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7月5日星期四

林沛理: 贏在起跑線輸在終點



很多中國家長剝奪孩子遊戲權利,要他們不停學習,最終損害了他們的創意和想像力。

不知從何時開始,暑假變成孩子最繁忙的季節。他們經歷的,是一種「目標為本」的暑假——要趕著在九月開課之前,達到一連串的學習目標。即使是遊學,也是為了學習;學是目標,遊只是手段。

這反映了一個事實:養兒育女已成競技性的比賽(competitive sport),在巨大的朋輩壓力下,為人父母者抱破釜沉舟的決心,勢要將子女訓練成才。結果,日程安排得透不過氣的孩子(the overscheduled child)應運而生,成為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

三十年前,美國兒童心理學家艾堅(David Elkind)在《趕時間的孩子》(The Hurried Child)一書指出,現代社會百病叢生,跟父母要他們的孩子成長得太快和太早(too-fast-too-soon)大有關係。這本書在美國至今已賣出超過六十萬本,艾堅亦成為自冼樸醫生(Dr. Spock)以後,美國的首席養兒育女權威。年逾八十的艾堅筆耕不斷,五年前出版《遊戲力量:學習貴乎自然》(The Power of Play: Learning What Comes Naturally),探討遊戲對孩子成長的重要。

很多家長為了要幫孩子「贏在起跑線」,不惜硬起心腸對他們大力催逼,要他們停不了地學習。艾堅認為這是好心做壞事,只會剝削,甚至剝奪孩子遊戲的權利;而遊戲——讓孩子充分發揮創意和想像力的遊戲——正是孩子最有效的學習方式。所以,父母為孩子提供理想的遊戲環境和足夠的遊戲機會,並且盡可能與他們一起玩,就是為孩子在學業和社會上取得成功做的最好準備。

中國與西方都有哲人和大學問家推崇遊戲的價值。思想家和美學家康德(Kant)、席勒(Schiller)等皆倡導「遊戲說」,認為藝術起源於遊戲。席勒說﹕「只有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英雄所見略同,與亞里士多德齊名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認為,人如果有孩子遊戲時候的認真,便真正能夠做到心意合一(Man is most nearly himself when he achieves the seriousness of children at play)。中國的哲學大師莊子也有「遊戲」的觀念。在他的心目中,遊戲是一種娛樂,而發自內心的「自戲」或自樂,才是至樂。

然而中西方有關遊戲的民間智慧和社會價值卻大不相同。西方人深信,「只會用功不玩耍,聰明孩子也變傻」(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a Dull Jack)。一般而言,中國人對遊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作為一種活動,遊戲被視為與工作對立﹔作為一種態度,遊戲被認為是認真的相反。我們耳熟能詳的「玩世不恭」、「玩物喪志」和「勤有功,戲無益」,全是對遊戲的中傷和抹黑。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學生貪玩,正是他們的致命傷。美國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科學知識每況愈下,數學成績更落後於南韓、新加坡、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愛沙尼亞和波蘭。連美國的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在教育上已經被很多國家遠遠拋離(out-educated)

然而,這並不表示美國的孩子一定會「輸在終點站」,或者證明對孩子過份和過早催逼的所謂「精力過盛養兒育女法」(hyper-parenting),甚至「極限養兒育女法」(extreme parenting)有效。要知道孩子的智力與其他各方面能力的發展,不完全是直線(linear) 和可以累積下來(accumulative)的,所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情況才會在兒童成長中經常發生。

美國教育制度就算千瘡百孔,也畢竟培養出蓋茨、喬布斯和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這些創意天才。美國學生學業成績儘管平平,但具備無比自信、高大的自我形象和完整的自我意識,深信能以一己之力改變世界。結果他們創立微軟、生產iPhoneiPod和發明Facebook,真的改變了世界。

的確,西方人的孩子遠比中國同年紀的孩子活潑、好動,富冒險精神和創造力。從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到互聯網的無限商機,西方的創意工業遠遠領先於中國,跟西方人的遊戲基因遠較中國人發達、西方人的遊戲智商(play quotient)遠高於中國人,實在有不可分割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