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2月4日星期六

曾澍基: 光暗時空﹕從歷史看香港的本土自主



香港由殖民地變為一國兩制的特區,從歷史角度看,本土自主雖有較大空間,但因新矛盾冒起,仍缺乏紮實基礎。

這不等於通過公民社會的營造,以及有遠見政治家及政黨的互動,某種具主體的地方特色,無法呈現;只是難度頗高而已。

本土自主的益處,乃民眾凝聚力較強,政府施政會相對方便,於發展、效率及公平之間取得動態均衡。若缺之,外來因素牽引內在矛盾,排外與內耗將令社會活力衰頹。

當調景嶺遇著西環



香港頭百年的殖民地歲月,除支援推翻清朝及愛國運動之外,頗為平淡。但二次大戰後,短短廿載,人口由幾十萬躍升至超過300萬,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的輕工業起飛。很大程度上,香港初是個避難所,後則變為謀生之地。人口的政治構成異常複雜﹕從極端反共(調景嶺)到旗幟鮮明的左派(西環),中間是一大批須克服以往災劫,想過新生活的民眾,還有少數來自全世界的牟利者、研究情報人員、特務等等。

「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出現絕非偶然。曉士名著的副題﹕「香港及其多種面貌」(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帶有反諷意味。本地並無一個或幾個具代表的臉孔。







矛盾衝突不絕

作為地緣政經的偶發熔爐,加上殖民地政府與大財團的偏頗行為,195060年代矛盾衝突幾乎是常態。左右派講手、大躍進的後果(北來浮屍日日漂到維多利亞港內,引起人肉叉燒包傳聞)、蘇守忠帶領的反天星小輪加價抗議(預告年輕一代的醒覺)、1967風暴等等。

六七年我住在皇后大道西,有些左派工會設於附近舊樓。從窗口我曾目睹防暴隊衝入,槍聲和叫聲混雜,繼後拖出來的屍體、傷者,大部分是工人,少數穿軍裝。晚上6時戒嚴,響號四起,作為「死仔包」的我,經常最後幾分鐘才抵壘(返家),爸媽都無甚責怪,煩也沒氣煩。

左派民粹主義當前。自由法治、普世價值?誰會相信!不知不覺,世界卻在改變。

1970年代的抗爭與回落

1970年代是全世界戰後嬰兒熱潮新一代頭角崢嶸的歲月。香港的中文法定、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陸續登場。知青派別包括無政府主義、托派、前紅衛兵、國粹派、社會派、自由民主、文化派、激進天主教徒,不一而足。老左與老右雖間有評論,甚或介入,但大都袖手旁觀。

197576年急變帶來老左及國粹派的離散或退隱。老右在中美建交,台灣迫於一隅下,傲氣消失。同時,年輕激進分子也非好受,主要故敵他去,落寞外還需面對成長的挑戰。職業?前途?成家立室?繼續抗爭?皆屬存在主義式的抉擇。

我作為領袖之一的社會派,搞了一山書屋、左翼評論、文化新潮後;好友仍要各奔前程。香港的大眾文化開始席捲傳媒,市民都覺得要休娛一下。可惜商品壓力令文化在頗低水平演變,若非媚俗,便是缺乏內涵。香港處於中西夾縫,較新興作品往往不中不西,未能孕育具凝聚力的本土特色。

歷史的殘酷在於它不會提供太多喘息機會。1979年港督麥理浩到北京被告知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因為內地不承認3條不平等條約。

回歸角力開始。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香港兩大電視台重播N次,直至有權力單位指斥如此做法屬於「壞口味」(bad taste);但影像已達全球。

其後,支持回歸、反回歸、有保留回歸、繼續把香港作為「租界」的意見和組織湧現。香港的本土自主第一次進入社會的議事日程。

六四的歷史效應

相對於1970年代的思想衝擊,意識形態的濃度下跌。但1989年的六四悲劇,驅使100萬香港人上街抗議,本土的同一化締造了歷史高峰!

