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和習近平不結領帶的加州莊園會晤，以前也有類此做法﹕八十年代趙紫陽訪美，先在維珍尼亞州的威廉斯堡稍事休息，輕鬆過一天，與習奧會是結領帶和不結領帶的分別。那次訪問到今天依然記得一張照片：白宮雨下，趙紫陽和列根手挽手，打傘笑走在南草坪石路上；兩人中間的是美國國務院中文翻譯張修姮，是來自香港普通話極為純正的女士。列根與當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有密切關係，私下約定互喚暱稱，一個是Ron，一個是Yasu（康），日本上下大樂，想不到可以與白面天皇平起平坐。李先念和楊尚昆當國家主席時也有訪美，印象中楊尚昆曾獲邀到內布拉斯加州的戰略空軍司令部參觀，那是美國核導彈中樞，楊是第一位中國領導人到此一遊。二○○二年十月江澤民訪美，小布殊開四驅車載送老江在得州牧場繞圈，兩個人都沒結領帶，穿的是我們稱為飛機恤的夾克。
中美關係也有火爆時刻，一九七九年鄧小平以副總理身分訪美，華府當然知道此人職稱不高卻是中國最有實力的人，由頭到尾都以高規格接待。美國人對大亂初癒後的中共格外好感，連老鄧身邊翻譯冀朝鑄都受記者青睞，冀朝鑄解放前是哈佛大學化學系學生，是半個華僑，捲舌頭重音的美式英語很地道，《紐約時報》以「The Indispensable Mr. Chi 」（不可或缺的冀先生）表揚冀對中美關係的貢獻。不過老鄧並不因此賣帳，卡特在白宮問老鄧，中共是否禁止國人移民美國，鄧馬上回擊「你要多少百萬？」卡特從此不提此事。然而有說中共告訴美國很快要對越南發動懲罰戰爭，老鄧回國後十二天，四十萬解放軍在雲南廣西鉗形攻擊撲殺越南。
中共和美國關係走過愛恨交織的六十年，「反覆」和「質疑」構建了兩國關係的特質。民主黨執政年代與北京建交，共和黨年代曾想過斷交轉與台灣復交，卻就是共和黨政府簽下對台灣殺傷力最大的《八一七公報》。雖說奧巴馬要重返亞洲以及與中共爆發黑客戰爭，氣氛的凝重哪比得上二○○一年四月南海上空撞機事件，可中共只要美國講一句「對不起」就滿意而回。對於這種形態的中美關係，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一篇文章最是貼題——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ion of
Confrontation （ 〈 美國與中國：和而不同 〉 ）。
從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下旗返美，至今六十四年，中共和美國長期處於反覆的關係之中。而這種反覆形態，巧合地以每十年為分界線，到底是真的如此湊巧抑或其他，恐怕要待更多的檔案公開後才能大白。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中共成為美國圍堵戰略的打擊對象。一九六○年美國大選後甘迺迪上台，首次提出「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理性的」。一九六九至七一年，尼克遜以減少美國駐在台灣軍事人員為餌，利誘中共參加華沙會談。這是現代中美關係極其重要的一章，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共頭腦清醒得與美國進行超過六十次會談而不被指為「漢奸」；尼克遜投桃報李，放寬貿易及旅遊限制，結束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任務，毛澤東閉關長考後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一九八○年列根當選，「美國應否完全放棄台灣？」成為中美關係核心，最後以美方簽署限制台灣購武的《八一七公報》為終結。一九九○年，六四事件後美國思考「應否制裁中國」，共和民主兩黨翻來覆去，克林頓狠下心拍板把人權及最惠國待遇脫。直至二○○一年南海撞機以及同年的九一一事件，中美開始呈現既分歧又合作的多重關係。
十年一變中美關係
