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阿離
霪雨霏霏的初晨，駱克道街中傳來一回回「乒鈴」之聲，4、5個雨衣人頂滲面風雨，在大街熙攘喧囂之前，把一筐筐玻璃樽倒放到垃圾箱之中；車滿，又恍如螻蟻般把垃圾箱死命推回盧押道垃圾站，不斷往回。每星期的周四五六由上午6時半至11時，都有他們的身影。黎梅貞（April）穿著那件逾年未棄的膠雨衣，兩手各夾幾瓶猶有餘酒的玻璃樽，匆匆步至，「很多時人們開了一瓶酒，只喝一點點，就丟掉」。她揚手一放，把玻璃樽卸下竹筐，再閃身後巷中。
垃圾紛陳的黑巷中，靜靜擺放她們要尋找的未得之物，「玻璃樽放在後巷是犯法的，每逢洗巷就要推走，又或者官員來巡巷也要清走。工友有時會提醒我們來拿，甚至試過打電話來叫我們推走，似足走鬼，我就立即吹雞叫人去推。有時候，推開了垃圾桶，自己還要幫忙掃垃圾」。雨水與地下的廚餘餿水攪混成一灘，她想也不想就踩進去，俯身、蹲彎，翻檢一袋袋濕脹腥臭的垃圾，為的，是一個個別人在Happy Friday尋歡一晚後棄之如屣的玻璃樽，「玻璃是不應該被亂掉的，應該還給它們一個價值」。發起「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的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和項目統籌April，3年來成功回收玻璃1300噸，屢屢被傳媒歌頌為「感動香港」的環保鬥士。然而感人背後，實踐環保工作的苦處卻沒多少人體會；而痛處的根，不少是源自政府部門整體的各自為政，以及對環保意識的欠缺。
闖入官僚大觀園
這3年裏激起一片「乒鈴」玻璃回收之聲，令那窒息在「垃圾」名下的價值重新出土的，並非傳統環團，更非環保署，竟是一個扯不上關係的工會——泥頭車司機協會，而工會「sister」April，竟披甲上陣成了回收大將。
在92年成立的泥車會，一直主理改善業界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日復日在堆填區和填土區載貨穿梭，捱得金睛火眼的泥車司機，卻發掘出廢墟中沉澱各種可用之物，「（司機）大佬們說，如果泥石可以循環再做就好了」，April說。然而回收泥石藍圖宏大，工會根本無力構想，「但在看泥石時也看到一種東西，我們年輕時是不會亂掉的，那就是玻璃樽」。憑藉小時候「按樽按回幾毫子」的簡單想法，工會上下堅持玻璃有價，一個不能少，更大膽子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遞上「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書，倡議玻璃樽回收再造成環保磚。
一份計劃書，開啟了荊棘滿途的回收路。首先，April需要向ECF解釋「工會是什麼」，「我們是第一個工會踩進去拿資助的，我們不是綠色團體，他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09年遞上的計劃書，擾攘一年獲批，並要兼做回收工作。想法幾近天真的她們，自以為在酒吧區設幾個回收桶，請一個兼職回收員一星期當值三天，便能處理盧押道與駱克道30多間地舖酒吧的玻璃樽。然而，單是擺放回收桶的位置，「地政署立即給我們刮一巴！他們首先問我們﹕香港有沒有回收玻璃政策？」環保署回覆她說，沒有。
沒有回收玻璃政策，卻批准玻璃回收計劃，實在匪夷所思；而各部門相互隔閡、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性，也叫一腔熱忱的她好生氣餒。計劃之初，為了一個一星期佔用3個上午的回收位置，April也要與環保署和食環署周旋兩、三個月，「食環署首先say no，說沒有地方，又不是他們的業務云云。幸好有個義工是食環署職員，他很好，好肯行多一步，不會框住自己，覺得因為自己是公務員就要在框架下做事，幫我拆了很多招」。義工說，有人收樽，能減少食環署的工作量，給官員一下打動；然而署方仍堅持反對，乃因惶恐市民投訴，「官員說，如果有市民投訴聲音嘈吵，哪個負責？那是聲音污染，負責的是環保署。污糟呢？因為是清潔的問題，環保署說與它無關，但食環署又覺得，本來沒有投訴，因為我們（回收）才有人投訴，怎可以要他們負責？我聽到這裏就說，我負責啦！」一介草民怎能負責？「食環署不與NGO協商，它要對口的是署，署同署、官同官，不是官同民。」在萬念俱灰之際，她乾脆撥電話給食環署官員，又罵又求，最終得對方肯首一試。
爭取半年 放一個回收桶
