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

鄭永年: 中國形象工程為何適得其反



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似乎越來越不理解中國。當中國已經活動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時候,世界對中國的「不理解」必然對中國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從根本上說,國家形象工程是一個國家軟力量建設的需要。這一點,中國社會是具有相當共識的。

因此,中國出台了諸多大型國家形象工程,花費著大量的人、財、物,希望為國家塑造出一個正面形象,至少是一個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過,塑造國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這些工程不是說沒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經常是適得其反。中國越推動,外界的反彈就越大;中國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國的努力越大,國家形象就越差。這其中也並不都是中國的問題,各種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異、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世界對一個崛起中國的不確定性甚至恐懼等等,都在影響著中國的國家形象塑造。但作為主體,中國也必須對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說最大的國家形象工程「孔子學院」。這些年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在不長的時間裡已經擴展到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績不小。不過,孔子學院從一開始 就是各國爭議的話題,尤其在西方。在早期,這樣那樣的爭議可以歸咎為人們不了解。但那麼多年下來,爭議越來越大。這不能說僅是因為人們不了解,或者人們有 「偏見」的結果。對這樣的文化工程,人們的「偏見」不可避免。但為甚麼「偏見」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學中止了和 孔子學院的合約。儘管背後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但孔子學院的運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學院來說,有太多的領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開花?學習漢語應當不應當成為其核心?要不要資助發達國家的學生來學習漢語?越來越龐大的工程是 否具有可持續性?如果是注重學界精英階層(例如台灣的蔣經國基金會)是否效果會更好?如果有一個由專業人才組成的團隊來管理,要比官僚來管理會否更有效一 些?如果採用政府「收購社會服務」的方式,會否更具市場精神?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思考,能夠幫助人們改進已經成為制度的孔子學院,使得其發展更具有可持續性。

媒體走出去是國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領域。這裡也出現了諸多不小的問題。為了讓海外理解中國,把一些黨政理論刊物翻譯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僅可以, 而且必須。問題在於,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譯成外文之後,除了換了一種文字之外,沒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機構 甚至把此類刊物作為垃圾來處理。這是典型的浪費人、財、物,沒有一丁點附加值。如果容許一個專業的團隊來做,重新改寫文章,就可以把聲音傳達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體問題更大。現在也有不少媒體「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標是甚麼,是影響中國讀者還是外國讀者?至少從現象上看,還是 中國讀者。新派出去的傳媒工作人員,和原來中國媒體的駐外記者有甚麼區別?他們同樣還是寫些中文的報道,同樣刊登在中國媒體之上,和當地的民眾沒有一丁點 關係。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體走出去,並且服務對象仍然是中國民眾。

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響,有關部門也收購了海外當地的一些小媒體。但這些媒體大多同樣是華文媒體,本身並沒有甚麼影響力,收購與不收購沒有甚麼區別。 更有甚者,收購這些小媒體之後,很多文章都是中國記者寫好了,發到這些小媒體上的。(很多又被中國的媒體當成海外產品轉摘回來。)這種做法實在叫人找不到 任何理性。

中國的媒體喜歡轉載引用外國媒體的產品。關注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是應當的,引用外國人的看法也是中國開放的一種態度。美國人就自以為是,從來不關心他 國對美國的看法。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和美國不一樣,這是好事。但這裡也有問題。無論是對中國正面的評價還是負面的批評,不難發現中國的大媒體經常引用一些 只有中國人才知道的外國媒體。這些媒體在海外毫無影響,主流社會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這個現象。例如,維也納的「金色大廳」幾乎被中國藝術家包下了。中國送出去一個又一個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團。那麼頻 繁,哪來的聽眾?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費送票。當地的一些華僑已經變得不厭其煩了。幸好,這個現象最近已經被有關部門注意到,在糾正或者阻止其延續。

還有一個是「炒股」現象。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應當具有包容性,容許人家的批評,甚至攻擊。但有關當局體現不出來這種包容性,結果導致甚麼樣的小事情都 要反應。本來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但經中國高調的反應,變成了大事情。這是「炒股」現象。本來這隻股票沒有任何價值,但經過中國用一國之 力來炒作,就大大抬高了股價。很多海外的反華「英雄」,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