類似的兩國關係，在近代大國之間的國際關係可謂罕見。論友好，美中關係與美國最重視的盟友英國、德國、日本是兩碼事，美國為了英軍在福克蘭戰爭打敗阿根廷，壓迫法國把「飛魚」導彈的參數交出轉給英國。說到關係差，如何都差不過冷戰年代的對蘇聯關係，美蘇那四十年是武裝到牙齒的「時日曷喪，汝與予皆亡」決心一同命喪核彈。美蘇對此是認真的，紐約華盛頓街頭今天殘留的見證，黃黑色「核子掩體」滿街都是。如今的態勢，對中共及對美國而言，是既有主要戰略利益（核不擴散及地區和平）也有次要矛盾（人權及貿易）的新型國際關係形態。如何處理對這兩重矛盾，對中共也許是一項潛在挑戰，但對美國則是刻下便在眼前的難題。
美國難處理兩大矛盾
美國是基督教文明裏宗教性最強的國族，崇尚民主自由和私有產權，認定這是一國之本的根本價值。二百年來，這套價值通過文明傳播成為世界主流，事實上，當人們還未找到更好的社會及政治制度之前，這套價值體系無疑是這刻的普世價值。然而，美國以身作則通過這一體系發展出成熟經濟的範例，在中共的崛起過程受到質疑——權威主義也可以令一地縱無民主也能使經濟飛，哈佛大學亨廷頓的「新權威主義」即是學術佐證：中南美洲國家或台灣南韓等地，都走過類似道路而成為經濟富足但民主匱乏的地方。美國吃力之處，是如何向只看到眼前成績的人證明此路不通。
對於美國早年培育用來反共的部分獨裁政權，華盛頓兔死狗烹之道是制裁杯葛，然而對上中共卻無法證明有效。民主黨和共和黨都確信一點﹕制裁及杯葛無法協助中共漸變成民主自由國家，只可通過交往影響中共上下。這一想法在六四事件後出台，老布殊在六四翌日宣布制裁中共，同一時間請尼克遜出山跑一趟北京，陪同老尼的是卡特年代的國安會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老布殊此舉不單是想知道老鄧是否仍在權力中樞，更是希望繼續發揮美國影響力，不欲中共走到角落從此成為敵人。九十年代克林頓上場，比老布殊更大膽，開宗明義推行對中共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 ）。說到段數，克林頓這招比起制裁杯葛更管用，中共不打笑面人，無以反對，只能接受。
最近十年，美國學者裏有一種頗有意思的現象，便是六四之後對中共持批判態度的學者，部分開始轉向克林頓或老布殊的中國政策，其中包括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學生、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們認為，美國毋須阻止中共成長，也毋須圍堵中共，只有交往才能保持中美這世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黎安友師從費正清，是現代中共派系研究學派開山祖師，六四之後好長一段時間被北京列為拒絕往來戶。黎安友在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 長 城 與 空 城 計 》 ）點出「交往勝於抵制」，與克林頓任內國安會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如出一轍。
學者看中美出現變化
倘是連黎安友一派也認定應該與中共交往而不是遏制，溫和派的何漢理（Harry
Harding）、藍普頓（David
Lampton）必會大加贊成。美國外交權在總統手上，從尼克遜以降，白宮轄下的國安會一直掌控外交政策設計大權，國務院淪為執行工具，也就是說，總統在對外政策上，少聽職業外交官意見，多聽學者看法幾已成習慣 。卡特年代，國安會顧問布熱津斯基權力大得幾乎便是由他決定必須迅速與北京建交，國務卿萬斯無從置喙。這一傳統留傳至今，李侃如去年有一長篇分析，被中央電視台引用，大意也是美中「相爭不如相見」，與如今的美方取態合。
美國是老牌帝國，智囊及情報都一等一，不會無端做吃虧買賣。這套與中共「和而不同」策略，顯然是不欲再走美蘇對峙的老路——切勿弄錯，美國從不怕打仗，民主黨「捍衛普世價值」尤其無懼，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都是民主黨當家年代爆發，沒有人會從基因上懷疑民主黨的戰意— —只是美國深知美中相拼不符目前美國國情﹕經濟凋敝未起，不是時候裝硬漢，用「和平共存」這一幌子套住北京，跟華府節奏起舞。美國立國僅二百年，也許便是由於沒有包袱，面子只值五毛錢，傷人不利己這些事不會做，要做，也只會是利己傷人，可現在還不是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