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莊翰銘:中國有一個城邦,叫香港



據三聯書局和香港中華書局的暢銷書統計,截至201211日,非文學類的暢銷書中,《香港城邦論》名列第八。雖然難以與排首位的《李居明龍年運程2012》爭天下,但有此成績,可見甚有市場。據作者陳雲所言,香港城邦的概念只是真正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人嗤之以鼻,說這本書是「大香港主義」,甚至判以種族主義和分裂民族之罪名。不過,《香港城邦論》的出現,反映了香港人對將來的迷茫,就像一艘載了七百萬人的大郵輪,在中共政局和國際關係的暗海中航行,周圍不斷翻起暗湧和巨浪。以城邦的身份存活,是一座明亮的燈塔,指點香港這艘迷途的郵輪。本文必然使民族統一論者心中不滿,但我僅以提倡自由和保存香港獨特文化角度,肯定香港城邦論。

火星與水星的衝突

香港網民討論的焦點,不少是嘲笑大陸人失儀。無論以經濟自由和現代化的角度看,香港似乎都比大陸優秀。以前港人把大陸人叫作「阿燦」,嘲笑他們的貧窮和愚昧。今日阿燦不再貧窮,很多富二代都有高等學歷,說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港人長久以來建立的優越感,瞬間崩潰。自主權移交後,香港政府不斷以邊緣化的言論恐嚇港人,使港人以為自己的國際地位受損,快被上海超越。
另一邊廂,香港與大陸的經濟快速融合,間接促進文化交流。然而,兩地的文化差異之距,可謂一個火星、一個水星,兩地文化快速融合,反令港人不安,懼怕香港大陸化。港人一方面意識到本地文化仍優於大陸。我們沒有毒奶粉,也沒有腐敗的政治,可以數政府的不是之餘,人身安全仍受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港人又發現自由行旅客來香港,一併將他們在大陸的惡習,以及「有錢就大晒」
的氣焰帶來。

這種矛盾的心理激發了本土意識,這是大陸所恐懼的。只要明白大陸當權者的思維模式,就可以明白港府去殖民化的舉動,都是為了顧全大陸的意願,並非為港人爭取利益。故此,我們更加需要將香港升格至城邦,為郵輪尋找新方向。當我們有自由,就可以保存香港的獨特文化,為世界增添多點色彩,對未來的民主中國出幾分力。

你是我的孫子,所以你要聽我的話

中共以同化手段去管治大陸,當異見的種子植根於民眾的腦裡,政府的管治威信便岌岌可危。所以不論城市格局、思想行為,都是要求統一。這使大家清楚知道一個事實,中共不容領地中有不同文化的存在,否則動搖中共的核心觀值──黨的領導地位。故此,中共不肯開放媒體,顧忌異見者,更瘋狂打壓與官方口吻不同的聲音。中國司法的首要目的是透過囚禁異見者,去威嚇平民,不容他們有異見。

中共是一個可以犧牲個人而去顧全大局的政權,舉一例便知絕非虛言,維基解密揭露,2008年北京政府舉行六方會談,旨在解決北韓核問題。但日本政府當時不斷要求北韓釋放被綁架的日本人,中國官員對此的評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葉知秋,這位官員正正反映了中共的思維。

這種思維違反現代文明、威脅香港的自由。在中共政府眼中,香港就是一個異己,因為她是自由之地,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大陸人來香港自由行,就會學習到香港的模式。久而久之,自由的思想在大陸散播,當權者的地位就會受到動搖。雖則今時今日大陸的資訊流通度比過去為高,但言論仍在政府嚴密監控之下,相對來說香港仍是自由發揚之地。大陸人來香港,就像香港人去台灣學習人家的普選。最近的烏坎村事件,村民和平示威、遊行請願,或多或少,都是受香港的影響。雖然鄧小平聲稱香港是高度自治,但中共仍握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四次人大釋法,已經嚴重損害香港的法治。法治失去功能,自由就難以保障,就如郵輪不斷遇上風浪。

中共家長式管治香港,務求香港與內地徹底融合,變成一個單純的大陸城市。思想上,香港被矮化,中共成為了「阿爺」;廿三條空降,欲鉗制言論自由。行動上,要與大陸同化,高鐵是一個絕佳的例子,當權者要在香港興建一條不合符經濟效益的鐵路,花費至少六百億,目的就是與大陸接軌,強化均一性。相對而言,行使基本法的權利,用了一億進行五區公投,卻被當權者宣稱為浪費。

原因不辯自明,因異見會動搖管治。

有人以沖淡論解釋自由和法治被削弱,把弄民意,排斥新移民,但這才是本末倒置。大陸的新移民,以及花錢如倒水的暴發戶自由行,都是因為香港是有吸引力才會來。若果說大陸人是奴民,那麼便心甘情願留在大陸,何必來港?

