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7月16日星期二

陶傑 :崇洋之亂局




「中國人成熟嗎?」以中國式思維來看世界,笑話看不完。

譬如民建聯一名議員,最近「發聲」,大駡特區政府僱用一名洋人來做「西九文娛工程」的CEO,是為「崇洋」,氣得民政事務局長嚴詞反擊,叫這位議員停止謾駡。

「西九」用白人做總裁,洋人看牢幾百億的資源,「愛國」政黨想撈點「項目」的油水,倍感困難。這位愛國議員不滿特府「崇洋」,亦屬正常。

但是不止「西九」工程用白種人做行政總裁,中國的國家足球隊,歷年也用歐洲的白種人做教練,中國政府又崇不崇洋?

「崇洋」此一罪名,早已經Out了,因為崇洋是中國骨髓裏的基因。

用洋人來做總裁,沒有問題。若連洋人也對「中國病」斷為絕症,看看病,收你一筆診金,搖搖頭,說你這個民族爛泥扶不上牆,沒得救了,「劈炮唔撈」,像最近又離職的中國「國家隊」足球教練、西班牙人金馬曹──這個洋人,正在跟中國人糾纏,按合同,要收回足幾千萬元的酬金呢──才是問題。

用洋人來管中國香港的「西九」工程,等同清政府用英國人赫德做上海的總稅務司,交付赫德行政大權。赫德建立了英國的制度,先杜絕中國人的貪污。赫德主掌關稅,為中國海關贏得了國際信任,沒得貪的中國人,即指赫德是「帝國主義控制中國海關」之代表人物。

「帝國主義」如果能控制得了中國人的貪慾,像麥理浩成立的廉政公署,是中國人的福氣。現在的「帝國主義」西班牙教練,就是「控制」不了中國國家足球隊打假波撈錢的黑幕,才跟你埋單,提早歸國。

一八五六年,英國駐中國公使米德福(A.B. Freeman-Mitford)向英國政府滙報,講洋人在中國受僱辦事之困難,指出中國官場欺上瞞下,請來白種人,只屬充撐門面:「戈登將軍不止一次投訴:被借來培育中國軍隊的英國軍官,發現難以順利工作,因為中國的軍隊總能招納地方土匪和三合會的江湖人物入伍,以致官兵不停譁變。簽了的合約,他們永不遵守。外國政府只因為在中國有極大的利益關係,才不希望這艘船沉沒。」

不錯,「帝國主義」跟中國人非親非故,沒有義務免費幫助你,白人來中國做足球教練,當然是為了自己利益,從戈登將軍、赫德稅務司,到足球教練金馬曹。特區政府「崇洋」?不要緊的,只須「西九」的洋人有一天不幹了,你不要賴皮,欠下的一千幾百萬酬金要算清楚。




陶傑 :邱博士診症

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中國式的低級詭辯,尚有許多例子。譬如:當香港的年輕人提倡保護菜園村,反對拆建,請政府多諮詢民意,統治者聲稱這是「民粹」,罵他們「妨礙經濟建設發展」。

但是現在,新界屯門的鄉下人反對擴建垃圾堆填區,又算不算「民粹」呢?

中國江門的居民,示威遊行,反對建核電廠,又算不算「民粹」呢?江門的市政府屈服了,在「外國勢力」操控的遊行示威面前,擱置核電計劃,這是反共的力量猖獗,還是江門的共產黨政府聆聽民意,展示「寬容」,是一種「進步」呢?

不要浪費時間跟中國人爭論。這個民族並無是非,只問今日其頭上是何人當權,如果胡錦濤當權,江門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即是「維穩」一定必須。如果是溫家寶或汪洋當權,不用武力,「對話溝通」了,下面的文僕即刻幫腔宣傳:看,國家不是在進步了嗎?

六十年是這樣過來的:除了同一樣的農民,也同一批的奴僕,他們以「精英」自詡,一開口講政治,全是廢話與謊言,因為在他們短暫而虛幻的中國式人生之中,並無獨立信仰的真理與公義,只有仰觀權力的變臉和轉軚。

他們以為自己活在「盛世」,也好,不要告訴他真相,「盛世」就「盛世」好了,哈哈,只是西方文明國家,從此必須收緊移民,以防巨災。




陶傑: 上智障而下愚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那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出了葉利欽,好像一夜之間淪為亂弱的三流國家,是許多中國人的噩夢。

然而,今日的中國毛左知識份子,卻又很稱讚普京的俄羅斯。連中國的主席訪問莫斯科,接受普京會見,也不忘誇獎:我覺得我的性格很像你。

既然普京的俄羅斯是中國人的典範,那麼十多年他們驚恐的所謂「不要步蘇聯解體的後塵」,又有什麼可怕?普京不也是「西方議會民主」選出來的強人領袖?「環球時報」式幼稚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學者專家,今日通扮失憶,不再哼聲。

如果普京是他們的偶像,那麼議會民主、有反對黨的俄羅斯,其實也不可怕。如果民主俄羅斯不可怕,那麼一九八九年後蘇聯解體,也不成為「噩夢」。如果蘇聯的共黨帝國解體不是噩夢,那麼中國步前蘇聯的後塵,其實也不錯。

邏輯只是如此簡單,但誠如陳西瀅說:「中國的國民,實在是程度不夠。」從蘇聯解體,到普京連任,中國的崇洋親蘇「知識份子」,初而嚇得尿一褲子,繼而又喜得眉開眼笑,這種民族,這個程度,難怪你的「領導人」去訪問,他普京大哥一副臉孔,總是冷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