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同場加映﹕七一遊行——港人的自戀



文 陳可樂


今年的七一,我正在「和平佔中」的街站,於天橋下躲雨。背後朱牧正在提示大家要面帶微笑,心裏有愛。但我只顧出神地看雨。這雨令我想起2010年《鏗鏘集》「回歸十三年的變與不變」中那場貫穿整集的雨,帶製作人幽幽的愁緒和某種決斷。我不知道編導潘達培和鄺翠娟是否也會認同,這場愁雨今年回來探我們了,只不過顯得抑壓——彷彿全城在期待暴雨中,突然響出一聲吶喊般的雷。雨下了又停,雷於今年打在別國,於是只好寄望明年雨季再來——我城終歸是翳悶。

七一之後,身邊朋友不多不少陷入一種憂愁、鬱躁。有的為應該爆發而未爆發的革命,有的為XX萬人的「XX」太少,或為同路人之間的指控或不體諒。「年年七一得個行字,行完又點﹖」「點解咁多人上街梁振英仲可以執政?」等等疑問不絕。We are in Trouble ——各種複雜的情緒正在糾纏。這處境剛好適合閱讀由台灣學者何春蕤、甯應斌合撰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專論憂鬱,下篇則談沒來由的情緒,對現代性的批判從精神醫療涵蓋至自戀與憂鬱症,是一部野心之作。一改兩位作者最為人熟知的性別筆鋒,大篇幅談論情緒管理,是華文世界中少見的跨領域情緒研究專著。

憂鬱症與弱社會建構

《民困愁城》一開首嘗試展現憂鬱症的「弱的社會建構論」,指出看似是「個人」的問題,也要放到更大的現代性壓迫中去理解。並透過美國學者Wendy Brown闡發班雅明的「左派抑鬱」(Left Melancholy),描述左翼知識分子或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長期因憂鬱情緒而處於失能狀態。面對牢固體制只死守舊日理想,指控文化政治令階級鬥爭失焦、奪去了左翼光環等等,因而不時要面對挫敗感,甚至變得怨毒。一般人的普遍憂鬱,同樣會找上看似「熱血」的社運人。

作者在書中試論憂鬱症起源於自戀——把自己成為可操縱控制的對象。自戀者營造自我失敗,憂鬱症就無異於一場「心理自殺」。如果把這概念大膽應用在公共現象之上,我們在某程度上的確把運動視為可以操作的對象——七一遊行就是香港人的自戀。我們一方面為香港公民行動的文明有秩序、民主和理性而自豪,一方面認為「公民素質」正在「進步」或「累積」,從而成就文明的自豪感,這在反國教運動中讓路予救護車的照片被瘋傳上可見一斑。
每年的七一,我們對數字的升跌都依附上滿溢的感情。每當「XX萬」向上一點點,就會芳心暗喜,視之為「公民社會進步」,但當「XX萬」不達標,就可能引起很大挫敗感(雖然原因可能僅僅是因為下雨而已)。香港人的自戀,是愛恨交纏的,運動中本來就有內在的衝突,卻被一個數字暴力地擠壓。這有一點像減肥引發的情緒。減肥的人,有一個可以操作的身體目標,但不斷減肥失敗,於是陷入挫折和憂鬱。數字式管理,不過是我們對運動的各種操練之一。

「佔中」也在製造情緒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開宗明義表示,任何有關政治經濟、資本的討論如果不同時處理性、情緒與自戀,則不可能有多元的實踐。正好可借用來檢視七一遊行中的情緒管理。

為何我們會認為情緒需要管理?在個人主義與進步論的夾擊下,我們把生命看作是一個Project,而且可以分拆成一個個程序,按部就班。正如資本世界中的「風險」一樣,情緒也要被「現代化管理」。職場所謂「專業表現」,很多時就意味一種久經操練的情緒展演。在社會運動中則表現為以單一情緒作為動員策略,不外乎「悲情」、「憤怒」、「陽剛快樂」等。

管理的基礎是理性,說穿了,就是工具化。能夠被妥善管理的,就算是「好的」情緒管理,而沒來由的情緒,就是「壞的」情緒。運動管理除了壓抑不可欲的情感時,也會製造一些情感。例如在七一遊行中的一個街站,畫家淋漓、淋浪在展覽有關李旺陽、罷工工人等超現實的「恐怖畫」,有家長經過立即掩小孩的眼,這種情感就是「馬賽克情感」——引發「羞恥」、「恐怖」等感覺。「和平佔中」也在製造情緒﹕戴耀廷指佔中不是要「癱瘓中環」(對於城市失能的恐懼)以及陳健民叫學生不要作「無謂犧牲」(製造危險的情感,並由大會決定什麼是有價值的犧牲)。而當我在愁雨中回過神來,朱牧剛好在唱We Shall Overcome,也可視之為一種情緒管理。

不應排擠邊緣情感

可是情緒管理,反而會帶來一些無法被管理的情緒。例如焦慮和躁動——有遊行人士當得知主辦單位不會在東角道協調市民開路後,不禁罵道「大會?大你老母呀?」網絡上對這種情緒發泄不無譴責。

其中一個「文明化情感操作」的後果,就是對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愈來愈不容忍。以七一作例子,遊行隊伍從東角道加入被指為「插隊打尖」,或李慧玲跨過鐵馬立時被警察包圍等。文明化的過程中要配合官僚化,不單運動有官僚,我們心中也要有個小官僚,負責制裁一切偶發的衝動、不理性、任性、「陷和平理性示威者於不義」的行為等。

作者並不是要否定以情緒作為動員策略,《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的一個重要立論就是﹕「所有政治概念操作都隨附情感」。只是我們必須留意不要在過程中排擠較邊緣的、偏差的、「不文明」的情感。希望透過這本書在香港的傳播,我城會迎來一場感情豐富的運動。畢竟在這場名為進步的風暴中,我們實在無法管理雨水,或管理一滴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