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給社會一個公平正義的未來
不宜全然諉過於教育之上
近日，北京召開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座談會，該會議題聚焦在香港青年問題上。會上學者們對於青年人成為挑戰中央和 特區政府權威主力的原因議論紛紛。會後，會長、部分副會長及理事們先後在公開場合上指出關鍵是「教育存在理念性問題」。他們認為，當前香港教育的國家民族
認同、國家安全和利益等部分缺失，因此，國民教育應有所加強。
回歸以來，不論特區政府的宣傳還是課堂的公民教育，都片面闡釋一國兩制下中央 只有國防與外交權，而關於《基本法》載明的中央八大權力（包括立法監督權、人事任命權等），還有單一制國家體制下特區權力的管治權來源等核心問題卻鮮有觸
及。「香港有否承擔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責任」，以至「普及平等的選舉是什麼」等問題，左校、直資和其他學校之間的說法迥異是眾所周知的。
誠然，青年問題已寫在特區政府和港澳研究會的議程上。然而，若我們追本溯源，「教育的缺失」真的是當今香港青年問題的癥結嗎？絕大部分佔中的年輕人都是回歸
後接受本土的基礎教育，這套教育制度既產出了會長所言之「毒豆」，但也不乏「甜瓜」。依筆者之見，這兩類學生本同末異，我們實不宜全然諉過於教育之上。實 際上，香港當下真正的青年問題，乃是全球化、資訊化下當代資本主義政體結構性矛盾的體現，也是香港政制民主化發展「久拖不決」刺激下的產物。
現有制度無法疏導青年不滿
時 下市場經濟的新寵兒，既不是土地或金融的炒賣者，更不是那些依賴資本或經驗的人。信息和知識爆炸的今天，最具市場價值的，是富有創意、批判思維，且能發掘
潛在問題的人。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專業技術人員，因難以適應於瞬息萬變的環境，其市場發展空間今非昔比。因此，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對年輕一代有 充權作用。年齡或資歷，已不再是決定成功的唯一因素。
青年人不斷被充權的同時，也要面臨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嚴重僵化問題，對於戰後出生 的上一代來說是前所未見。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正機制，如福利、再分配制度等正逐漸崩壞。世界經濟危機中，這些措拖一再被政府和財閥視為問題根源。而且民
主制度運轉相當依賴於財金支持，由財閥支持的主要政黨在增加福利開支、加強監管壟斷事業等議題上避重就輕。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面對危機時，經常顧左右而 言他，提出無關痛癢的議題。而政府、政黨和傳媒卻陷入資本競爭的囹圄之中，實在難以從這些費神的議題上脫身。結果，急需解決的問題被無限拖延。
愈 趨被資本價值扭曲的當下社會中，「接受現實」絕不是一個好的道德理據來說服年輕一代接受當前的社會體制。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競爭制度下，不同社會組織
（如大學、公民社會組織等）逐漸被資本侵蝕；而政府、立法機關和傳媒等公共機構，又因財閥資本左右，失去其相互監察、捍衛公共價值和社會公義的應有作用。 這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現有的制度安排無法疏導青年人的不滿。
青年人「反叛」非香港獨有
當今香港年輕人所認知的世界，比上一代更 廣闊。他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自由地批評現存的社會制度，輕易地建構一套有說服力的正當性論述，且迅速而低成本地動員社會。對於他們來說，除了關注資源分配或
向上流動問題外，參與社會運動絕非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建成惠及、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制度。顯然，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對漸進式小修小補早已失去耐性，而是青 睞於徹底性的制度改革。
環顧全球，青年人「反叛」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也與他們國家、民族身分認同無關。以英國「反減支」（UK
Uncut）運動為例，2010年保守黨以政府支出缺口為由，提出削減政府開支的動議，措施包括調高大學學費、削減退休金和殘疾福利津貼等。英國青年人於
各渠道上提出反駁，指當局對政治獻金貢獻者的欠稅問題置若罔聞，若討回HSBC、Vodafone等大企業拖欠的稅金，就足以填補政府的資金缺口。不滿情
