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仙聖母幼稚園一名學生根據「我是中國人」範例，在作句功課中寫道「我是香港人」，卻被老師批註為「沒有香港人的」，民眾譁然，質疑該老師有洗腦之嫌。校方解釋，老師是想讓學生明白自己的國籍是中國，而學生的功課沒有顯示這一點，對由此引起的誤會深表遺憾。
幼稚園的解釋顯得幼稚，但「沒有香港人民」這樣的觀點，早就有人言之鑿鑿地論證過。去年六月，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田飛龍在《大公報》上發表﹤港式民主畸生無底線「外援模式」〉一文，明確指出：「『香港人民』儘管活躍於英美政治家和『泛民』口頭，隱含着『自決權』的指向，但其實在 歷史上和《基本法》上均不存在」。
田飛龍認為：「『香港人民』在憲法意義上並不存在，只是一種形象意義的說法」。因為《基本法》全文中，出現「人民」字樣的概念只有「中國人民」、「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人民」是「一國概念，與港無涉」。香港無人民，2017年普選就「不涉及任何關於『人民主權』與『自決權』的動用， 所動用的不過是嚴格法制框架下的居民投票權」。
田飛龍的說法故弄懸殊。中國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意味着主權通過人民由下至上的授權而形成。內地的政府權力機構，都是從鄉鎮街道，到區縣，再經 市和省由下而上的層層選舉產生。從法理上講，居民是分散的個人意志體現者，人民是合意的共同體，普選就是合意的過程。地方普選產生自治的權力主體，國家普 選形成主權的代表者，二者並行不悖。
遺憾的是，憲法規定乃紙上談兵，與中國的政治現實相去甚遠。在大陸，各地人民乃至「中國人民」都被中共未經授權地代表，各級選舉徒有其名，人民合意的過程 被演繹成中共黨委意志下的「居民投票權」。如今，田飛龍又將「黨委意志」偷換成「嚴格的法制框架」，以此來忽悠法治為本的香港人民。
人民主權被僭越，中國無「人民」，香港自然也不能有「人民」。十三億人名曰「居民」，實為「臣民」，這就是一黨專制的統治邏輯。這個邏輯，美其名曰「憲制 基礎」，在上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中得到了充份的發揮。他罕有地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專題文章《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和編印的《香港民族論》，對香港 憲制地位作出了錯誤的論述，指出應該警惕其中的「港獨」傾向。
梁振英稱「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這個口號有違憲制。何謂憲制？人民賦權就是憲制的根本，「香港問題，北京解決」，才是對港人治港的真正違憲。學生有關「民族」的論述後面其實是「民主」的呼籲，不民主便獨立，與台灣「不民主無統一」的理據一致。換言之，獨立是獨裁的鏡像，先有北京獨裁的政治荒謬，才有了香港 獨立的政治不正確。
獨裁的本質是人民缺席。2017年香港普選，儘管中央8.31決定對特首候選人出閘給予了苛刻的限制，企圖以此來掌控不會產生「與中央對抗」的人選，如果港人包括泛民派人士並非一定要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我們就不得不對這個「人民出場」的機會予以格外珍惜。
立法會的泛民派議員至今仍堅持要否決8.31決定框架下的任何政改方案，這是一種靜態的唯成份論觀點。應該看到，在現行框架下，也並不完全意味着，是讓港 人在提委會篩選後剩下的爛蘋果、爛梨子中進行挑選，而存在着如何將一個青澀的政治果實培育成熟的可能。普選是人民與其代表者互相塑造的過程，不管是建制 派，還是泛民派候選人士，都會在與選民的互動中不同程度的脫胎換骨，對特首的靜態挑選，從而變為對特首的動態改造。
因此，普選的結果有三：產生一個合乎民意的特首；讓不同的政治理念（包括對中央與香港關係的認識）在公開的辯論中得到釐清；更重要的是，人民在普選的洗禮中，從「居民」走向「公民」，政治主體開始成年。
應該看到，在香港成熟的法治體系和自由環境下，即便是8.31框架的一人一票選擧，也與北韓的一人一票有本質的區別。不相信中共，但不能不相信自己，佔領 運動，讓港人有了更加堅定的自信。2017機不可失，我們需要對政府的口號作出新的理解：敢於「袋住先」，在新的政治空間中變被動為主動，人民出場，不要輕言放棄！
幼稚園的解釋顯得幼稚，但「沒有香港人民」這樣的觀點，早就有人言之鑿鑿地論證過。去年六月，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田飛龍在《大公報》上發表﹤港式民主畸生無底線「外援模式」〉一文，明確指出：「『香港人民』儘管活躍於英美政治家和『泛民』口頭，隱含着『自決權』的指向，但其實在 歷史上和《基本法》上均不存在」。
田飛龍認為：「『香港人民』在憲法意義上並不存在，只是一種形象意義的說法」。因為《基本法》全文中，出現「人民」字樣的概念只有「中國人民」、「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人民」是「一國概念，與港無涉」。香港無人民，2017年普選就「不涉及任何關於『人民主權』與『自決權』的動用， 所動用的不過是嚴格法制框架下的居民投票權」。
田飛龍的說法故弄懸殊。中國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意味着主權通過人民由下至上的授權而形成。內地的政府權力機構，都是從鄉鎮街道，到區縣，再經 市和省由下而上的層層選舉產生。從法理上講，居民是分散的個人意志體現者，人民是合意的共同體，普選就是合意的過程。地方普選產生自治的權力主體，國家普 選形成主權的代表者，二者並行不悖。
