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講一個不久前才算「復活」於中國大陸的「死人」，他畢生爭取自由，但終生無地自由，卻又贏得很多陌生人說他是「我的朋友」。
他，就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曾幾何時，因為有魯迅，所以無胡適。這，既是瑜亮情結，也是中共意識形態所需。所以， 1949年「解放」後，有一段頗長的日子，胡適在大陸可謂人間蒸發，無數大陸人甚至沒聽過「胡適」這個名字。
然後，隨着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隨着商品經濟蒸蒸日上，「消費民國」就成為專制統治的安慰劑，以至成為一眾文壇阿Q又一次以為自己可以借古諷今的搖頭丸。於是，胡適「復活」。
但「復活」的只是名字，而非自由主義，否則，中國領導人就不會依然那麼不能忍。
1959年3月，胡適寫了《容忍與自由》，強調「容忍（tolerance）比自由重要」。文中，他對自己可以擁有「自由的特權」心懷感激，卻又隱隱然劇透自己寄身無自由的國度。
胡適如是說：「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然後，說得更白：「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他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再來，說到節骨眼：「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點深信自己不會是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胡適是衝着國民黨說的，但其實，用來說共產黨，更適合。
這兩年，北京對香港愈來愈少容忍，以至香港也愈來愈少自由。邪門的是，北京沒有「習容讓」，香港卻有「蘇包容」。
這兩年，北京對香港愈來愈少容忍，以至香港也愈來愈少自由。邪門的是，北京沒有「習容讓」，香港卻有「蘇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