官僚系統對本子的極致執著，令April吃盡苦頭。例如買手套，計劃書預算兩對防手套，稍稍為義工添一兩雙勞工手套也被質疑，「交單時他們說，『你（計劃書）沒有勞工手套這一欄』，就是跟本子辦事」。一分一毫，署方都計個清清楚楚，若這份超卓謹慎用於計算回收率和棄置在香港的洋垃圾數量，廢物處理政策必定更臻完備。
最經典的，是一個放在盧押道垃圾站的回收桶。April的「成功爭取」，花費半年；那小小空間，還不到垃圾站面積的二十分之一。為了這個讓有心人不至失望的小小可能，她出盡九牛之力，呼籲支持者電郵聯署爭取盧押站設置玻璃樽回收桶，「情人節我們更送花給環保署長和食環署長，對他們說好欣賞他們讓我們回收玻璃，但如果能多做一步，回收就能更暢快」。堅持半年，環保署把站內原本用作回收廚餘的空間轉交April回收玻璃，但食環署卻要求她們另聘人手看管回收桶以防製造「混亂」，「我們沒有錢，而計劃書也沒有。我們知道有（回收桶）對大家都好，就應該做」。由於掣肘多多，回收桶每天只能開放4個小時，令有心人錯失回收機會。政府在環保政策中，經年呼籲市民要合力把環保文化融入生活，惜物減廢，力求市民合作，然而實際操作卻處處留難有心人。事實上，政府的每位高官要員自身有否堅忍持行環保信念，不自困在框架下匍匐，以同樣的誠摯回應市民的決心？
環保工作 要自己踩進去
決心滿滿的April坦言，「搞呢壇我老了5年！」一星期3天要坐23蚊通宵小巴由大埔到灣仔，準時六時半開工收樽，風雨不改。為了收樽，還要翻檢一袋袋垃圾，又不敢把垃圾放地，怕收告票；在路上推車，車重難動絲毫，推玻璃跌在路中心，狼狽又危險；為了回收更多玻璃，她每每要逐家逐戶游說酒吧，希望他們「賜樽」；又要揹一塊環保磚到處宣傳玻璃回收再造的好處；由於資助是公帑，因此不想行政支出過大，她自己的人工也減了。但這一切也沒令她退場，「我們撤退怎算？沒人會承接，那兒落雨又被雨淋、太陽又曬到正一正，我都曬黑了！車又多廢氣又多，但如果不讓它繼續存在，是一個損失，第一是因為得來不易，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symbolic的事，市民一想起，就是到灣仔回收玻璃」。
「老實講，環保工作一點都不浪漫。當我們很浪漫地想如何搞一個綠色社區，其中那些工作是分了給工友去做，如果自己踩進去，才看到那個挑戰。為什麼工友會如此？為什麼東西放不好？因為我們未埋位。所以我一直都叫黃錦星過來執下樽。」April笑說。
回收精神 不靠錢 靠身教
黃錦星沒有執樽，卻在今年2月發表諮詢，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玻璃樽回收，向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並由政府委聘承辦商負責收集及循環再造，「他們首先說徵費，第一就是要處理錢，但我們第一是想，怎樣叫那些酒吧佬乖點，肯源頭分類」，「酒吧覺得，只要付錢就會有人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他們去做」。April說，最重要是令到人們了解，自己有一個社會責任。
要人體悟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談何容易？April卻說﹕「人會影響人，（見到別人拾樽）心入面不安樂，自己要改變一下。」收樽3年，她遇到的反應都很正面。一些死不回收的酒吧經理，見她們日復日的在門前辛苦執拾，最後竟自動獻樽，「有人在美孚拿過來，又有次有個市民打電話跟我說他在香港仔隧道塞車，出了隧道就飛的過來」。一班住在南區的美國人，特地來找她，希望她在該區新設回收點，最終爭設了赤柱公眾回收站，還有一個設在九龍佑寧堂，「公眾回收桶有好大挑戰，因為人們什麼垃圾也會放進來，我們也控制不了。但我們到今日也認同有公眾回收，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個實體東西存在，市民就會去回收，慢慢改善和分類，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出現的」。
一個個可能性在滿腔決心的土壤下漸漸開花，甚至在泥車司機的心，「對工會是很大突破，他們一直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自己的事就責無旁貸，但再看遠一點就很少。這次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社區有關係的，是密切的，被社區認受」。有些司機大佬理事甚至落區執樽，跨出環保一步，「（他們的）視野是闊了，覺得自己在推動綠色運動，有點成就，在環保（工作中）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把「一個都不能少」的感覺再生回來
