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集中營解放七十年紀念。多年前去過奧斯威辛，其實也去過很多屠殺紀念館與集中營，例如德國 Dachau ，亞美尼亞的大屠殺紀念館，赤柬屠殺場等。也許我有點幽閉恐懼症，時日過去記憶逐漸模糊，無論是那個紀念館或集中營，我印象最深刻的永遠都是那些狹小的牢 房，小得坐下來的時候囚犯只能屈曲雙腿，甚至只能直立。現在它們空空如也，但有展板向世人解釋這個空間曾經發生過甚麼天地難容的殘暴。叫人唏噓的是，如此 極端的邪惡仍然每天在發生，而曾經的受害者今日變了加害者，大概證明民族性與本質論，都不過是權力關係與制度本身之惡的掩飾而已。
友人何雪瑩在談屠殺的新文章裡提到鮑曼 (Zygmunt Bauman) 與現代性：「如果我們以為屠殺是違反人類文明的野蠻行為，他認為反而是人類文明到達現代性 (modernity) 的階段，卻為納粹屠殺提供論述根源。現代性的特點在於推崇理性、效率和官僚制度，而這些原則在執行屠殺時表露無遺。」何雪從來比我理性，我也想到了鮑曼， 但我想起的是他對現代性寓言式的形容。鮑曼形容，崇尚理性，高效的現代性衍生了「造園國 (gardening state) 」，官僚像園丁除雜草那樣，為了一個理想的社會而將所有人區分為 "wanted" 和 "unwanted" ，而最高效的分別方法，自然是膚色與種族。於是我們會常常聽到這種語調：「我不是歧視黑人，伊斯蘭教徒，窮人，難民，傷殘人士，不過他們最好可以回去屬於 他們的地方。」鮑曼認為「我不歧視」甚至不是藉口，沒有甚麼是本質上「髒」的，也沒有甚麼真正「純潔」，一切取決於那些人我不想要，不符合我理想社會藍 圖。說得直白一點，就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it's not about you. you are just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very wrong time.
鮑曼對現代性和屠殺的結語非常灰暗：雜草本身或許也是美麗的植物，但他們既是社會無法容納的不速之客，就只能用最有效率的方法解決，那就是除之而後快。現 代性，也即是每個現代社會，都隱藏著一些可以引致大屠殺的特質。打開每天的新聞，我好像無法否定鮑曼的結論。時常想起一句話：唯一比被剝削更悲慘的就是不 被剝削。那就代表你在這個社會裡連生存的價值都沒有，是隨時可以被遺棄的生命。不要忘記奧斯威辛不止屠殺猶太人，還有殘疾人。他們像雜草一樣，在毒氣室裡 被乾手淨腳地，高效地拔除。不知大家有否留意，現在有許多人愛談優生論，納粹亦如是——許多智商被認為有問題的男性被禮貌地請到醫院做絕育手術；有家族遺 傳病史的懷孕女性，即使胎兒已經完全成形可以引產，仍然要被迫打掉孩子。但請不要以為過程是暴力的。根據受害者描述，那過程幾乎就像我們看醫生一樣文明專 業清潔衛生， it's purely business 。
奧斯威辛已經過去七十年，赤柬屠殺三十多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百多年，盧旺達二十年，科索沃十六年；而尼日利亞，中非共和國，剛果，索馬利亞，伊斯蘭國，暫 時都離我們很遙遠。但我們一樣在每天埋怨自己的社會被污染。我們未必說得出全球化根源始末，氣候危機如何解決，伊斯蘭國因何而生，1% 的人為何擁有 99% 的人的財富，但我們有本領一眼看出一個陌生人的種族，然後系統地為他安排一個背景（窮人／蛀米的／小偷／沒文化的／……），立刻決定他是「自己人」，還是 外人。我也有這些 implicit bias ，一個人走在入夜的街頭，見到黑人我會特別有戒心。但我們至少有責任質疑自己的bias。在奧斯威辛解放七十周年的今天，我想後世每一代人能做的，就是改 變容許這種悲劇發生的制度，這是我們欠那些沒有機會活下去的人的責任。
BBC 奧斯威辛今貌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