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運動昨日舉行商討日，標誌覑行動進入新階段。佔中不是搗亂，而是反映香港連溫和中產也對2017年的特首選舉能否有真普選感到擔憂，並且忍無可忍，不惜公民抗命；特首梁振英昨日指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並非對症下藥。
社會上很多人都認同對話好過對抗，香港回歸前連制訂《基本法》這樣艱巨的工作，也可以透過對話和諮詢達成共識，如果政改能夠借鑑制訂基本法的經驗，應可為日益升溫的大規模對抗探求一條較佳的路徑。為了避免危機進一步升溫，當局有責任盡早建立對話平台，讓各方持份者可以透過和平理性的對話方式，為2017年特首選舉模式建構共識。
最近3年，社會的討論氣氛不斷劣質化。首先是激進泛民不斷攻擊溫和泛民，而且不止污言穢語，還有肢體衝突；近月，激進建制冒起，開始向泛民發動攻擊。上個星期，更有人在街頭的李旺陽悼念會附近被人用摺苐襲擊受傷，社會的對抗由動口到動手，這只會進一步撕裂香港，絕非社會之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對症下藥，以對話代替對抗，化解矛盾，盡量尋求社會共識。
或許有人認為在當前的氣氛下鼓吹對話，根本不切實際，但歷史告訴我們，即使在最惡劣的對抗環境下，對話仍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1980年代，中國決定收回香港之時，不少人感到不能接受，社會掀起移民潮，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起草基本法，是極為艱巨的任務，但當時基本法起草工作決定以起草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的方式進行，並發表徵求意見稿，廣納港人意見，最終建立各方都接受的共識，完成基本法草議。
連香港的小憲法，也能以對話的方式讓港人與北京達成共識，政制改革應該參照這個模式，建立讓各方持份者對話的平台，這將有助避免香港的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
淡化中史助長去中國化 教育局應亡羊補牢
【明報專訊】教育局2000年取消中史科為必修科之後，中史科的退修率高逾三分之一，中四學生選修人數更跌破1萬，建制派議員和民主派議員都普遍認為教育局要認真看待，例如將中史列為必修科；然而，教育局的回應令人非常失望，所造成的遺禍會愈來愈嚴重。
教育局對中史科執迷不悟，回應稱「回歸後中國歷史的教學不斷與時並進……片面誇大高中學生對中史課程失去興趣的說法，對提升中史教學的質素與中史教師的士氣，實無裨益」。
諷刺的是，教育局一方面淡化中史科，另一方面卻炮製「國民教育科」，並於去年推出，結果被質疑為強推「洗腦」終告鎩羽。不少教育界人士都指出︰問題的根源不在「國教」，而是「中史」；當前急務，不在開設「國教科」，而是重開「中史」為中學必修科。
龔自珍在《古史鹇沉論》寫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教育局對中史科的處理，令莘莘學子逐漸「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數典忘祖，起覑「去中國化」的效果。教育局未能實事求是看待中史科，不禁令人對特區政府內的「官僚政治」（bureaucracy）和公共政策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深感憂心。
所謂「官僚政治」是指，這種政治制度在日常行為中表現為：把應盡的行政職責全然當做例行公事處理，在這些職責面前他們沒有工作的原動力，遇事拖拉、猶豫不決、敷衍應對、不重實際、事非到非處理不可而絕不處理。而在日常事物的處理中，又經常把一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
所謂「路徑依賴」則指一旦人們做出某種選擇，就如走上一條不歸之路，慣性力量會令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輕易走不出去。對官僚體系來說，政策一旦落實，便自動轉化為法律文件、辦事程序、規章條文，又或者常規慣例，有關部門便成了現行政策的受益者，改變現有做法就自然會傷害到這些利益集團。這類利益集團傾向相信存在便是合理，不變才是常規，形成了一種惰性，對任何改革建議猜疑猶豫，拖延甚至抗拒推行。
有關中史科的社會討論已汗牛充棟，教育界的意見結論也多有共識，但教育局仍執迷不悟，令人費解。孔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教育局對中史科的淡化處理，客觀上助長了「去中國化」，我們不相信這是教育局的原意，但，教育局應有勇氣正視現實，作出補救。官僚體系的「異化」是因為背離了施政的本意，由「為民」變成了「為官」或曰「為面」，於是執著於程序、慣例，對政治缺乏敏感，對民意缺乏體認，既無聞過則喜的胸襟，又無有錯必改的決心，聽不進社會諫言，只會千方百計搪塞、敷衍，如此只能令施政的路愈走愈窄，距民眾期待愈來愈遠，我們期望教育局盡早為中史科亡羊補牢，將之列作必修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