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明報社評: 以法治框架破恩賜思維 汪洋講得漂亮做得到嗎?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前天提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講得擲地有聲,確認人民群泷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在內地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激化、群體性事件不絕如縷之際,汪洋這句話,起碼顯示廣東當局以新思維推展社會管理。總的而言,只要在法治框架之下,確立和妥善處理政府、市場、社會各自職能和互動關係,釐清權利與義務的界線和分際,才會徹底破除恩賜思維,人民才可以大膽放手地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進而匯成全省人民共享的幸福廣東。

薄熙來重慶模式落幕  汪洋廣東模式令人憧憬

廣東是改革開放方針政策的排頭兵,30多年前即解放思想,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汪洋主政廣東5年以來,遇上2008年金融海嘯,他的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發展模式等轉型方針,雖然生不逢時,但是秉承了廣東走在改革前沿、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的傳統。他今次在廣東省委會議提出破除「恩賜思維」,肯定並非即興之作,在薄熙來失勢,所謂「重慶模式」備受質疑之際,以汪洋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淵源,在十八大會議召開前作思想鳴放,意義上會否溢出廣東省,值得注意。

廣東去年處理「烏坎事件」,將危機化為契機,是汪洋堅持依法處理的結果,得到海內外認同和讚賞;不過,去年潮州和增城10日之內分別爆發兩次大規模群泷騷亂,最終都要出動武警鎮壓,當時,有輿論認為,若幸福廣東要靠裝甲車和催淚彈來維持,將是一大諷刺。潮州、增城和烏坎事件性質不同,處理手法或許不能相提並論,但事態說明烏坎村民示威和平落幕,並非必然,可見強力維穩抑或依法理順矛盾衝突,基本上視乎官員的選擇。這是當今內地的實際情。

汪洋所說「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其實涉及兩個層面。首先是黨和政府權力不受制約,居高臨下對待人民,在法治不彰下,一些官員的惡行,人民只有啞忍,而黨和政府認為給人民做事,是對人民的恩賜,這是第一個錯誤認識。另一個層面是在政府包攬一切情下,人民習慣地依靠黨和政府,失去自主性,一切所得,都認為是黨和政府的恩賜,這是第二個錯誤認識。汪洋說「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這幾句話,可解讀為確立人民的主體性,黨和政府只是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人民、黨和政府角色端正之後,過去官員對群泷頤指氣使、漠視民生疾苦、官員居功自傲等恩賜思維行徑,應該成為過去。而人民群泷自覺自主,才會大膽探索一己幸福道路,只要每個人都努力創造個人幸福生活,就會為增進全社會的幸福奉獻心力,實現幸福廣東。

汪洋要破除恩賜思維,打造幸福廣東,理念上很令人嚮往,不過,內地高層官員思想開放者大不乏人,例如總理溫家寶講了幾年政治體制改革,仍然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所以,汪洋這次解放思想,對人民來說會否是另一次畫餅充飢,且拭目以待。特別是內地社會矛盾深化尖銳,維穩政策當道,在這種思維和實踐中,如何讓人民放膽體現主體性,是一大疑問。

發揚烏坎精神落實憲法  建立有效輿論監督機制

現在,人民按憲法和法律爭取應有權益,動輒得咎,輕則受滋擾,重則被投獄,這類事例罄竹難書。所以,要實現汪洋所說的境界,初步而言,必須先創造兩個條件:

1)必須以法治框架確立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三者各司其職,政府不再是「全能政府」,只提供服務,讓市場和社會自行發揮應有職能,而非全部由政府包攬。能夠做到這樣,人民群泷在追求一己幸福過程中,就不虞受到政府、官員不合法、不合理的滋擾和迫害。

近年,內地正在探討創新社會管理,以適應新形勢需要。一派認為應該擴張政府,進一步強化政府的影響力和控制能力,這種思維絕不可取,過去幾年,當局愈強調維穩,社會愈不穩定,說明高壓、鎮壓不但未能解決問題之餘,更會使問題惡化。另一派認為循法治框架解決問題,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同治理的局面,才是正確對應之道。「烏坎事件」是體現以法治框架解決問題的事例,值得重視和參考。

2)必須建立有效的輿論監督機制。在恩賜思維影響下,不少內地官員根本不理會傳媒監督,若被揭發不當或遭批評,官員整治傳媒迫害新聞工作者,是常有的事,即使退一步而言,不少官員認為公布資訊或答覆查詢,也是一種恩賜。所以,只有傳媒可以在毫無畏懼之下,承擔監督職能,則官員不敢造次,政府施政更在意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加上嚴格奉行法治,則社會管理才會納入正確軌道。

社會難免有矛盾和衝突,一個社會之良窳,視乎用什麼方法處理矛盾和衝突,這也是判別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指標。恩賜思維是封建遺毒,也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匡正之法,只有倚靠法治,若汪洋在傳揚理念之餘,確立以法治粵,則不但幸福廣東可望可即,而法治框架下的「廣東模式」可大可久,對中華大地來說,意義更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