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_陳嘉文
或許要先說一句 公道說話，特首梁振英對於香港電影業的「關顧」算是不少。記者在他發表《施政報告》後，翻看過去十年的資料，曾蔭權發表的七份施政報告中，就只有一份曾明
確提及要支援電影業。至於梁振英，每份《施政報告》都有在這方面着墨，雖只一言半句，但白紙黑字；過去兩年，他重複以「電影發展基金」作為支援的方法，沒 想到這年他足足在報告中花了三段文字，提出留地興建戲院、振興港產片的「新想法」。起戲院，真有推動本地電影業之效？
導演黃修平說，他也多得「電影發展基金」，才拍得成《狂舞派》。《狂舞派》二○一三年上畫，是近年少見能帶起 話題的非主流電影，口碑極佳，電影在台灣和日本得獎，黃修平本人也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不過，聽到特首提出的方法，他先是搖頭，然後苦笑，說：
「沒有期望，希望啲錢唔好嘥咗啦。」
《施政報告》發表當天，香港電影人根本沒期望過自己會是受惠的一群。黃修平說，當時正在剪片，沒看電 視，後來是有記者打電話來問意見，告訴他特首提出了這些方法。興建戲院？「根本唔關事。」如果，我們暫且認同政府的確想要發展電影業，而政府撥進基金的二
億元必然要花，黃修平覺得，錢還是花在長遠的事情上比較穩妥。「香港電影業的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是整個社會氛圍都出了問題。」現在的香港人，大多把電 影視作純粹娛樂，生活在高壓的環境，對電影的要求是直接簡單的娛樂。「娛樂元素當然需要存在，有時甚至可以把電影昇華」，只是其他類型的片種，很容易就被
一句「沒有巿場」直接判了死刑。「如果政府真的要做，應該做多點教育工作，培養多些人鍾意睇片、拍片，自然懂得欣賞更多片種，不會只看大台的電視劇」。
開放公共場地拍電影
又或者，要幫助本土電影製作，其實不需要大灑金錢才顯得有誠意。「很簡單，我們在公園拍的時候，康文署唔好趕我哋走，已經幫好大忙。」拍片被驅趕的情况，經
常發生，「管理員往往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規則，例如可以拍照，但不准拍片」。拍照與拍片的分別在哪裏呢？「沒錯，然後他們會說，可以拍片，但不准商業拍 片。」先不說在這個智能的年代，拍片根本不用勞師動眾，只要舉起一部手機便可以，事實上，不止黃修平這種「商業」導演，就是他在理大的學生拍片交功課，也
常常被驅趕。又或者，政府可以開放公共地方、場地拍電影，收費不要這麼昂貴，給電影人開方便之門。「像稅務大樓的升降機，其實是本地電影熱門租用的場景， 很多用來扮警署，但收費不便宜。」
香港電影會消失
香港電影業自九○年代末走下坡，走了十多年，曾經，CEPA催生的合拍片讓 電影人一度以為是條出路。或許它的確讓不少電影人生存至今，可是它看來並不是港產片要殺出的血路。香港人口少，單靠本地票房不足以養活電影業，過去在輝煌
的年代，港產片紅遍東南亞，甚至賣埠美加；回歸後，電影難再在亞洲立足，唯有向北拓版圖，但巿場擴大了、資金流入了，卻仍然無法爆發創意，「創作自由被箝 制，電影又是另一回事了。除非政府替業界在這方面爭取空間吧，但又不見得會這樣做」。香港電影的年產量，由高峰的二百幾三百部下跌至約五十部，去年有五十
九部，算是數量不少的一年，不過當中大約一半，其實都是合拍片。黃修平記得，很多年前，陳可辛說，香港電影會消失。當時他並沒有認真理解這說話，以為只要 有創意，就可以獨善其身。直至《狂舞派》的成功，讓他真正感到自己是香港電影業的一分子，「思考電影時，不再只想自己，而是考慮整個電影業的路該如何
走」。早前，他被問到港產片現况，他第一次把話說出口，「若繼續以舊有方式運作，港產片會死」。舊有運作方式，是指開拍電影首先考慮可以用什麼明星、保證 多少票房的思考模式。「沒有意思的，這樣出來的電影，我不認為可以給人帶來什麼想法，如何進步。」
搞清楚建戲院的目的
《施政報告》發表的同一星期，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剛公布新一屆電影大獎得獎名單，最佳電影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往大埔的紅van》奪得，《單身男女2》和《親愛
的》也獲兩獎。學會每年的大獎，都經由會員三輪共十小時的討論和投票，會長陳志華不諱言，相比起二○一三年，去年的質素有點回落，討論時的情况不及往年熱
烈，得出的名單可說不是水準很高的片，而是缺點比較少。要救香港電影，他也認同發展基金有其存在價值，但其實多年來效果並不顯著，「雖然《狂舞派》一類的 好電影也有獲資助，但其他不少都不是好戲，單靠簡單劇本、戲由誰拍就判斷批款與否，錢未必用得其所」。至於建戲院，「要看起嚟做乜，例如是否只播港產片？
目的是否為培養睇戲的興趣？是否可以不止播片，做埋推廣？」記者嘗試找近年香港戲院的入座率，了解我們的城巿是否缺乏戲院，卻始終不得要領，陳志華說， 「這方面的資料的確很難找到，但即使找到，意義也不大，因為商業戲院不會讓入座率的情况持續」。而這也成為非主流、沒大卡士的港產片的限制，「根本沒有時
間讓他們累積口碑，新戲上畫兩天，票房不對勁，可以隨時cut場次，播多些熱門戲」，戲院由誰營運、誰安排什麼戲上映才重要。所以他也不贊成按地區人口比
例決定戲院數目，「到頭來又係播番荷李活片的話，幫助不大。政府究竟知唔知依家發生緊咩事先？」
雖然對於電影業界來說，二○一四年並不是個 好年，雖然黃修平說起「重點錯晒」的新政策時確是泄氣，但當談到年輕人時，卻一點也不悲觀。「我是教書的，接觸很多年輕人，他們其實很有創意，會懂得利用
現有的科技，把創意呈現。」尤其二○一四年最後一個月，出現了他期待的畫面。「《日日去鳩嗚》的製作團隊Mocking
Jer，由最初做了一條警察『宣傳片』，到將日日去鳩嗚好認真地拍成MV、再食住上做現場live show，最近聽說會與近來笑死我的《墳場新聞》合作搞動新聞，真的好期待。」記者執筆之時，剛看到書店停購學苑的《香港民族論》，感慨自由空間一再收窄
之時，想起黃修平的一句：或者你可以消滅一個工業，但創意是不可能被消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