如此，其他人如企業家、藝術家，和學者就更不用說了。有太多人在戰爭已經回不了頭的時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站錯了邊，要不就中斷 工作趕緊回國，要不就留在敵方繼續旅程繼續創作當個無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叛徒稱號。
那兩個月的歐洲交通史，最大的啟示自是一戰的無厘頭，莫名其妙地開打，幾無心理準備，才有了這一大批站錯邊的遊客。照道理講，兩個國家要是打仗，此前氣氛 必然緊張到極點，雙方人民互相仇視，怎可能會發生軍方最高將領還在對手那邊遊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時代的氣氛，同情地理解當年歐洲中上層社 會的心態，這一切就又顯得沒那麼奇怪了。畢竟那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國際貿易總額之高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超過。那還是一個歐洲文 化圈大一統的年代，我們今天旅遊歐洲，或許會驚訝像里爾克、喬哀斯和畢加索這些人，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跡，成就了今天的名勝景點。就算勞工 階層，也在第二國際的領導下變得很有全球意識，總在自己國家的罷工集會上歡迎他國工運領袖的打氣演講，真真正正地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那個時代，一個俄 國來的地主會在威尼斯沙灘上的酒吧遇到一個比利時醫生，兩人用法文交談，笑說昨晚賭場上一個美國工業家的醜態，然後旁邊一個德國作家默默聽着，想把那段話 寫進自己的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毀滅了古老的帝國，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它同時還毀滅了一種民族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想像：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原來是可以無國界 限制的，國籍原來是可以不重要的；藝術、科學、文化、階級、某種專業，當然還有金錢，對它們的忠誠原來是可以勝過對民族的認同。而且你還可以大聲地說出 來，毫無愧色。法國聽眾並不會因為拉威爾是法國人，便把他捧成國寶或「民族的自豪」，說不定他們就是喜歡德國來的理查．史特勞斯。也就是說，今天時時被人 說成是自天地創始以來就存在的，身為人類就該擁有的民族感情與愛國心，曾經不是那麼重要，也曾經不是那麼絕對（有如一張王牌，逢出必勝，其他一切都必須讓路）。
且先別說歐洲，就談中國。今年又是甲午戰爭的一百二十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要我們勿忘國恥。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時還是日俄戰爭的一百一十週年，但大多數 人卻沒打算大張旗鼓地要我們千萬別忘了這場國恥中的國恥。真的，若說國恥，日俄戰爭的羞辱程度絕對超逾甲午。因為甲午究竟是清日雙方堂堂正正地來了一趟決 戰，只不過清朝不幸落敗而已。可日俄戰爭就不同了，兩個國家開仗，相約在東北一會，身為戰場主人的清朝卻舉手宣佈中立，你們來打你們的，我沒意見。視百姓 為草芥，看疆土如飛地，這不是國恥，甚麼才算？
但為甚麼這場戰事卻少被算進「百年國恥」的記憶清單之內，就連執政者也不願多提呢？我懷疑那是因為打從一開始，中國人「至少是上層社會與輿論主流」就沒把 它看成恥辱，不只不以之為恥，甚至還要對日本的獲勝感到與有榮焉。當時清廷內的立憲支持者很受鼓舞，覺得這是奉行君主憲政的現代國家打贏了落伍的專制帝 國。已經出逃的立憲派如梁啟超，則歡呼這是日本尊崇陽明學有功的結果。身在倫敦的孫中山，其反應更能代表亞洲許多反殖先鋒的想法，他認為日本證明了亞洲的 力量，黃種人絕對不會總是輸給白人。這一戰確實是全亞洲的盛事，從阿拉伯半島到中南半島，到處都有人高興得睡不着。泰戈爾帶着學生舉行勝利遊行，凱末爾的 土耳其革命同志則乾脆為新生的孩子取名「東鄉」（東鄉平八郎是日方海軍指揮官）。
這就是當年大家感知日俄戰爭的框架。如果用今天連叮噹也是文化入侵（上個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夢』就是這麼講的），在人家砸日本車時跑去日本旅行就算 漢奸的標準；那麼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更是頭等的漢奸了，因為他們居然把對思想及體制的讚許，對亞洲和人種的認同，放在了國家尊嚴之上。清廷的「中立」，東北 的劫難，在他們眼中竟然比不過一種主義，比不過一套主張。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說說吳清源了，這位憤青口中的「大漢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