何況漠視大陸的實際情況,而判他們為奴民是不公平的。若果害怕香港的自由價值觀被大陸新移民所影響,那就是對自由的威力缺乏信心。若說中共派特務來港,自政權移交十四年,早就派了。若說新移民蠶食香港資源,更是無知的說法,因為拿綜援最多的是老人,而且新移民要居住滿七年,才可享有申請綜援的資格。所謂新移民懶惰,往往是市區設計上所導致的問題。新市鎮位置偏遠,再加上交通費過高,工資不足彌補,天水圍便是一個好例子。不過,政策應以港人為先,所以香港必須取回入境審批權,制訂長遠的人口政策,阻止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事實上,香港的自由的確是削弱了,不過非新移民所致,而是香港人不敢去爭取,令當權者得寸進尺,逐步侵犯我們的自由和法治。有人以消極的心態去看中港問題,認為香港無論做什麼都阻止不了大陸的入侵,這比起沖淡論者更無知。2003年,廿三條之所以擱置,全因五十萬港人上街。難道你不爭取,中共會施捨自由和民主給你?澳門就是一個放棄爭取,廿三條成功立法的例子。面對四次人大釋法,香港人沒有盡力反對。徒有法律界人士與學者螳臂擋車,何足抗爭?我們曾經有公投的機會,爭取普選的籌碼,但大部分香港人卻不珍惜。當權者見中門大開,乘虛而入,自由理所當然被削弱。當某一天,香港再沒有自由,賣權辱港的罪人正是沉默的大多數。

某黨主張與中央談判,以保民主和自由。然而香港沒有籌碼,中央卻是有底線的。該黨犬儒的態度,不見得為香港取得勝利,反而反映了他們的天真,也反映了香港人對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軟弱。故此,香港的路必須走向城邦,升格至城邦只是落實基本法,主權上仍屬中國,河水不犯井水,港人治港。為港人謀幸福,抵擋中共政府的政治手段,方可保障我們的自由。我們不需要阿爺照顧,比起阿爺,我們更能照顧自己。

我有168歲,你只有63

前中聯辦主任姜恩說「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大家本是同根,何以香港變得難懂?原因就是歷史不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兩者重大的分野,源於英國文化的殖入,以及中共上台後的文化轉變。

1949年後,大陸政局持續動盪,文革使傳統文化遭到史無前例的破壞。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有些去了台灣,有些去了香港。留在大陸的,大部分都曾被當權者批鬥。文革令文化斷層出現,當權者又沒有建立新的價值觀,使整個大陸社會的道德出現崩潰,失去秩序。上文提及的中共思維,將文化變得單一,失去活力。在高度集權的政治環境下,整個社會變成牢獄。人民即使有意見,也不敢表達。

深圳河以南是另一個世界。自開埠以來,香港已經過一百六十八個年頭。在這片殖民地上,傳統文化與現化文明價值完美融合。香港的傳統習俗不但沒有因殖民統治而消失,連傳統精神也保存下來。香港人有仁義孝悌的精神,重家庭觀念。這種態度,使香港人義不容辭地援助大陸同胞。六十年代,大陸發生飢荒,在這困難時期,全賴香港人無償的接濟大陸。到近來的天災人禍,民主發展,香港人都付出無數的精力和金錢。

即使外國發生災害,港人都不違餘力伸出援手。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中華精神。《香港城邦論》認為香港人要切斷對大陸的民主發展的協助,但是港人承繼華夏文明的美德,重仁義和鄉土情懷,難以絕情至此。

香港最獨特之處,就是將現代文明與華夏文化兼收並束。當權者和某些犬儒學者認為,中國不適合實行民主,只配做奴民,台灣卻是將這些謬論駁得體無完膚的活生生例子。香港幾經波折,終於將傳統觀值融合現代文明之中。我們追求自由、法治、民主,與中國傳統和本土文化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生活模式。其次,文化多元是世界的潮流。全球化下,少數民族的文化逐漸消失,人類開始作出反思,例如廣東話和殖民地時期建築就是其中要誓死保衛的文化。若果有一日,無線新聞的方東昇以普通話讀新聞,那麼香港便第兩次淪陷了。

民主統一論者或會否定香港城邦,認為為香港人自私自利,不顧大陸人死活。然而,香港城邦對大陸的民主也有好處。除了上文曾經提及,大陸人向香港學習抗爭方式外,香港的民主模式也是中國學習的榜樣。當中共倒台,需要建立民主政府之時,若條件未成熟,可能出現一段長時間的混亂狀態。屆時,民主統一論者不得不承認,香港將成為大陸的榜樣。

香港以城邦的身份立足於世界,不單鞏固了其國際地位,也是對中華文化的肯定。城邦起錨,乘風破浪香港城邦化,對本土和大陸都是百利而無一害。我不反對經濟和文化交流,但若香港沒有真正的自治權,將不斷受到大陸的侵犯,使港人無法為自己爭取利益,事事處於被動。

不要以為中共的權威穩如泰山,事實上他只是一個病入膏肓的弱者。只要香港人團結,我們的自由與文化便得以保存。總有人覺得這是太理想、太幼稚。然而,真正幼稚的卻是只會坐以待斃,怨天怨地的人。

這艘郵輪刻著「香港城邦」四字,乘風破浪,有誰能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