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梁振英沒能考進香港大學，只能在理工學院修讀測量專科，但以其雖取得測量師專業資格 又從事產業測量工作多年，竟然對自己的山頂大宅是否僭建亦自言無所認識，其專業知識以至智力水平若何，實不無疑問。因此，梁振英不認識和不明白香港最高學
府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傳統，以至反映港大學生思維和意識形態傾向的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的歷史，絕不出奇。
不過，身為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又曾出任《學苑》總編輯並在出任公職前私下向友儕讚譽梁振英是他「三十年來見到最傑出的政治家」的王卓祺，在公在私，都有責任和義務向主子進 言，在《施政報告》煞有介事點名抨擊《學苑》所謂鼓吹港獨的言論，不但過分其詞，有干預大學學術和言論自由之嫌。
建制派的辯護士以「特首 個人亦有言論自由」為梁振英開脫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是全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施政報告》的發言不是個人意見的申述，而是代表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取向。 無論贊成或反對梁振英聲討港獨的人，都應該質詢特區政府未來的政治工作重點，有什麼具體政策和措施制止港獨言行在社會上散播。因此，林行止推論「憑一些膚 淺的言文解讀，把『港獨』與本土意識抬頭掛鈎的人，其真正目的無非希望藉此引起北京『高度關注』，進而可以多方面箝制香港，比如為防範事態惡化，當局在必 要時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連解放軍於是可以名正言順地開進市區」，質疑梁振英這番言論背後的政治目的，完全是合乎邏輯的推斷。
不過，身為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又曾出任《學苑》總編輯並在出任公職前私下向友儕讚譽梁振英是他「三十年來見到最傑出的政治家」的王卓祺，在公在私，都有責任和義務向主子進 言，在《施政報告》煞有介事點名抨擊《學苑》所謂鼓吹港獨的言論，不但過分其詞，有干預大學學術和言論自由之嫌。
建制派的辯護士以「特首 個人亦有言論自由」為梁振英開脫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是全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施政報告》的發言不是個人意見的申述，而是代表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取向。 無論贊成或反對梁振英聲討港獨的人，都應該質詢特區政府未來的政治工作重點，有什麼具體政策和措施制止港獨言行在社會上散播。因此，林行止推論「憑一些膚 淺的言文解讀，把『港獨』與本土意識抬頭掛鈎的人，其真正目的無非希望藉此引起北京『高度關注』，進而可以多方面箝制香港，比如為防範事態惡化，當局在必 要時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連解放軍於是可以名正言順地開進市區」，質疑梁振英這番言論背後的政治目的，完全是合乎邏輯的推斷。
王卓祺引用熊彼得的說法，嘲諷林行止一「進入政治領域」，便「跌至一個較低的智力水平」、「立刻在本身真正利益範圍變得幼稚」，因而與《學苑》一眾黃毛小
子一樣，「少不更事」。可是，一談「少不更事」，卻令我憶起當年與王卓祺一起出任《學苑》編輯的歲月，那個所謂「火紅的年代」，意識形態的紛爭和異端，較 諸今天《學苑》新一輩鼓吹的「香港民族論」和「港人命運自主」，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身為過來人，如今走入建制「老而不惑」的王卓祺，若覺得自己當年亦是
「少不更事」，就更應該把自己的經歷向梁振英如實反映，以免識見不足的主子一進入政治領域，便跌至一個較低的智力水平，變得幼稚，惹人訕笑。
1974 年以前的《學苑》，名義上是港大學生會的官方刊物，由幹事會的出版秘書代表向評議會負責，卻從來都是編輯自主，言論獨立，連學生會也不得干預。早在陳婉 瑩、劉迺強、馮可強的年代，已經發生過《學苑》與學生會立場對立的風波，但基於言論自由的信念，《學苑》編輯自主的傳統一直沒有改變，內容由《學苑》編輯 制訂，接班人也是內部決定，反映的只是一小撮思想走在前面的活躍分子的想法和取向，不一定代表大多數同學。