遺憾的是，憲法規定乃紙上談兵，與中國的政治現實相去甚遠。在大陸，各地人民乃至「中國人民」都被中共未經授權地代表，各級選舉徒有其名，人民合意的過程 被演繹成中共黨委意志下的「居民投票權」。如今，田飛龍又將「黨委意志」偷換成「嚴格的法制框架」，以此來忽悠法治為本的香港人民。
人民主權被僭越，中國無「人民」，香港自然也不能有「人民」。十三億人名曰「居民」，實為「臣民」，這就是一黨專制的統治邏輯。這個邏輯，美其名曰「憲制 基礎」，在上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中得到了充份的發揮。他罕有地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專題文章《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和編印的《香港民族論》，對香港 憲制地位作出了錯誤的論述，指出應該警惕其中的「港獨」傾向。
梁振英稱「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這個口號有違憲制。何謂憲制？人民賦權就是憲制的根本，「香港問題，北京解決」，才是對港人治港的真正違憲。學生有關「民族」的論述後面其實是「民主」的呼籲，不民主便獨立，與台灣「不民主無統一」的理據一致。換言之，獨立是獨裁的鏡像，先有北京獨裁的政治荒謬，才有了香港 獨立的政治不正確。
獨裁的本質是人民缺席。2017年香港普選，儘管中央8.31決定對特首候選人出閘給予了苛刻的限制，企圖以此來掌控不會產生「與中央對抗」的人選，如果港人包括泛民派人士並非一定要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我們就不得不對這個「人民出場」的機會予以格外珍惜。
立法會的泛民派議員至今仍堅持要否決8.31決定框架下的任何政改方案，這是一種靜態的唯成份論觀點。應該看到，在現行框架下，也並不完全意味着，是讓港 人在提委會篩選後剩下的爛蘋果、爛梨子中進行挑選，而存在着如何將一個青澀的政治果實培育成熟的可能。普選是人民與其代表者互相塑造的過程，不管是建制 派，還是泛民派候選人士，都會在與選民的互動中不同程度的脫胎換骨，對特首的靜態挑選，從而變為對特首的動態改造。
因此，普選的結果有三：產生一個合乎民意的特首；讓不同的政治理念（包括對中央與香港關係的認識）在公開的辯論中得到釐清；更重要的是，人民在普選的洗禮中，從「居民」走向「公民」，政治主體開始成年。
應該看到，在香港成熟的法治體系和自由環境下，即便是8.31框架的一人一票選擧，也與北韓的一人一票有本質的區別。不相信中共，但不能不相信自己，佔領 運動，讓港人有了更加堅定的自信。2017機不可失，我們需要對政府的口號作出新的理解：敢於「袋住先」，在新的政治空間中變被動為主動，人民出場，不要輕言放棄！
庫斯克: 「我是香港人」vs「沒有香港人」
這場「沒有香港人」風波引起了社會關注，相信是那幼稚園校方和老師始料不及的。
蘋果日報的報導是這樣的：
…幼稚園今日在其網頁中回應指，老師在課堂中，與學生建立「國籍以國家為本」的概念，學生在功課中創作句子時寫了「我是香港人」，故老師認為該句子在文字上未有顯示課堂中講解的相關概念，才在評語中指「沒有香港人的」，同時對因此引起網民的誤會深感遺憾。
校方解釋，在「我愛中國」主題中，老師主要介紹中國與香港的關係，認識中國古跡及香港的名勝，過程中學生明白國籍是以國家為本（並不是以地區，省分為區分），故稱自己為中國人。(連結)
圖中的創作句子「…是….」，屬於教育理論Bloom’s
Taxonomy（布萊姆分類法）裡面的高階思維問題，那通常是要求學生處理到一些比較低層次的問題之後回應。根據Bloom’s
Taxonomy，問題層次由低至高是：
認知－理解－應用－分析－評估－創造
圖中抄寫「我是中國人」的練習，屬於認知層次，而之後的創作句子，則屬於應用加上創造的層次，理論上在抄寫「我是中國人」之後，加入一些看圖填充題或配對題，可以強化學生對課題的理解和應用，然後才讓他們進行創作會更合適，也減少了令學生誤會題目要求的機會。
可能理解的部份在課堂上的其他活動已經處理，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不過，要求學生按「我是中國人。」的句式和背後的邏輯（即是一定要以國藉劃分身分）創作句子，對於幼稚園生來說是有點困難。他們造句時很自然地會想起平日生活見到人們自我介紹的方法，那就是「我是香港人。」
接照報導所講，似乎老師心目中的答案是其他國藉的人，例如「我是英國人／美國人／阿魯阿圖人。」老師設計的課程主題是「我愛中國」，「過程中學生明白國籍
是以國家為本（並不是以地區，省分為區分）」，這課堂目標的原意或許是好的，問題是對於幼稚園生來說，「我是XX人」是常常在生活上應用的說法，老師批改
的時候一句「沒有香港人的！」而不是「香港人不屬於國籍分類」，會令學生混淆，不清楚究竟什麼時候說「我是香港人」是錯的，這或多或少就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國民身分建構。
也許這是個別例子，亦可能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坊間流傳過不少強調中國人身分、貶抑香港人身分的教材，即使沒有國民教育科，這些教材早已存在於教育場景。這份習作批錯的問題曝光，引發公眾關注學童學習的課程如何建構他們的身分認同，不是壞事，至少可以令該校和整個教育界明白處理公民／國民身分問題不能掉以輕心。
不過身為教育界一份子，明白該校校方和老師已經面對不少壓力，也明白這可能只是批改時一句言者無心的說話觸動社會神經，大家不需要對他們作人身攻擊或對個別老師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