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離
擴建堆填區一役，面對泛民與部分建制派聯手攻堅下，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最終全軍覆沒。「發叔」劉皇發在中止辯論後向鏡頭豎起勝利兩指，意氣風發有如手刃仇人。撥款爭議暫告一段落，「堆填區」三字終將在大眾眼界中再次隱遁，一如丟進垃圾箱的廢棄物，絕於五彩黑甜的生活中。
自擴建堆填區議題浮面，三區議員和居民相繼絕食死諫，群情洶湧，擊起不少回響。友儕中談起，大多是吃花生般嘲笑「民建聯成功爭取令屯門變成垃圾崗」，或踩兩踩口票不一的建制派議員，卻怎料有人一問﹕「喂咁你贊唔贊成擴建堆填區？」全體靜默，支吾無語；身為從未與垃圾為伴的十五區市民，根本無法理直氣壯。
現實是，面對垃圾，沒有人有光環。
難入無人之境
為了解堆填區居民之苦，筆者特意走到將軍澳大赤沙。穿過日出康城那堡壘般的樓牆，過一條馬路，向右快步走十分鐘，就來到「環保大道」——即通往堆填區的一條主要通道。道上不斷有載垃圾和建築廢料的大型貨車輾過，車一飛駛，沙土就唦啦唦啦拼旋，混在早晨八、九點鐘的炎陽光裏，颳向面頰。筆者像螻蟻般圍堆填區走，發現鐵絲網外的人行路竟是繁茂綠蔭，野草從路上的石磚隙縫中掙頭競生，有種詭異的生機。野草蔓生，原是因為人罕至，旁邊的報館、電視城和工業村，人人都隔離在密室中，在其內遠眺垃圾山，不覺又厚了幾層。路上看到停泊一旁的貨車司機，懇求他順道兜筆者進去看一看，怎料靚仔司機死命不從，「人係行唔到上去！」
我們減過幾多垃圾？
實在，市民要進入堆填區，可參與環保團體舉辦的活動，然而在平日堆填區則絕不對外開放。這個「人係行唔到上去」的地方，是城市的另一個世界。入口處的保安阿姨告訴筆者，即便是同事要開工，從正門行到其崗位，也要走二十多分鐘，而堆積垃圾的最深處竟達100米。這麼巨大的垃圾桶滿瀉的情，單是想像也夠嚇人；然而，真實卻不遠。若不擴建，現存的屯門稔灣、打鼓嶺及將軍澳堆填區將分別於2019、2017和2015年爆滿。面對這個幾年後的現實，不少人認為政府做好源頭減廢就能免去擴建堆填區的重壓，又或是把今日的擴建，歸咎於減廢做得不好，甚或從沒認真執行。到底這些年來，香港減了幾多垃圾？
香港的廢物處置一直進行中，卻是功成無期。港英政府於1989年推行《廢物處置計劃》，把位於鄰近民居的十三個小型及舊型堆填區關閉，同時停用昔日位於堅尼地城、荔枝角和葵涌等地的焚化爐，以現時三個達到國際標準的策略性堆填區為處理廢物的主力；回歸後，政府在1998年實行《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於屋苑推廣廢物回收，在每座大廈外設置黃藍啡回收桶；及至2005年，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長廖秀冬公布了《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大綱），明訂未來十年的三個廢物管理策略指標，第一，以2003年的水平為基數，每年減少1%都市固體廢物量至2014年；第二，在2009和2014年或之前，把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分別提高至45%和50%；第三，在2014年或以前，把丟棄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數減至25%以下；今時今日，指標達到幾多？
根據環保署資料，香港每年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數量由1991年的880萬公噸下降至491.2萬公噸，雖有減少，但離達到持續發展的目標仍相距甚遠。在《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開徵收費下，建築廢物和工業廢物在二十年來逐年減少，而家居廢物則從1991年的203萬公噸上升至2001年的276萬公噸，及後再減至2011年的218萬公噸；然而，商業廢物卻由1991年的15萬公噸大幅增加至2011年的86.1萬公噸（見下表），令人詫異。再者，回收供循環再造的都市固體廢物為2010年的52%及2011年的48%，只勉強符合2005年大綱中的指標二；而以堆填方式處置的都市固體廢物，分別是2010年的48%和2011年的52%，遠遠超過大綱指標三的25%，相差的距離，難以接受。
垃圾的道德考驗
這個難以接受的距離，政府當然有責。見微知著，除了廢物處理，政府有多少政策能符合長遠發展的原則？管治班子一轉、官位一換，政策就無能繼續，又或是避重就輕，捨難行易，欠缺推動政策的韌力，也沒有持續的承擔。然而回歸源頭，垃圾問題也是活在香港十八區裏每一個人不能推諉的責任。堆填區保安阿姨總說，「無計，人根深柢固的習慣，無得改變，無人願意承擔責任」。阿姨的說話，重如令人窒息的垃圾山。到底人何時才會願意承擔一種從不需要負起的責任？何時能主動減省便利、抑制個人欲望？堆疊的垃圾圖景、三區居民的怒號，是一種提醒，也是活在此城的每個港人，無可逃避的道德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