緒激發學生佔領議會廣場，50萬名勞工遊行呼應。而後，削減福利法案在反對呼聲中通過。無獨有偶，去年香港佔中運動再次勾起了英國青年人對政治的不滿，激 發新一輪「佔領民主」（Occupy
Democracy）運動，這次政治抗爭行動矛頭直指英國整個政治制度，兩黨「黑箱作業」和政商勾結問題。
2011
年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及「百分之九十九運動」（99% Movement）的情况相當類近。除了宣泄前景迷茫、窮困潦倒的窘境外，美國青年人以行動表達對政治的不滿，他們認為，僅代表美國1%財閥的兩大政黨對 於只有這1%美國人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不公平保持緘默，全然忽視無法分享經濟成果的餘下99%美國公民；而當經濟危機發生時，總是削減多數人的福利。
教育走回頭路實為下策
兩大資本主義強國的例子表明，現行的民主制度無法有效回應年輕人的政治訴求。 由年長一代所把持的政府、政黨、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改革思路恍如與青年人隔世。青年人看來，掌握權力的年長一輩解決的是當前、表面的問題，且傾向利用現
成的手段，試圖在制度內和解。但對於青年人來說，不公義本來就嵌入於制度之中，矛盾又何以得到消除？
英、美和香港的「青年問題」如出一轍。 我們可以從英、美和香港佔領現場中觀察到，年輕參與者意圖構建以空間為基礎的、瀰漫着「共產主義」氣息的模擬社區。青年人間「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修讀設計的學生以藝術美化空間；建築師為學生搭建學習桌；護理系學生自攜物資為傷員包紮；有人自願看守在場物資，並按需分配——既展現了「勞動光榮」，又沒 有曠工問題，表現出高度的紀律性、自覺勞動及利他主義。
我們不是要對佔領運動有過多的浪漫描繪。青年人所實踐的是他們的公民意識和價值觀，間接反映了他們所想像的公平、正義社會。這種社會雖有值得置疑之處，不過，世界各地青年人卻不約而同地構建出類近的「進步」社會。這些構想與是否接受了國家、民族認同的教育毫不相干。
香港業已發展成以金融炒賣為核心特徵的金融資本主義。香港產業結構僵化，除四大產業能穩固生存外，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均有所窒礙。要讓香港脫離依賴傳統產業
的怪圈，就必須開拓新式經濟產業，並迎合制度需要，培養出具有創新能力的新一代。我們固然不可能要求教育制度全然向英美靠攏，但是，創意教育、批判性思考 以至於小班討論式教學等現代教育成功元素，卻應是經濟社會增長所需。經過多年努力，香港剛從單向知識灌輸的「填鴨制」轉向批判性教育，走回頭路實為下策。
疏導青年怨氣的辦法，應是改變糾結多年的政經結構性問題。回歸17年以來，香港給年輕一代呈現出來的不止是產業單一問題，更是有少數人享有左右政府施政的特
權——紓緩跨代貧窮、減少貧富差距的社會政策因爭議不斷而無從落地，而取消遺產稅、紅酒稅等與普羅大眾無關痛癢的政策卻順利通過；大型項目超支頻生，官商
勾結、貪污案件屢傳，更是激起公憤。民主不是萬能，普選落地也無法馬上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是，選票賦予選民改變現狀的希望，讓他們可以重新選擇，用選票懲罰不稱職的政客。
青出於藍勝於藍。青年人比上一代更具創意和批判能力，更善於發掘問題，對任何價值觀、意識形態有存疑、較真的精神。 新時代賦權予年輕一代，令他們篤信個體的能動性，對現存的制度充滿懷疑，動輒反對任何組織、領導和權威。當然，這些想法仍有待驗證，筆者相信，社會世界自
有網絡無法取代的部分。所謂實踐出真知，時間自會讓他們理解組織、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以教育治之 恐怕是藥石亂投
管治 責任能否落實，在於中央、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精神能否睿智地推動政制及經濟改革，以收窄與社會期望與現實的落差。可以肯定，若然制度維持原樣，將無法適應
更具公民參與意識、更明確的價值取向和更相信個體影響力的香港年輕市民。如何讓未來的政治制度、政策制訂過程能夠讓更多人感到公平和正義，不僅是中央、特 區政府的政治議程，也是全社會應深思的。
我們應該理解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對症下藥，「一國兩制」才得以穩固地扎根於香港。試圖將 政治及經濟權力分配不均的根本問題以教育治之，恐怕是藥石亂投。教育普及、資訊發達的今天，青年人的創意、批判能力難以與過去相比。筆者相信，即使設立國
民教育，也誓不可能演變為「洗腦」課；同理，國民意識再堅定不移，也阻止不了社會運動的衍生。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碩士生、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