中共犯下嚴重的錯誤後,走向另一途徑。「槍聲一響,拦金萬」。穩定壓倒一切,繼而經濟自由化成為發展策略重中之重,後遺症遲些再行理會。

就香港來說,經過10年的相對混和,意識形態再度激化。事後看來,香港的本土認同程度並無顯著增強。

六四形成強大陰影,與中國的超紀錄增長對衝。忽然愛國者急增,法輪功及相類組織在港加強活動﹕中共不亡,民族無救。老左和老右為「現左」及「現右」繼承。

不對稱下的不平衡

九七回歸後,經歷兩個階段。首先董建華嘗試改變殖民地短視政策,推行更積極的長遠規劃(包括八萬五,其實始自彭定康)。筆者從1990年代開始,亦強調一國兩制之下,特區經濟須維持「相對完整」,促進本身優勢,甚至效法歐洲的瑞士、丹麥和芬蘭,以避免退化為「中國的另一個城市」(部分文章載於網址: www.sktsang.com)。中央亦奉行「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當時有種說法﹕內地人要取得來港的簽證比去美國更難。

很不幸,199798年東亞金融風暴、令特區經濟陷入困境;2003SARS危機、23條立法爭論,更引來50萬人上街。董建華「變法」失敗。曾蔭權接任,中央政策180度改變。CEPA、自由行、內地企業大批來港上市,標誌了經濟介入,政治方面也拋棄放開手的取態。

特區政府竟順勢而行,金融、服務、旅遊外,再沒促進其他高科技行業的系統措施;高地價、高租金亦重臨。歷史好像轉了個圈;歐洲小國之夢付諸流水。我仍警告,這會引致中港經濟的「不對稱融合」(asymmetric integration),偏離一國兩制原則。如此見解,對某些左派人士,可能近乎「港獨」。

本土自主再成議題

本土自主靠什麼?就香港這個接連內地的小型開放體系而言,當年我的構想是先保住經濟優勢,再及社會文化的獨特。政治方面,除非起義或革命,只能因勢利導。

很可惜,香港經濟風雨幾許,又返回197080年代的「自由小島」遊戲﹕地產與金融。曾蔭權重拾「法寶」;現今分歧是參與者更多內地權貴。再加世界經濟動盪、資金流竄、通脹上攀,令本地中下階層以至年輕知識分子苦樂不均,有些甚至飽受煎熬。

民間憤怨程度高升,部分反映於前沿和邊陲文化。本土自主再度成為議題,80後及泛民的激進派系變作先鋒。不過,一般性質屬反建制多於營造內部共識。

內地與港人的新矛盾

北來資金炒高特區樓價、扯起租金、雙非產子、自由行某些人不守香港規範的行為,於中港經濟相對優勢逆轉下,引起新的矛盾。這幾乎是「不對稱融合」無可避免的後果。

近年雙非來港產子數目急升,很多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有目共睹,亦反映特區政府的短視甚或麻木。惡果一在於引致服務「排擠」,二無必要加劇陸港人的矛盾。香港當然需要外來移民,但應推行系統政策與具可預測的規劃。筆者並非法律專家,但粗略研究之下,覺得行政手段只起短效,解釋甚至修改基本法,看來才屬真正出路。

我反對排外。這不等於一個領域毋須有秩序增加自身人囗。無序開放邊界,含義可能極左或者極右﹕(1)世界大同;對(2)勞動力的完全自由跨境流通。現實裏,兩種可能都很遙遠,所以不要把事件再貼上左右標籤,就事論事。那些什麼「蟲」論、「粹」論,只會使「仇恨」進一步加劇。

結語

幾百萬人口的「文明化」,需時以十年計。過十億的,就算於高速經濟增長下,要等多久?歷史發展往往超越一、兩甚至幾代的忍耐;卻又累積無法目睹其結果的各類鬥士的智慧、煩惱,及抗爭遺留。累積的「規律」,可能並不公平,成為後代選擇分析課題。這是社群運作的特點使然。唯有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內地個別人及官員指摘港人,沒什麼大不了。香港同素質的學者/評論員,以人均計算,若非超前亦難落後得遠,因為我們言論自由。再加一點,以「非我」、「排他」建立的自我認同,基礎何會穩固?瘗「他」很高興,「自」鬥仍不絕……

開始我已指出﹕本土自主的好處在凝聚民眾,方便施政並取得發展、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動態均衡。現況下,排外和內耗將更削弱社會活力。那麼,無論自我更新、影響內地,或對世界示範,作用都有限。

冷靜點,香港其實仍有機會。下任特首如果厲行新政,糾正內在失衡,和緩民眾不滿。2017普選,或許開啟另一局面。或許,誰能預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