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觀察社會現實，在「黃傘風雨後」，對香港政治現狀忐忑不安的，除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學生）和向來政治免疫的商界，人們亦可以從本地三
名法律界重量級人物在法律年度開幕禮上的發言，看出其受到政治衝擊的壓力，法律界已陷入備受考驗的漩渦。對於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大律師 公會主席石永泰相關演辭的高下，筆者推薦各位閱讀昨天本報「金針集」《石大狀ＫＯ袁司長》和「此時此刻」劉健威的《請袁司長回歸法治》兩文。以筆者的理
解，除了袁司長只說政府立場的官樣文章，其他兩位法界翹楚的發言，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法治傳統不再穩如磐石的破綻；港人對法治的落實已生疑慮。不必諱言，司 法界的不安，完全是因為北京透過特區政府的政治介入，干犯扭曲了法治精神所致。
加深法律界「不安」的，是行政長官針對性地在《施政報告》 中強調他會「依法守法」，惟有如此，他認為才能「把握機遇，敢於扶持，我們就可以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梁振英重彈此調，分明是對石永泰認 為「『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可幸的是，香港奉行的不是這種體制……」。按此邏輯，從梁氏針鋒相對的發言看，「可幸」成為「不幸」！加上馬道立發言的主旨強調「不論任何 人、任何群體或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那與國務院較早前發表的《一國 兩制白皮書》認為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是「治港者」並要求他們必須「愛國……效忠於國家」的論調，南轅北轍。石氏和馬氏對法律的詮釋，突顯了本港 和內地「法律觀點」的嚴重背馳。在北京的政治取態已介入香港事務而且不會走回頭路的現在，「有心人」對香港法治傳統的前景怎能不憂心如焚？青年人不願北上 要移民，商家千方百計部署把財富控制權搬至落實真正法治的地方，正是這種憂慮的具體化。
二、法治（Rule of Law）與「依法而治」（Rule by Law），可謂差之毫釐，以石永泰對「依法而治」的解讀，就是「我以『法』來『治』你」。這兩個法統觀念上的混淆，如今正落實到香港的現實生活上，以筆者 作為法律外行人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黨專政的憲法下憑設立特別行政區來「依法」治港，而香港則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有別於中國法制的三權分 立維護法治精神。中國憲法有高舉社會主義理想旗幟的法則，而香港法治是沒有政治傾向。《基本法》亦沒有訂明香港要走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循序漸 「進」而非漸「退」以達致雙普選。中央依法治港，是以中國憲法（根本大法）下的《基本法》（香港小憲法），讓香港隨着時代變遷、社會變化，追求港人普遍認 同的「公道」，循着法例的修修補補完善法統，成全法治的蹊徑自在其中。在這種情形下，香港才有保存「法治」的空間。香港將繼續走那行之有年且成效甚彰的資 本主義道路……。
從法治觀點看，國務院《白皮書》反映了中央收緊《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加上提出國家安全之類的考慮，香港的司法獨立已向法政一體之途邁進；雖說在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那是不可抹煞的終局，但《白皮書》來得太快太突然，是為香港人心躁動不已的根源。
三、 特區政府在梁振英領導下，全面傾向向中央問責，這種做法當然迎合京意，卻因沒有釐清香港與中央在政法上大有分別，在本地司法界造成很大的混亂。中國定憲以 社會主義理想為前提，「懸法示人曰憲」（從先秦時期的「象魏懸教」演變而來）中國憲法的條文寫得清清楚楚；香港的普通法不但非成文法，而且貼近「平之如法 曰水」的普通法，一般法例的訂立、修訂，都是尋求與時俱進的「公道」。兩者的差異，須經長期磨合才能圓融，像如今北京以權威手段把憲法凌駕普通法，藉人大 釋法把《基本法》搓圓弄扁，香港不亂成一團才怪。
梁振英上任以來，在眾多事務上，明眼人都看出特區政府向北京（一國）問責，忽略了維持兩 制的分際，在這種情形下，香港固然要乖乖任由北京擺布（人大釋法），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以及負上釋法責任的人大香港代表，亦只有唯內地法工委之命 是從，而後者的慣性是「依法」治港，更常用「一錘定音」以彰顯其權威！大局如此，香港奉行普通法的法治如何得保!?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大環境如斯，香港不雞飛狗走才不正常。不過，移民加速也好，商家撤資也罷，對於早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來說，小菜一碟而已；昨天北京《環球時報》社論評 「李嘉誠撤資」（這與李氏及其代言人的說法相反），那副高人一等的劣根性自然流露，它說李撤資「帶來了某種警惕，但中國經濟的總規模太大了，李嘉誠的投資 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言外之意是，亞洲首富的撤資，對中國經濟來說，何足道哉。循着這種思路，北京對部分擔心普通法有損而人財求去的現象，即使蔚然成 風，又有什麼可怕；中國已有一批超越李嘉誠的企業家……。有這種想法，北京因而不會對香港假以辭色，這正是值得仍圖保持「五十年不變」的香港人無法不憂慮之處！
