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源自兩位美國學者Ackerman及Fishkin著作，他們創新地提出在總統選舉年，設立一個全新公眾假期——「商討日」——供國民了解及討論選舉中的重要議題。
這個主意其實可以很爛。因為，美國有成熟的選舉文化，候選人早已習慣穿州過省拉票，在24小時傳媒全面報道和深入分析選情，加上各場大小辯論，選民自己會有自己的判斷，還有什麼好商討的呢？再者，即使有一個「法定」商討日假期，也根本沒有人可以悤迫其他人參與商討活動，商討日只會淪為各黨各派候選人拉票造勢活動而已。
商討日為誰而幹
兩位學者就認為商討日可提高國民對政策制訂的實質而有意義的參與，他們認為投票不應該只是一次「個人好惡」表達，選民既然要話事，就得負上實質的公民責任來慎思明辯，而候選人將再不能以口號、民粹式感性爆發或即食的「soundbite」掛帥，而變得不思進取，對以實質施政計劃比併提不起勁。
由此可見，商討日這個設計，除了強調公民責任，其實更推高了對候選人要求和期望，增強問責。明乎此，政府和政客對商討日持保留態度，反而得到民間、學術界和社會運動組織推動。
商討日基礎是Fishkin在1988年建議的「商討式民調」（Deliberative
Opinion Poll）。Fishkin是念政治哲學的，所以注意到現代民主的「內涵意義」（substantive meanings）未有隨覑代議選舉、全民投票或民意調查等「形式」得到充分的發展。他注意到政府大量採用民調測試民情對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度，卻幾乎忘了民調的局限，譬如受訪者提供即時回應，答案或未經深思；受訪者也不是時刻對政治和政策取得充足資料，難以回答複雜問題。形形色色的民調制度可以反映意見、立場和利益，多重量和意見分佈（贊成、反對、沒有意見），而質方面就未必可以讓公民投入政策討論和作出深思熟慮的抉擇。同時，Fishkin留意到大家都常見的表達方式，是「我已經告訴大家我怎樣看這件事情，我已做了應分的，現在是大家的責任去處理我的意見」。所謂「集體智慧」根本不能透過這個方式達到。
Fishkin提出，如果給予國民足夠資訊，並經過討論深化，他們所產生的民意才準確、質量兼備，值得政府制訂政策時慎重考慮。早在14年前，筆者引入商討式民調，收集市民對經濟、身分認同及政制發展意見。計劃先從一個隨機電話民調中的800多名受訪者中抽樣，向百多人發出邀請，當年期望有100人參加，雖然反應未如理想，一整天的參與已可以證明商討過程有效提升參與者對各方面政策的了解和意識。商討民調在1999年4月25日在香港大學舉行。參加者先填一份問卷，然後會獲發有關3個範疇的基本資料，之後舉行3場論壇，邀請相關範疇的嘉賓出席；參加者可向嘉賓發問，從而加深對議題的了解，每場論壇後均設有小組討論，讓不同背景的參加者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最後，各人再做同一份問卷多一次，便計算到商討前後的民意分別。
例如有關政制改革的路向，比較商討前後的民調結果，參加者取態確出現變化，例如在商討前的調查中，支持和反對功能組別的市民分佔29%及35%，商討後兩者差距進一步擴大，變成19%和44%。
商討活動的精神，是參加者就是社會縮影，但商討安排就容許他們面對面、平起平坐，提升對議題的投入，個人意見有很大機會提升到更全面透徹的認識，相信長遠可建立參與式民主的平台。
商討日與政治修養
筆者一直希望，香港除了實現一人一票代議政制，還需要同步發展參與式民主。14年過去，今日，就2017特首選舉有萬人商討日的倡議，遭當權者潑冷水，反而民間學界積極，期望可讓市民參與，克服政治冷感，讓巿民掌握發言權。
面對民粹走偏鋒的暴力威脅，如果巿民怕事收聲，社會自我放棄思考同創造力，一不留神就愈變成它的倒影，在喧嘩中跟隨被民粹情緒操控不自知。Fishkin是筆者認識多年的讀書人，謙遜溫和，他身體力行地提醒我們，政治同做人一樣，是要講修養的！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James Fishkin,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s, 1991.
Jame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1995.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