「如果政府真的去做，是要有決心，但她沒有這個決心。」筆者記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3年前曾就廢物處理問題批評當屆政府﹕「我睇唔到政府佢要做個將軍，佢要帶領我去打仗，佢係有計劃，有好多資訊畀我，有好多例子可以睇到，我係可以打贏呢場仗。」
言猶在耳，現屆政府今日已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率碰灰失守，怎能讓市民相信其「打贏呢場仗」的決心？April說，把玻璃樽交給她的人都充滿信心，因為他們知道樽收回後能循環再造至環保磚；相比起來，市民一直勤懇收集的廢紙鋁罐膠樽，若非傳媒揭秘，也不知道原來99%回收物也是轉送大陸，真正在港回收的只有幾稀。
環境問題不會選擇出現在個別一屆政府的施政年度，它處於一種持續運行發展的狀態，無法真正「解決」，必須持續應對；而環境問題也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切割出只有一個部門處理，應把環保觀點主流化。以回收玻璃為例，不但要有回收商，也需要循環再造的技術和工業，更要有市場支撐環保產品銷售。在這個串聯的系統中，政府各部門都要有一種環保意識，April說：「不是我自己顧自己的地盤，視野跨越不到，就做不到，政府其實可以想多點。」
計劃資助本在今年6月暫停，但April依然照樣出車收樽，「拒絕人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唔收唔安樂」。邊收邊等待延長計劃和新一期撥款結果，「我們整天說，當回收玻璃政策推出，我們就收手了。我們不一定只commit在一個地方，要做的事做到了，就已經很好」。April整天說自己是「不務正業」，但那種專心致志，卻敲響了不少人的心，「我們是零利益，又無（創造）appointment，但最重要是創造了一個經驗，告訴別人，這是可能的」。
傳統環保團體普遍不從事回收玻璃，嫌它數量不夠多，運費也貴，「宏觀角度（玻璃）是小，但我們覺得一個也不能漏。如果可以回收到的，為何不做呢？」，「從無到有，大家才會珍惜，但一直有就沒這麼珍惜了。要讓市民覺得，可以回收的，一樣都不能放棄，這才有挑戰性」。
霪雨霏霏的初晨，駱克道街中傳來一回回「乒鈴」之聲，4、5個雨衣人頂滲面風雨，在大街熙攘喧囂之前，把一筐筐玻璃樽倒放到垃圾箱之中；車滿，又恍如螻蟻般把垃圾箱死命推回盧押道垃圾站，不斷往回。每星期的周四五六由上午6時半至11時，都有他們的身影。黎梅貞（April）穿著那件逾年未棄的膠雨衣，兩手各夾幾瓶猶有餘酒的玻璃樽，匆匆步至，「很多時人們開了一瓶酒，只喝一點點，就丟掉」。她揚手一放，把玻璃樽卸下竹筐，再閃身後巷中。
垃圾紛陳的黑巷中，靜靜擺放她們要尋找的未得之物，「玻璃樽放在後巷是犯法的，每逢洗巷就要推走，又或者官員來巡巷也要清走。工友有時會提醒我們來拿，甚至試過打電話來叫我們推走，似足走鬼，我就立即吹雞叫人去推。有時候，推開了垃圾桶，自己還要幫忙掃垃圾」。雨水與地下的廚餘餿水攪混成一灘，她想也不想就踩進去，俯身、蹲彎，翻檢一袋袋濕脹腥臭的垃圾，為的，是一個個別人在Happy Friday尋歡一晚後棄之如屣的玻璃樽，「玻璃是不應該被亂掉的，應該還給它們一個價值」。發起「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的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和項目統籌April，3年來成功回收玻璃1300噸，屢屢被傳媒歌頌為「感動香港」的環保鬥士。然而感人背後，實踐環保工作的苦處卻沒多少人體會；而痛處的根，不少是源自政府部門整體的各自為政，以及對環保意識的欠缺。
闖入官僚大觀園
這3年裏激起一片「乒鈴」玻璃回收之聲，令那窒息在「垃圾」名下的價值重新出土的，並非傳統環團，更非環保署，竟是一個扯不上關係的工會——泥頭車司機協會，而工會「sister」April，竟披甲上陣成了回收大將。
在92年成立的泥車會，一直主理改善業界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日復日在堆填區和填土區載貨穿梭，捱得金睛火眼的泥車司機，卻發掘出廢墟中沉澱各種可用之物，「（司機）大佬們說，如果泥石可以循環再做就好了」，April說。然而回收泥石藍圖宏大，工會根本無力構想，「但在看泥石時也看到一種東西，我們年輕時是不會亂掉的，那就是玻璃樽」。憑藉小時候「按樽按回幾毫子」的簡單想法，工會上下堅持玻璃有價，一個不能少，更大膽子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遞上「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書，倡議玻璃樽回收再造成環保磚。
