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管治失效。我們先不去問政府提出的政策是否好政策，即或那是好的政策，但現在只要是梁班子提出的政策，就已是寸步難行，連建制派也不會支持。為甚麼會這樣呢？一方面必然是梁振英個人的因素，他得不到大部份港人的信任是事實。但另一方面的原因卻是體制性的，因大部份港人都沒有權利去公平地選出我們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
管治失效和不公平的選舉制度產生甚麼問題呢？在現代化的社會如香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雖看來是自主自決的，好像與政府或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我們在各個範疇的生活實在是與整體社會及政府管治絕不能分割開。政府管治好，我們生活就會好；管治失效，我們的生活必受影響，只是我們不自知而已。
從工資水平、工時長短、工作機會、工作環境、子女教學及他們的出路前景、物價高低以至生活各樣所需的供應、住屋需要及樓價高低、交通安排及費用、再去到我們在各種媒體所能收到的資訊、言論自由及各樣公民權利的保障等，管治失效和不公平的制度必然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一個管治失效的政府沒有能力有效運用公權力，去介入人民相互扣連的各個生活範疇，去解決問題和改善現況。一個不公平的制度令政府在運用公權力時，不是為了大眾的福祉，而是扭曲地只為特權階層服務，令不公平延續並惡化。管治就更加難以發揮效用，最終陷入一個管治危機的惡性循環中。
這種管治失效及不公平管治的後果，不但損害大部份人的生活，更嚴重的是在社會內部製造了人民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本來窮人不一定要仇恨富人，但當大家看到制度只是保障着富人，大部份人的利益被剝削去養肥一小撮特權階層，不但是不信任，而是仇恨也滋生了出來。香港社會逐步變得分化和對立，為管治危機的惡性循環添柴添火。
其實香港由回歸開始，已經陷進這管治危機的惡性循環中。經過十六年的「惡治」，尤其是過去一年梁班子的管治，香港已不但是管治失效，而實是到了管治崩潰的邊緣。誠如陳健民教授所說，香港已臨近政治懸崖，我們再不行動起來，香港就會跌進懸崖，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要脫離這管治的惡性循環，遠離政治懸崖，換一個特首可能有一陣短暫的止痛作用，但最根本的應是從根源入手，解決我們這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二零一七年普選特首，或許對很多人來說很遙遠，好像還有很多年才到，或者覺得特首與我們普羅市民沒有太大關係。但若二零一七年的特首選舉不符國際社會所定的公平標準，選出的特首只會延續管治危機的惡性循環，香港難以逃出跌進政治懸崖的厄運。惟有一個由公平選舉制度產生的特首，才有機會帶領香港脫出管治危機的惡性循環，香港才有希望。
我們的希望並不在於某一位在上位的「明君」突然大發慈悲體諒人民生活之苦，或是領導人忽然靈機一觸想到一條「絕世好橋」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我們的希望只能是在於我們自己。我們必須站出來，是為自己的利益，也是為了那些與我們一同生活在香港的其他人的利益。
我們既不能依靠那些掌權者施憐憫去幫助我們，但也不要有搭便車者的心態，寄望其他人去為我們爭取權益，而自己可以坐享其成。這種搭便車者的心態或許是「醒目」港人一向的態度，但這種態度其實也是特權階層放肆地剝削我們的原因，因他們看穿港人是不可能聯合起來去挑戰他們特權地位的。搭便車者其實也可以說是管治危機惡性循環的幫兇。
不過，我還是見到希望的。在我提出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去爭取真普選這意念，雖還不是太多，但已有港人願意為了香港整體的利益，甘願犧牲自己。公民抗命是要超越自利的，那或許有點違背人自私的本性，但那是人超越自我的歷程。只有當我們的心中有愛，就是對這個社會及所有人的關愛；當我們的心中有和平，就是相信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和公平相待，我們就可以超越自利自我。只要有足夠數量的港人肯這樣做，那種力量將會是巨大的。由愛與和平所產生的力量，連坦克車也不會敵得過，因愛與和平有能力透穿坦克車的裝甲，觸動那指揮坦克車的人的心。這力量之大，不但制度可以改變過來，連人心也可以。
讓我們一起走上公民抗命爭取公義之路，香港還是有希望的。這希望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心裏。要佔領中環，就先讓你的心被愛與和平佔領。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