餘波．三之三
加深法律界「不安」的，是行政長官針對性地在《施政報告》 中強調他會「依法守法」，惟有如此，他認為才能「把握機遇，敢於扶持，我們就可以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梁振英重彈此調，分明是對石永泰認 為「『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可幸的是，香港奉行的不是這種體制……」。按此邏輯，從梁氏針鋒相對的發言看，「可幸」成為「不幸」！加上馬道立發言的主旨強調「不論任何 人、任何群體或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那與國務院較早前發表的《一國 兩制白皮書》認為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是「治港者」並要求他們必須「愛國……效忠於國家」的論調，南轅北轍。石氏和馬氏對法律的詮釋，突顯了本港 和內地「法律觀點」的嚴重背馳。在北京的政治取態已介入香港事務而且不會走回頭路的現在，「有心人」對香港法治傳統的前景怎能不憂心如焚？青年人不願北上 要移民，商家千方百計部署把財富控制權搬至落實真正法治的地方，正是這種憂慮的具體化。
二、法治（Rule of Law）與「依法而治」（Rule by Law），可謂差之毫釐，以石永泰對「依法而治」的解讀，就是「我以『法』來『治』你」。這兩個法統觀念上的混淆，如今正落實到香港的現實生活上，以筆者 作為法律外行人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黨專政的憲法下憑設立特別行政區來「依法」治港，而香港則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有別於中國法制的三權分 立維護法治精神。中國憲法有高舉社會主義理想旗幟的法則，而香港法治是沒有政治傾向。《基本法》亦沒有訂明香港要走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循序漸 「進」而非漸「退」以達致雙普選。中央依法治港，是以中國憲法（根本大法）下的《基本法》（香港小憲法），讓香港隨着時代變遷、社會變化，追求港人普遍認 同的「公道」，循着法例的修修補補完善法統，成全法治的蹊徑自在其中。在這種情形下，香港才有保存「法治」的空間。香港將繼續走那行之有年且成效甚彰的資 本主義道路……。
從法治觀點看，國務院《白皮書》反映了中央收緊《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加上提出國家安全之類的考慮，香港的司法獨立已向法政一體之途邁進；雖說在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那是不可抹煞的終局，但《白皮書》來得太快太突然，是為香港人心躁動不已的根源。
三、 特區政府在梁振英領導下，全面傾向向中央問責，這種做法當然迎合京意，卻因沒有釐清香港與中央在政法上大有分別，在本地司法界造成很大的混亂。中國定憲以 社會主義理想為前提，「懸法示人曰憲」（從先秦時期的「象魏懸教」演變而來）中國憲法的條文寫得清清楚楚；香港的普通法不但非成文法，而且貼近「平之如法 曰水」的普通法，一般法例的訂立、修訂，都是尋求與時俱進的「公道」。兩者的差異，須經長期磨合才能圓融，像如今北京以權威手段把憲法凌駕普通法，藉人大 釋法把《基本法》搓圓弄扁，香港不亂成一團才怪。
梁振英上任以來，在眾多事務上，明眼人都看出特區政府向北京（一國）問責，忽略了維持兩 制的分際，在這種情形下，香港固然要乖乖任由北京擺布（人大釋法），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以及負上釋法責任的人大香港代表，亦只有唯內地法工委之命 是從，而後者的慣性是「依法」治港，更常用「一錘定音」以彰顯其權威！大局如此，香港奉行普通法的法治如何得保!?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大環境如斯，香港不雞飛狗走才不正常。不過，移民加速也好，商家撤資也罷，對於早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來說，小菜一碟而已；昨天北京《環球時報》社論評 「李嘉誠撤資」（這與李氏及其代言人的說法相反），那副高人一等的劣根性自然流露，它說李撤資「帶來了某種警惕，但中國經濟的總規模太大了，李嘉誠的投資 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言外之意是，亞洲首富的撤資，對中國經濟來說，何足道哉。循着這種思路，北京對部分擔心普通法有損而人財求去的現象，即使蔚然成 風，又有什麼可怕；中國已有一批超越李嘉誠的企業家……。有這種想法，北京因而不會對香港假以辭色，這正是值得仍圖保持「五十年不變」的香港人無法不憂慮之處！
餘波．三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