一份計劃書，開啟了荊棘滿途的回收路。首先，April需要向ECF解釋「工會是什麼」，「我們是第一個工會踩進去拿資助的，我們不是綠色團體，他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09年遞上的計劃書，擾攘一年獲批，並要兼做回收工作。想法幾近天真的她們，自以為在酒吧區設幾個回收桶，請一個兼職回收員一星期當值三天，便能處理盧押道與駱克道30多間地舖酒吧的玻璃樽。然而，單是擺放回收桶的位置，「地政署立即給我們刮一巴！他們首先問我們﹕香港有沒有回收玻璃政策？」環保署回覆她說，沒有。
沒有回收玻璃政策，卻批准玻璃回收計劃，實在匪夷所思；而各部門相互隔閡、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性，也叫一腔熱忱的她好生氣餒。計劃之初，為了一個一星期佔用3個上午的回收位置，April也要與環保署和食環署周旋兩、三個月，「食環署首先say no，說沒有地方，又不是他們的業務云云。幸好有個義工是食環署職員，他很好，好肯行多一步，不會框住自己，覺得因為自己是公務員就要在框架下做事，幫我拆了很多招」。義工說，有人收樽，能減少食環署的工作量，給官員一下打動；然而署方仍堅持反對，乃因惶恐市民投訴，「官員說，如果有市民投訴聲音嘈吵，哪個負責？那是聲音污染，負責的是環保署。污糟呢？因為是清潔的問題，環保署說與它無關，但食環署又覺得，本來沒有投訴，因為我們（回收）才有人投訴，怎可以要他們負責？我聽到這裏就說，我負責啦！」一介草民怎能負責？「食環署不與NGO協商，它要對口的是署，署同署、官同官，不是官同民。」在萬念俱灰之際，她乾脆撥電話給食環署官員，又罵又求，最終得對方肯首一試。
爭取半年 放一個回收桶
官僚系統對本子的極致執著，令April吃盡苦頭。例如買手套，計劃書預算兩對防手套，稍稍為義工添一兩雙勞工手套也被質疑，「交單時他們說，『你（計劃書）沒有勞工手套這一欄』，就是跟本子辦事」。一分一毫，署方都計個清清楚楚，若這份超卓謹慎用於計算回收率和棄置在香港的洋垃圾數量，廢物處理政策必定更臻完備。
最經典的，是一個放在盧押道垃圾站的回收桶。April的「成功爭取」，花費半年；那小小空間，還不到垃圾站面積的二十分之一。為了這個讓有心人不至失望的小小可能，她出盡九牛之力，呼籲支持者電郵聯署爭取盧押站設置玻璃樽回收桶，「情人節我們更送花給環保署長和食環署長，對他們說好欣賞他們讓我們回收玻璃，但如果能多做一步，回收就能更暢快」。堅持半年，環保署把站內原本用作回收廚餘的空間轉交April回收玻璃，但食環署卻要求她們另聘人手看管回收桶以防製造「混亂」，「我們沒有錢，而計劃書也沒有。我們知道有（回收桶）對大家都好，就應該做」。由於掣肘多多，回收桶每天只能開放4個小時，令有心人錯失回收機會。政府在環保政策中，經年呼籲市民要合力把環保文化融入生活，惜物減廢，力求市民合作，然而實際操作卻處處留難有心人。事實上，政府的每位高官要員自身有否堅忍持行環保信念，不自困在框架下匍匐，以同樣的誠摯回應市民的決心？
環保工作 要自己踩進去
決心滿滿的April坦言，「搞呢壇我老了5年！」一星期3天要坐23蚊通宵小巴由大埔到灣仔，準時六時半開工收樽，風雨不改。為了收樽，還要翻檢一袋袋垃圾，又不敢把垃圾放地，怕收告票；在路上推車，車重難動絲毫，推玻璃跌在路中心，狼狽又危險；為了回收更多玻璃，她每每要逐家逐戶游說酒吧，希望他們「賜樽」；又要揹一塊環保磚到處宣傳玻璃回收再造的好處；由於資助是公帑，因此不想行政支出過大，她自己的人工也減了。但這一切也沒令她退場，「我們撤退怎算？沒人會承接，那兒落雨又被雨淋、太陽又曬到正一正，我都曬黑了！車又多廢氣又多，但如果不讓它繼續存在，是一個損失，第一是因為得來不易，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symbolic的事，市民一想起，就是到灣仔回收玻璃」。
「老實講，環保工作一點都不浪漫。當我們很浪漫地想如何搞一個綠色社區，其中那些工作是分了給工友去做，如果自己踩進去，才看到那個挑戰。為什麼工友會如此？為什麼東西放不好？因為我們未埋位。所以我一直都叫黃錦星過來執下樽。」April笑說。
回收精神 不靠錢 靠身教
