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孔誥烽﹕糟蹋學術自主 後果堪虞




政府中策組宣布要從研究資助局收回2000萬公共政策研究的審批權,引起學界巨大反彈,學者聯署反對。這事件一度引起媒體高度關注,但或許是因為最近特區政府將香港核心價值舊世界打個稀巴爛的壯舉實在太多,這議題好像還未引起持續的關注討論。

事實上,這絕非單一事件,而很可能是梁政府要重新界定政權與學術關係的一環。在中策組宣布要收回撥款權後不久,有媒體報道中策組將介入香港大學的校長遴選,屬意本地學者出任校長,防止較難駕馭的外國學者出任。在差不多時間,又有報道指政府曾嘗試硬推梁振英心腹進入負責分配大學撥款的教資會當委員。

將這些事態串聯起來,我們便能看到香港學界既有獨立性被政治權力加速蠶食的勢頭。在去年3月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不久,中央政策組前顧問和香港健筆練乙錚先生,即在一次雜誌訪問中警告,新政府身負多個任務,當中除了整頓公務員、法律界、警隊和傳媒之外,還有收拾學術界。

香港學術界一直奉行國際公認標準

香港的學術界,一直是國際學術體系的一分子,其運作一直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學界不少重大決定,均是根據學術自主的原則,通過同行間的互相評審(peer review)而作出。例如學者草擬研究計劃提交研資局申請經費,當局便會挑選熟悉有關領域的學者評審,再根據評審人的意見作出撥款決定。香港出版的學術期刊,編委決定刊出投稿與否,亦是根據同行互審的原則。而大學遴選校長,則慣常是由有關大學的遴選委員會根據院校發展的需要作出決定。這些程序運作多年以來,當然會有種種不足,但有關怎樣改善的討論,均不會超出學術界自主的共識。

針對學界反對中策組收回審批權,中策組的其中一個回應,是研資局過去邀請評審計劃書的外地學者,並不了解香港實際情,但如這個真是嚴重問題,那麼讓研資局在審議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時,多找甚至只找本地學者進行評審即可解決,並不能以此作為廢除整個同行評審程序的理據。

歸根到柢,中策組收回公共政策研究經費審批權、企圖介入大學遴選校長,與1997年後特首與中聯辦官員多次批評或介入學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一樣,體現出政權對學術自主逐步升級的踐踏。

學術自主與同行互審的原則,有如新聞界的編輯自主原則一樣,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學術界獨立性的喪失對社會的危害,絕對不下於新聞自由的喪失。

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地的知識活動,皆向權貴問責。歐洲知識學術活動相對於政治權力的自主性,與「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疾病起源於身體器官失靈而非神力或魔力」,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一樣,乃是很多代知識分子通過與教廷與朝廷抗爭而得來的。到了19世紀,學術活動的獨立自主原則,首先在深受康德自由與理性觀念薰陶的德語區,制度化成獨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德國的研究型大學,成為歐美和各後進國學術發展的典範。至20世紀中,同行互相評審的機制,亦已確立為科學方法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

德國學術自主從有到無的歷史悲劇

在大家對這個學術自主規範習以為常的地方,大眾或者不會意覺其重要性。在這個規範從來未有穩定地確立過的地方如中國,我們也難具體說出這個規範有何好處,但從這個規範被攻擊以至取消的歷史經驗,可讓我們看到這個規範從有到無,後果可以多嚴重。

例如德國在20世紀初民族主義高漲,日益膨脹的國家權力,愈來愈積極地伸入大學體制之中。教授的任用與研究計劃的審批日漸集中在政府官僚之中,而培養國家統一觀念以及將「帝國的敵人」(Reichsfeinde)——包括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同性戀者等——排除出公共生活之外,則取代培育自由理性公民,成為大學運作的宗旨。在這種氣氛下,各種人文和自然科學的研究,皆慢慢喪失19世紀時活潑多姿的性格,而與德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配合。屬於自由派的社會學巨匠韋伯,也曾在1908年投訴,「在德國的所謂科學的自由,其實只存在於政治力量所容許的範圍以內」。

政治控制大學成為常態,對當時德國的第一個打擊,便是一流科學家、思想家等持續流失到外國。另外,愈來愈多學者大搞未研究先有結論的偽科學,製造大量政治正確和以客觀科學包裝的歪理,例如德國人源自優越亞利安人種的理論,與國族間的競爭是物種競爭的延續、你不宰制或消滅他族便會被滅絕的國際關係理論等。此等偽科學理論,因為德國學術界曾經有過的公信力而毒害更深。這些「研究」與德國至上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互為強化,最後將德國引向一個什麼悲劇,應該不用我多講。

中共建政之後,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整頓知識分子,將民國時期曇花一現、仍未扎根的自主學風扼殺。到了今天,大陸學界已經有不少單位嘗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規範,如期刊的同行互審制度與升遷的客觀標準等。不過中國學界仍受到黨國體制的框限,所以離真正的與國際接軌,仍然很遠。

香港因為英治後期的種種因緣際會,得以建立一套國際化的學術體制,此乃香港其中一項得來不易的競爭優勢,但當中國學界在困難重重之中仍嘗試國際化之際,特區政府卻要糟蹋香港學界原來十分國際化的典章制度,企圖將學術界大陸化成一切要仰政權鼻息的局面。在這種思維與行為之下,梁振英說要將香港建成國際性的區域教育樞紐,恐怕只能是另一個白日夢。停滯就是落後,落後便會被淘汰。現在梁班子不單令我們停滯,還使我們倒退,香港的前景,可能會比被淘汰更慘。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