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大智慧

世界上所有的民變和革命，本來都可以避免。終於發生了，是因為當權者的延誤。

法國大革命本來不必發生的，如果那年六月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國王願意勸說貴族加一點稅。如果貴族階級肯多負擔點稅收，也不會有後來的革命。

不肯自動加稅，也不要緊，只要國王肯應代表的要求，兩千多名代表，一人一票，而不是沿用二百年前的舊制：貴族、教士、平民，一個階級一票。

如果國王讓了步，不會有後來的斷頭台。但是不，國王阻撓改革，不是他故意與平民作對，而是他認為拖得一天是一天，法國的平民會像過去二百年一樣，默默忍下去。

有人以為，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是國王路易十六想政治改革。不對。國王根本不想改革。到進攻巴士的監獄、暴民佔領梵爾賽宮、把國王夫婦押回巴黎之後，路易十六才開始同意改革。這時他才想到英國的君主立憲，把實權讓出來，但一切已經太遲。

革命和戰爭一樣，一旦決堤，洪水奔流滔天，再強橫的政治家，都難以駕馭。邱吉爾說，到了這個地步，多英明的領袖，都只能淪為「歷史事件的奴隸」（Slaves of Events）。

英國人研究法國大革命二百年，對於一海之隔兩世紀前這場惡夢，一直自惕自省。英國的皇室以路易皇朝為鑑，經濟衰退、民間貧窮時，皇室主動自減俸祿；納粹轟炸時，皇室沒有逃亡，還留在皇宮，巡視瓦礫災場，與國民共生死。太平時世，英國的皇室和首相，都不會圈地謀私利，把國家資產轉移瑞士銀行戶口。英國皇室主動先放權，在危機來臨之前，而且不介意八卦醜聞曝光。

「王子復仇記」主角哈姆萊特的悲劇，就是因為「延誤時機」（Procrastination）。對於懶人，拖延能帶來做人平庸的快感。二百年來，世界文明由英語國家來領導，除了他們的創意，還有洞悉人性透視歷史的觀察力。

如此智慧，魅力無限，吸引你爭取他的綠卡、把孩子塞進他的寄宿學校，因為有許多事理常識，他知道，而你世代浪費光陰，永遠沒有能力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