新疆的熱比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關部門屈從於美國的壓力,把她放了出去,還把她塑造成一個英雄。本來海外疆獨勢力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需要一個 領袖。有關部門的做法就滿足了這個條件。熱比婭好不容易出去了,必然要做些反華的事情。但她每走到一個地方,每說一句話,有關部門必然全力反擊。官方媒體 甚至高調發表文章,視她為一個「達賴喇嘛式」的人物,把她從一個無名小卒抬高到達賴的地位。因此,不僅疆獨馬上把她視作為領袖,各國的一些「反華」勢力, 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團體,紛紛邀請她。很簡單,因為她有「影響力」,她所到之處,必然引起中國的全力關注。很顯然,對有關部門來說,「放」她出去是關乎國 家形象,而「關注」她也是國家形象問題。但結果不僅國家形象蕩然無存,而且大大損害了國家利益。

類似現象極其普遍,體現在國家形象各個工程之中。隨著國家的崛起,這方面的投入已經很大,也會越來越大。也就是說,這是一塊很大的利益,不僅既得利 益要追求更大的財政投入,而且也吸引著更多的新利益來加入分享。更為重要的是,這個領域大多屬於意識形態和政治性比較敏感的,各種利益都可以高舉所謂的 「愛國主義」旗幟。愛國有理,出了一些問題又怎麼樣?「愛國主義」是這個領域人們的保護傘。沒有人會質疑批評。但現狀在於,投入越大,越是適得其反。人們 或許不容去質疑這個領域的「愛國主義」,但結果是在大大損害國家利益,是「害國主義」的表現。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裡僅僅舉一些容易觀察得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專業主義精神,過度政治化。國家形象工程當然是政治,不講政治不行。問題在於,怎樣講政治。可以通過專業主義來講政治,也可以通過政治方 法來講政治。在中國,人們習慣了用政治方法講政治,也很自然把它延伸到了海外。這種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要不到處碰壁,要不效果不好。如果專業 主義精神不能弘揚,國家形象會越來越不好。其實,如同所有其他領域,提高中國人所說的「文化精神」的是專業主義精神,絕對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國家形象工程 領域的官僚主義便是要務。這方面,中國可以從其他國家學到很多很寶貴的經驗。

其次,GDP主義也一直主導著國家形象工程,已經成為衡量國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標準。對GDP主義者來說,質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數量。結果,第 一,國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屆領導要做,各個部門要做,各級政府也要做。第二,數量擴張也表現在每一個具體的項目上。對孔子學院來說,是學習漢語的人數和 各種項目的數目;對海外宣傳來說,是文字和篇數的數量(撰寫、發表、轉摘等);對文化走出去來說,是演出的數量,等等。
再次,中國機構不協調。國家形象工程幾乎已經成為全社會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門和機構在做。在眾多的部門和機構中,沒有一個有權力的機構來協調。結 果,大家都互相競爭、內鬥,誰都不去重視質量,而從事誰都可以做的、低層次的、毫無附加值的東西。數字一大堆,就是毫無質量。再者,無論是國家形象的塑造 還是國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分的海外知識。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務的部門和機構沒有權力,不懂的卻權力大得驚人,這就造成了「外行領導內行」的局 面,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國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個有權力的協調機構。

從更深層次看,這種現像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仍然沒有走出近代以來接二連三被列強打敗的「國恥」感。中國從前受其他國家欺負,現在崛起了,這些 國家不能接受中國的崛起。包括一些領導在內的很多國民不能超越「國恥」感,國家因此不能體現出大國的容量和氣度。海外甚麼樣的對華反應,只要不是正面的, 都要回應和反擊。這就導致了一種局面:越反應和反擊,雙方的衝突就越嚴重;衝突越多,國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國是大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罵美國,但美國 從來就不回應。做大國就是要被挨罵的,中國的國民顯然還沒有這種心態。

中國剛剛崛起,在學做大國,很多不想要的事情的發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國在其走向大國過程中,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事情。學做大國需要交很多學費。但是,對中國來說,要盡量少交學費,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學費還導向反面效果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