我1973年應當時副總編輯程 翔之邀加入《學苑》，總編輯一位已由陳文鴻交棒至內定的崔綺雲，我與梁兆基（並非大家熟悉的那位經濟師）則分任副總編輯。其時保釣運動已經轉向沉寂，但學 運餘波未了，學聯及大專學生會幹事大多兼任社運分子，為民請命，積極介入不少社會紛爭如盲人事件、隧道工人罷工等，與在土共統戰下全力推動「認識中國」的 學生活躍分子在實踐和意識形態上開始出現分歧，反映在《學苑》的內容上，還未成形的「社會派」和「國粹派」文章陸續湧現，針鋒相對。
1973 年年底崔綺雲卸任《學苑》總編輯一職，準備競選學生會主席，內定「國粹派」的梁兆基接任總編輯。當時為了豐富《學苑》的內容，增加對廣大同學的吸引力，抵 銷大多數同學對《學苑》過於政治化的批評，我策劃了一輯深入報道各大宿舍就學生會競選而主辦的「鋤會」，殊不知卻觸犯禁忌，惹起軒然大波。一直對《學苑》 政治化深惡痛絕的主流學生乘機發難，大興問罪之師，衝上學生會大樓火燒《學苑》抗議，結果促成民選編委會三名主責編輯，終結《學苑》創刊以來自把自為的編 輯自主傳統。
1974 年以前的《學苑》，名義上是港大學生會的官方刊物，由幹事會的出版秘書代表向評議會負責，卻從來都是編輯自主，言論獨立，連學生會也不得干預。早在陳婉 瑩、劉迺強、馮可強的年代，已經發生過《學苑》與學生會立場對立的風波，但基於言論自由的信念，《學苑》編輯自主的傳統一直沒有改變，內容由《學苑》編輯 制訂，接班人也是內部決定，反映的只是一小撮思想走在前面的活躍分子的想法和取向，不一定代表大多數同學。
我1973年應當時副總編輯程 翔之邀加入《學苑》，總編輯一位已由陳文鴻交棒至內定的崔綺雲，我與梁兆基（並非大家熟悉的那位經濟師）則分任副總編輯。其時保釣運動已經轉向沉寂，但學 運餘波未了，學聯及大專學生會幹事大多兼任社運分子，為民請命，積極介入不少社會紛爭如盲人事件、隧道工人罷工等，與在土共統戰下全力推動「認識中國」的 學生活躍分子在實踐和意識形態上開始出現分歧，反映在《學苑》的內容上，還未成形的「社會派」和「國粹派」文章陸續湧現，針鋒相對。
1973 年年底崔綺雲卸任《學苑》總編輯一職，準備競選學生會主席，內定「國粹派」的梁兆基接任總編輯。當時為了豐富《學苑》的內容，增加對廣大同學的吸引力，抵 銷大多數同學對《學苑》過於政治化的批評，我策劃了一輯深入報道各大宿舍就學生會競選而主辦的「鋤會」，殊不知卻觸犯禁忌，惹起軒然大波。一直對《學苑》 政治化深惡痛絕的主流學生乘機發難，大興問罪之師，衝上學生會大樓火燒《學苑》抗議，結果促成民選編委會三名主責編輯，終結《學苑》創刊以來自把自為的編 輯自主傳統。
王卓祺與我及其後被「國粹派」成功統戰的潘國雄組成唯一的候選編委會參選，順利選出，但一年後《學苑》因「四報聯刊」事件遭受已經壟斷學生會的「國粹派」
召開緊急評議會清算圍剿，通宵達旦。我們是少數派，在四十多人的評議會內（主席為現任問責高官張炳良），同情者只有六、七人左右，絕對是孤軍作戰，還要面 對由「國粹派」組織到現場叫陣和發言的數以百計同學的詰問。如今官威十足、言文之間殺氣騰騰的王卓祺當年性格並不堅強，在以寡敵眾的情況下，方寸大亂，大
失所措，表決時一度投錯票而惹來訕笑，那種備受屈辱和文革式批鬥的難堪情況，相信他不會輕易忘記。
更重要的是，我們心知肚明，表面上是 「國粹派」學生策動的批鬥，其實是土共幕後指揮的政治鬥爭。當年港大每逢學生會或《學苑》競選，競選總部都設在附近的左派漢華中學；負責統戰青年學生的是 如今身為《大公報》主筆之一的葉中敏（筆名關昭），而新華社社長毛鈞年則主責統戰文教界和大專師生。
鑑古知今，現時港共治港，執掌大權，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開宗明義點名批判《學苑》，顯然並非所謂「愛之深、責之切」的評論，更非「是其是、非其非」的警惕，而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行徑。社會存 在決定社會意識，換了位置、屁股指揮腦袋的王卓祺，又豈能以「少不更事」的說法為主子護短，自欺欺人？
點批《學苑》．之一
更重要的是，我們心知肚明，表面上是 「國粹派」學生策動的批鬥，其實是土共幕後指揮的政治鬥爭。當年港大每逢學生會或《學苑》競選，競選總部都設在附近的左派漢華中學；負責統戰青年學生的是 如今身為《大公報》主筆之一的葉中敏（筆名關昭），而新華社社長毛鈞年則主責統戰文教界和大專師生。
鑑古知今，現時港共治港，執掌大權，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開宗明義點名批判《學苑》，顯然並非所謂「愛之深、責之切」的評論，更非「是其是、非其非」的警惕，而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行徑。社會存 在決定社會意識，換了位置、屁股指揮腦袋的王卓祺，又豈能以「少不更事」的說法為主子護短，自欺欺人？
點批《學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