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英年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也許至今仍不明白其何以大熱倒灶落選的敗因。一句話，這是他所代表的治港思維和理念已過時有以致之。經過十五年的平安過渡，香港在「維持不變」的面紗下，已到了必須啟動從「一國兩制」的特區轉化為「一國一制」下中國城市的改造工程，其準備工作是香港人要從「市民」（citizens）慢慢轉型為中國「國民」（subjects），這種過程也許可說「人心過渡」，是殊不簡單的作業。換句話說，新一屆特區政府必然要有一套治港的新理念新思維，而從其往績以至政治敏感性及覺悟性看，那恐怕是唐英年力有未逮的。沉醉於英式治港的成就，唐英年和他的智囊看不到這種根本性變異，不難理解，不足為奇，但北京有人力撐唐氏，底因便耐人尋味！
人心過渡也可說是改造人心工程，困難重重，即使能者甚至強悍者當政，亦非易事。這項「工程」所以不易有效推動，在於如今人人— 香港和北京 — 認同的香港核心價值，絕不可廢，對於這些香港賴以生存發展的要素如自由、法治和私有產權，人人珍惜，而隱含在這些核心價值下面的，正是美國哲學家、胡適的恩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所說的「民主（亦）是一種個人及社會生活方式，主要是有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的社群生活」，這即是指民主為人與人之間的「動態關係」（dynamic
human relations），一語道破了何以殖民地香港總督大權獨攬且行政局立法局沒有任何形式的選舉，但香港市民多少感到香港並不欠缺民主因此不思積極爭取的原因。
可是，上舉這些核心價值，內地不是沒有便是只處於隨時被掐死的萌芽階段，因此，港人遂誓言要維護這些核心價值，說到底，那是恐共懼共（對北京的經濟「賜予」甘之如飴，香港人配不上「反共」）情意結作祟，這即是說，恐共懼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內核」。對於習慣了自由法治並因之衍生的民主生活方式的香港人，面對中共一黨專政（專制）的政體及與「港情」背馳的「國情」，有此情意結，是很正常自然的。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參選誓師大會（？）上以堅定的口吻說他並非中共黨員（及地下黨員）時，站在他身後的梁營骨幹及在場數百名支持者，因為掃清與中共有關的陰影而高聲歡呼的情景，大家應該記憶猶新，這正正是港人恐共懼共的反映。
正由於此「結」不易紓解，下屆特區政府的任務，特別艱巨；然而此「結」不能不化解，以此為三十五年後香港與祖國「合體」成敗的關鍵。當然，由能者掌舵，任務艱巨不等於不能完成。
二、醫治港人恐共懼共的心理病，由於中國國力日隆，中共對內政的控制抓得愈來愈緊，除非在可見的將來比如十八大後北京開始進行政治改革，不然，此病無法根治；不過，治標的方法倒不是沒有，只要中聯辦不再那麼肆無忌憚地介入剛成過去的競選活動，收斂一點，以「溫馨提示」代替大聲喝斥，真正退居幕後，即使第二個管治班子早已組成並順利運作，對特區亦只宜發揮隱性影響而勿予人以指手劃腳的觀感，當可稍紓大部分只看表象的港人對中共積極干預香港事務的印象。梁振英信誓旦
旦說他不是共產黨員，姑信其言，但即使未經中共嚴格培訓，以他長期在中共指導下工作及與中共官員相處的經驗，是不難與中聯辦達成默契的。有這層外人不易覺察的工作關係，中聯辦便沒有站到台前的必要（畢竟有違《基本法》），這對港人的恐共懼共，自然可起一點寬慰作用。
昨天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表態之後，一般人以為京港同腔的「大和解」，是梁振英向支持唐英年的財閥及精英分子示好，一杯泯恩仇，大家「和好如初」，致力搞好香港事務；這種工作當然要做，但其實這只是次要的工作，而且很易收到成效，以一來北京會出面安撫這班反梁健者；二來梁氏伸出友誼之手，很少香港人尤其是求財至上的商界人士會不飲敬酒而飲罰酒的。
比較難達成「大和解」的是平息「窮世代」（現在還加上「窮中產」！）的怨氣。怨氣之源是眾所周知的貧富兩極化、專利事業（如九巴）把有利可圖的資產抽走由股東瓜分令公司盈利不足後設法申請加價，以至政府長期沒有積極解決低入息者居住問題等等；至於處理僭建物業，雖然現任政府「依法辦事」、堅定執行清拆令，引起新界鄉紳強力反彈，這種情勢，反對新政府有利，以其若特赦非危險性僭建物業，不僅可平息鄉紳怒火，且可讓同為北京接受
的唐英年免去一場官非，對「大和解」當有積極影響。
筆者相信新政府會善用當年財政盈餘甚至動用巨額累存外滙（「埃及妖后的嫁妝」）的利潤， 盡量滿足廣大市民的經濟需求，進而希望他們放鬆對諸如普選的訴求及反對二十三條的力度。過去十多年，政府何以不在這方面動腦筋？答案有二。第一是當局仍無法擺脫英治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第二是北京可能有一日會調用香港的儲備。如今梁振英早已聲言要修訂英國人的管理理念，而中國的外儲之多已成世界之最，
香港這點錢自然不會放在眼裏，特區便可以作更佳的利用。
以經濟手段收買人心，是德國「鐵血宰相」（所謂「鐵血」即動用武力達政治目的）卑斯麥（Otto van Bismarck, 1815-1898）於十九世紀中葉首創以「團結國人」的策略，他把「諸侯割據」四分五裂的德國統一後，實施養老金制度，落實意外、醫療及失業保險，令德人要過好日子必須依賴政府（dependent
on the state），在這種情形下，再也沒有人緬懷過去受地方王侯統治的日子，萬眾歸心，統一的德國遂慢慢壯大。
當然，福利制度（以「免費午餐」 收買人心）必須在有財力的條件下才可行，國家大治正是由這種「可能的計謀」（The art of possible）而達致；其後的福利國不自量力，以至「先使大量未來沒有的錢」，美其名曰此為實現「不可能的計謀」（The art of
impossible），結果債台高築、元氣大傷，主權違約、國家瀕臨倒閉邊緣……。這種方法當然不足取，但目前香港有相當數目的儲存，不好好運用以惠民
生（還富於民？），便太無為且辜負萬民期盼。惟有滿足市民的經濟訴求，「大和解」（及提高梁振英的民望）才有成功的基礎。
筆者相信梁振英政府會朝此路線進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