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諉到學生身上。但是任何負責任的人的都應該反問：為什麼回歸17年後社會上會出現香港獨立的訴求？港英旗幟倒下17年後又恢復揮舞？北京如果不從自身身上找原因，恐怕港獨就會從理論上的探討變為實踐的行動。
30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香港大學學生會致函當時中國總理趙紫陽，提出民主回歸。30年後，同樣是香港大學的青年學生（當然是不同世代）卻提出民主獨立。為什麼同屬社會最前衛的青年人，30年間的訴求有這麼大的轉變? 這難道不值得中共去深刻反思嗎？
港獨思潮的成因有多方面，其中筆者認為最要害的原因，是中共對港人的承諾屢屢“跳票”，每一次“跳 票”，就積下了不滿感、無奈感、挫敗感、和被欺騙
感，積累了30年後，終於匯成一種不如獨立的訴求，這是十分正常的。當北大人還大言不慚地說要對香港人“再啟蒙”、“去殖民化”、侮辱我們年青人為“苦果 毒豆”因而要監督我們的教育等等時，他們有沒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言行政策把青年人驅趕到獨立的路上？
回歸以來17年（特別是2003年以來）的歷史，是一部記載著中共不斷在《基本法》的承諾上倒退的歷史。
回歸後第一個五年（1997-2002），中共還能夠自我約束，避免對香港作不必要的干預。可是才踏入 第二個五年，即2003年開始，便急不及待地 要在香港推動23條立法，而忽視了該法關於香港“自行立法”的規定（即立法的時間和內容由香港自己決定）。這就自然遭到香港市民的反對。
香港人之所以反對立法，不是不願意履行自己的憲政責任，更不是不願意維護國家安全，而是目睹在大陸，太 多鎮壓異見人士的罪名都是“危害國家安全”， 這就不能不迫使港人思考什麼是國家安全，如何避免北京可以藉國家安全為名肆意打壓香港市民的人權。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前，立法顯然是沒有基礎的。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失敗，對中共刺激很大。它不去思考為什麼香港人不希望立法，而是對50萬人上街 抗議作出嚴重的誤讀誤判。筆者當年接觸過很多 被派來港瞭解情況的中共官員，從他們的語氣中，知道他們都把23條立法失敗歸咎於香港人長期在殖民地生活，缺乏國家觀念，因此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從國民教 育入手，從反殖民化開始。而且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1997僅僅是主權的回歸，還不是政權回歸，更不是民心回歸！就這樣，他們把50萬人上街的責任，全部
推到港人身上，而且還就此制定出對付香港人的政策。
2003年的立法失敗，中共就在2004年開展報復。當年人大常委會作出決議，規定：一，2007年不 實行普選，而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香港回歸後經過10年的過渡期就可以實行普選（所以《基本法》附件一和二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規定只到2007年為止）；二，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由原來《基本法》規定的三步曲增加到五步曲，新增加兩步曲後，實際的作用就是把修改選舉辦法的主動權由香港轉移到北京。
這是北京通過人大常委會決議的辦法，實質性地修改了《基本法》承諾給香港人的普選權利。港人稱之為對《基本法》的違規僭建。
當時筆者就聽到這種講法：“沒有23條立法，就休想要有一人一票普選”，或者說，“要等到一人一票選特首仍然能夠選出愛國愛港的人時，才能夠有普選”。可見得，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共就挖空心思要延緩香港的普選。
從2004年開始中共就開展兩場辯論，一明一暗。明的是在香港推動一場什麼是愛國愛港的辯論，暗的是在 內地推動一場《基本法》的法律性質的辯論。明的一場香港媒體都有報導或者回應，主要是要論證“愛國必須愛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愛中國共 產黨”這個潛台詞。這類辯論大家耳熟能詳。
暗的一場則只在內地法律專家層面進行，是辯論究竟《基本法》的性質是屬於“契約法”或者“授權法”。如 果《基本法》是“社會契約”，則締約的雙方都 有平等權利，一方不能在未經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修改契約的內容。但如果是“授權法”，則是一方“授權”給另一方，“授權方”授多少權，“被授權方”才 有多少權。由於這場辯論完全是法律層面的辯論，技術性很強，所以當時沒有引起香港人的關注。我雖然注意到這場辯論的出現，但由於缺乏新聞性，亦無從引起讀
者的關注。現在看來，這場內部進行的辯論，是要為日後《白皮書》推翻《基本法》的精神埋下伏筆。
2007年是中共對港政策有重大調整的一年，一些後來影響深遠的變化都在這一年出台。
一，當年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港參加回歸十周年時，耳提面命地要求香港推動國民教育。這個“建議”不可避免地成為曾蔭權政府日後的政策，這就實際上違背了《基本法》第136條關於教育政策由香港自行制定的規定。這為日後香港掀起反國教運動種下禍根。
二，中聯辦的曹二寶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建議，明目張膽地要在特區政府之外建立包括港澳辦、中聯辦等在內的隊伍協助香港特區政府執政。這個建議嚴重違背了《基本法》第22條關於中央地方各部門都不得干預特區政府的規定。
三，人大常委會繼續作出2012年不實行普選的決定，把普選推遲到2017年。另外還規定未來的提名委員會要參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來組建，實行保留“小圈子”選舉（因此可以由北京操控選舉結果）的特色。
四，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紀念《基本法》頒佈落實十周年的紀念會上一錘定音地宣佈：《基本法》是“授權
