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我踏入香港大學校園，搭上了上世紀70年代蓬勃的學生運動的尾班車。38年過去，真的是「彈指一揮間」。今天學生領導的佔領運動，不斷勾起我回憶當年學運的情景。當年挑戰港英殖民地統治和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學運，為80年代初學界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播下了思想的種子，和為往後30年本土民主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0年前，中英簽署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雖然有了這份文件，很多香港人還是憂心忡忡，不肯定香港將往何處去。當年的青年學生，承接着上世紀70年代學運的精神，是最積極的一群。他們憧憬在中國主權下建設新香港，做當家作主的香港人。他們是「民主回歸」路線的積極推動者。
30年後的今天，令人遺憾的是「香港往何處去」再成為熱門問題。更令人遺憾的是，回歸中國17年後，青年學生不再對前途充滿憧憬。他們一樣是風華正茂，但沒有指點江山。佔領運動雖然充滿熱情，但也帶着一片悲涼。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早前發表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結果顯示，15至24歲人士和25至39歲人士都有超過一半對香港未來發展悲觀。他們都是成長於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過去30年的實踐顯然並沒有令他們對香港未來感到樂觀。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答案並不複雜，但問題得到解決卻絕不容易。
關鍵是：北京是否信任港人、是否願意放權？香港人是否能夠自尊、自重、自主？如果答案都是「是」的話，就應該以一個以大多數香港市民代表為主體的政府，取代現在以北京所信任人士與大商家代表組成的執政聯盟。
17年證明
執政聯盟無法有效治港
回歸17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北京所組織的執政聯盟根本無法有效管治香港，而且情况是每况愈下。17年內3位特首，其中曾蔭權也許也沒有什麼特別建樹，但他在任的7年已經是特區最好的時候。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正正不是北京充分信任的人，而在2009至2010年間曾蔭權任特首時，北京處理政改問題的態度比較開放，較積極與泛民談判和對話。
反觀今天，特區政府空前孤立，社會瀰漫不滿情緒。但梁振英的施政態度始終偏執，而北京只着眼於一錘定音，沒有嘗試在香港的不同意見中尋找盡量多人能夠接受的政策。自上世紀60年代親北京勢力發動暴動以來，香港從未見如此困局。
由「67暴動」到「97回歸」的30年，香港創造了一個繁榮盛世，不是因為英國給了香港什麼優惠。當年原來主宰香港經濟的是英資大財團，但港英政府沒有固執地只維護它們的利益，反而是順應形勢讓後起的華資逐漸坐大。香港人既勤勞又聰明，在自由的空間內創造了經濟奇蹟。
香港能否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關鍵條件也正是香港人有沒有自由的空間管治自己的地方。可是，回歸後北京並沒有給香港人這個空間，每一次都要代我們選擇特首。特區政府表現差勁，北京仍然要香港人支持這個政府，同時自己介入香港事務更深，以為自己可以管好香港。現在香港變成一團糟，原因是香港人不爭氣、「反中亂港」者攪局、特區政府不濟事、工商界不積極、外國勢力介入搞破壞等等。但北京從來沒有檢視過自己對港政策的失誤。北京所有為香港做的決定都是正確的，都不應亦不能改變。這正是目前香港困局的主要成因。
盼風華正茂的他們走出危機的困局
如果中共所有決定都對，內地就不會有「反右」，不會有「大躍進」，更不會有「文革」。鄧小平對中國的卓越貢獻，正正在於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敢於面對共產黨的錯誤，撥亂反正。簡單的說，他的改革政策的核心思想就是向人民放權，讓中國人民尋找改善生活的方法。一個正確的戰略決策，換取到中國幾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
所以香港 並不存在什麼撕裂的問題，其深層次矛盾亦並非關乎梁振英個人怎麼想、泛民怎麼想、學生領導人怎麼想。解決矛盾的主動權在北京，但香港人如果不想做沉默的羔 羊，也唯有堅持發聲。而這是當前僵局的要害。香港人的堅持令人敬佩，但如果北京不願意撥亂反正，這種堅持亦使政治危機持續升級。我們愛惜下一代，希望風華正茂的他們能夠走出危機的困局，做社會的主人翁，主宰未來香港的沉浮。我亦以此作為告別筆陣的願望。
（告別語：我在1986年開始在《明報》撰文，在1987年1月加入明報的新聞團隊，是我離開學院後的第一份工作。上述一切要多謝吳靄儀女士和查良鏞先生。在明報工作及其後長期撰稿的20多年中，有幸認識了很多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在他們身上學習了很多，在此一併答謝。我要特別多謝張健波兄，長期撥出明報篇幅為我的拙見提供空間。他退休是新聞界的一大損失，但作為朋友，我衷心祝願他身心康泰。新陳代謝是社會正常規律。兩個星期前我在本欄說：長江後浪推前浪。我相信：我告別筆陣後，讀者會讀到其他作者更精彩的文章。）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