黃錦星沒有執樽，卻在今年2月發表諮詢，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玻璃樽回收，向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並由政府委聘承辦商負責收集及循環再造，「他們首先說徵費，第一就是要處理錢，但我們第一是想，怎樣叫那些酒吧佬乖點，肯源頭分類」，「酒吧覺得，只要付錢就會有人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他們去做」。April說，最重要是令到人們了解，自己有一個社會責任。
要人體悟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談何容易？April卻說﹕「人會影響人，（見到別人拾樽）心入面不安樂，自己要改變一下。」收樽3年，她遇到的反應都很正面。一些死不回收的酒吧經理，見她們日復日的在門前辛苦執拾，最後竟自動獻樽，「有人在美孚拿過來，又有次有個市民打電話跟我說他在香港仔隧道塞車，出了隧道就飛的過來」。一班住在南區的美國人，特地來找她，希望她在該區新設回收點，最終爭設了赤柱公眾回收站，還有一個設在九龍佑寧堂，「公眾回收桶有好大挑戰，因為人們什麼垃圾也會放進來，我們也控制不了。但我們到今日也認同有公眾回收，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個實體東西存在，市民就會去回收，慢慢改善和分類，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出現的」。
一個個可能性在滿腔決心的土壤下漸漸開花，甚至在泥車司機的心，「對工會是很大突破，他們一直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自己的事就責無旁貸，但再看遠一點就很少。這次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社區有關係的，是密切的，被社區認受」。有些司機大佬理事甚至落區執樽，跨出環保一步，「（他們的）視野是闊了，覺得自己在推動綠色運動，有點成就，在環保（工作中）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把「一個都不能少」的感覺再生回來
「如果政府真的去做，是要有決心，但她沒有這個決心。」筆者記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3年前曾就廢物處理問題批評當屆政府﹕「我睇唔到政府佢要做個將軍，佢要帶領我去打仗，佢係有計劃，有好多資訊畀我，有好多例子可以睇到，我係可以打贏呢場仗。」
言猶在耳，現屆政府今日已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率碰灰失守，怎能讓市民相信其「打贏呢場仗」的決心？April說，把玻璃樽交給她的人都充滿信心，因為他們知道樽收回後能循環再造至環保磚；相比起來，市民一直勤懇收集的廢紙鋁罐膠樽，若非傳媒揭秘，也不知道原來99%回收物也是轉送大陸，真正在港回收的只有幾稀。
環境問題不會選擇出現在個別一屆政府的施政年度，它處於一種持續運行發展的狀態，無法真正「解決」，必須持續應對；而環境問題也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切割出只有一個部門處理，應把環保觀點主流化。以回收玻璃為例，不但要有回收商，也需要循環再造的技術和工業，更要有市場支撐環保產品銷售。在這個串聯的系統中，政府各部門都要有一種環保意識，April說：「不是我自己顧自己的地盤，視野跨越不到，就做不到，政府其實可以想多點。」
計劃資助本在今年6月暫停，但April依然照樣出車收樽，「拒絕人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唔收唔安樂」。邊收邊等待延長計劃和新一期撥款結果，「我們整天說，當回收玻璃政策推出，我們就收手了。我們不一定只commit在一個地方，要做的事做到了，就已經很好」。April整天說自己是「不務正業」，但那種專心致志，卻敲響了不少人的心，「我們是零利益，又無（創造）appointment，但最重要是創造了一個經驗，告訴別人，這是可能的」。
傳統環保團體普遍不從事回收玻璃，嫌它數量不夠多，運費也貴，「宏觀角度（玻璃）是小，但我們覺得一個也不能漏。如果可以回收到的，為何不做呢？」，「從無到有，大家才會珍惜，但一直有就沒這麼珍惜了。要讓市民覺得，可以回收的，一樣都不能放棄，這才有挑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