法”。作為國會議長，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來只是學 術問題而親自作出定性？原來是要“糾正”香港人對《基本法》的認知，為中共重新解釋《基本法》作出理論上的準備。從後來《白皮書》的出台看，這場辯論的目
的就是要名正言順地確立“中央給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這個立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之前，《基本法》是一種“社會契約”幾乎是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學者的共識。例如被媒體稱為“護法”之一的清華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王振民，在此之前曾經力陳《基本法》是“社會契約”，在此之後就力陳它是“授權法”了。從此之後，“授權”論就甚囂塵上，“中央給多少，我們就有多
少”就變成天經地義的解讀了。
2013年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喬曉陽、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南下，再一次為2017年的普選設定新的限制，在《基本法》之外再搭建新的“僭建 物”有三：愛國愛港的政治條件；二，提名委員會以集體名義提名；三，提委會提名必須少數服從多數。這三個新的“僭建”物，使真普選成為不可能。這三者都不 在《基本法》的範圍內，是地地道道的修改了《基本法》。
2014年的《白皮書》，更是明目張膽地修改《基本法》。明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明確規定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都擁有高度的自 治權，可是到了《白皮書》，竟然略去行政權，只剩下立法司法兩權。這顯然不可能是粗心大意的錯誤，而是要為日後中央直接插手香港事務提供法律根據。所以陳 佐洱最近就說，特區教育局長要直接置於中央的監督之下。
2014年8月31日的人大常委決議（以下簡稱831決議）更是連下三閘使香港人苦苦等待了30年的普選願望“泡湯”。北京當局用有篩選的假普選，把市民變成“投票工具”（這是中共1946年《新華日報》對只有選舉權，沒有提名權的選舉制度的形容詞）。
831決議更完全不顧《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所作的規定，口口聲聲要“依法”實行普選的中共，偏偏制定了一個多方面違憲的決定。關於這個決定違憲的地方，劉夢熊先生已經詳細地指出最少有七處地方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筆者在此不贅。
這個對17年歷史的回顧說明兩點：第一，中共頻頻違背對港人的承諾；第二，它違背承諾時越來越“以我為主，我行我素”，對港人的感受越來越不在乎。
筆者不厭其煩地復述回歸17年來中共種種違背承諾的事實，是想指出，正因為中共對自己的承諾不斷“跳票”，而每次“逃票”都凝聚了很大的不滿、厭惡情緒，才會最後把年青學子推上港獨的路。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港獨的根子只會越來越長。
董建華認為：「他們（《學苑》）的觀點是值得很多人憂慮的。國家的主權是不容侵犯的，國家的安全不能夠妥協。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可以掉以輕心」，既然如此，董先生就應該勸告一下北京，港獨的源頭在北京，正是北京的違諾，才導致今天出現港獨的思潮。
2013年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喬曉陽、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南下，再一次為2017年的普選設定新的限制，在《基本法》之外再搭建新的“僭建 物”有三：愛國愛港的政治條件；二，提名委員會以集體名義提名；三，提委會提名必須少數服從多數。這三個新的“僭建”物，使真普選成為不可能。這三者都不 在《基本法》的範圍內，是地地道道的修改了《基本法》。
2014年的《白皮書》，更是明目張膽地修改《基本法》。明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明確規定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都擁有高度的自 治權，可是到了《白皮書》，竟然略去行政權，只剩下立法司法兩權。這顯然不可能是粗心大意的錯誤，而是要為日後中央直接插手香港事務提供法律根據。所以陳 佐洱最近就說，特區教育局長要直接置於中央的監督之下。
2014年8月31日的人大常委決議（以下簡稱831決議）更是連下三閘使香港人苦苦等待了30年的普選願望“泡湯”。北京當局用有篩選的假普選，把市民變成“投票工具”（這是中共1946年《新華日報》對只有選舉權，沒有提名權的選舉制度的形容詞）。
831決議更完全不顧《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所作的規定，口口聲聲要“依法”實行普選的中共，偏偏制定了一個多方面違憲的決定。關於這個決定違憲的地方，劉夢熊先生已經詳細地指出最少有七處地方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筆者在此不贅。
這個對17年歷史的回顧說明兩點：第一，中共頻頻違背對港人的承諾；第二，它違背承諾時越來越“以我為主，我行我素”，對港人的感受越來越不在乎。
筆者不厭其煩地復述回歸17年來中共種種違背承諾的事實，是想指出，正因為中共對自己的承諾不斷“跳票”，而每次“逃票”都凝聚了很大的不滿、厭惡情緒，才會最後把年青學子推上港獨的路。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港獨的根子只會越來越長。
董建華認為：「他們（《學苑》）的觀點是值得很多人憂慮的。國家的主權是不容侵犯的，國家的安全不能夠妥協。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可以掉以輕心」，既然如此，董先生就應該勸告一下北京，港獨的源頭在北京，正是北京的違諾，才導致今天出現港獨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