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暫告平息後，延誤已久的中共十八大終確定於11月8日舉行，屆時將會選出新一屆的最高領導人、政治局常委以及中紀委委員。受到薄熙來下台以及政治局常委計劃由九人制改組成七人制影響，這次十八大人事競爭之激烈前所未見，但整體格局似乎已有定案。重慶集團失勢後，政治局權力勢將由江系、太子黨和團派瓜分，如無意外，習近平將成為下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李克強會擔任國務院總理一職，問題只是餘下的幾個席位何去何從。不過，黑盒裡面的政治操作從來難以預料，局外人也只能略知大概，the
rest is gossip。更值得探討、更關乎中國未來走向的問題，是一直只談不做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十八大會否有轉機？推出具體藍圖的成數又有多大？我們應抱多少冀望？
中共談政治體制改革，八十年代早已有之，最先提的是鄧小平。1986年鄧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鄧著手組織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七個專題部門，連同中央黨校以及學者起草政改方案。趙紫陽在1987年十三大的報告中，以四分一篇幅地具體討論政改，提出黨政分開、黨內民主、權力下放、改革法制等方向，放諸今天也是前所未有。然而，六四槍聲成了政治改革分水嶺，中共陷入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權力鬥爭，「深化改革」與「治理整頓」兩條路線水火不容。直至鄧小平1992年南巡，改革派始能壓倒保守派而重啓改革開放，但換來的，卻是政治穩定成了經濟改革的前提。自此，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懸空，多年來如建立公務員制度、高層接班制度化等，均未有解決黨權過大、公權力私有化、政治認受性低落等迫切問題，改革進度猶如隔靴搔癢。
習近平接大位 重提政改
政改討論在胡溫任內重新浮面，但依然停滯在「討論」和「提法」階段，雷聲大雨點少。溫家寶近年積極鼓吹政改，言論卻屢次遭官媒遮蔽，在中共高層亦未得到公開支持。然而，自重慶事件發生後，加上臨近新一屆政府換班，政改提案突然有了新發展。本年5月人民日報罕有地整版刊登題為《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推進》的文章，高調支持政改，近日更多次發表類似文章
。月前，外媒更引述消息人士，指習近平曾與改革派人士、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會面，據說更向胡強調中共必須「穩中求變求進步」。中央黨校編審鄧聿文亦於在黨報《學習時報》上，撰文批評胡溫任內政改和民主化推進不力，由於文章出自黨校高層人士，故猜測此舉得到了黨校校長習近平首肯。
就中共近日屢次放風看來，改革派似乎在政改問題上已取得上風，這次十八大亦幾乎肯定重提。關鍵是，中央會否一如以往在政改問題上輕描淡寫，還是一改作風推出具體方案？早前人民日報的整版專題，對於未來政改的走向，具有一定代表性。專題指，「制約權力」和「保障權利」將會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脈絡」，可以預料，兩者大致會成為未來政改的框架。
按專題的說法，「制約權力」即是約束公權力，做法是加強權力運行的程序性和監督，在各級黨政機構設立監督的職能，達致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制衡（而非三權分立，此詞對中共來說依然是敏感詞），以解決部門權力過大的問題。例如在日前推出的「司法改革」白皮書，即提出以「司法權的監督制約作為改革重點」，由人民檢察院監察公安機關、法院的偵查、審判；
在基層政治層面設立民選的村務監督委員會，監督村黨支部、村委會，推行所謂「三委並行」。另一方面，「保障權利」則是提升公民權，保護「財產安全」和「人身權利」，以及增加市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加強社會的民主性。專題所提及的「開門立法」，就是希望在立法過程中加強群眾的「民主參與」。
以黨制衡黨 成效成疑
由此看來，中共銳意推行政改的目的，是一方面通過放權來建立基於民意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通過限權以制衡政府機關、地方政府以及國企過度集中的權力，解決因公權力壟斷化而激發的社會矛盾，塑造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形象。問題是，以上的政改方針，成效能有多大？
先說「制約權力」。加強監督權的做法，悲觀點來說，其實只是將黨的權力劃分，然後要求它們互相「監察」及「制衡」，並不是以獨立的權力來監察黨的權力，而是以黨制衡黨，自己人監督自己人。此做法猶如要求一個人用自己的手管自己的腳，但實際上控制手腳的意志還是源自同一人，那就是「黨的領導」。甚至可以預測，所謂監督權，其實就是通過設立新的職能，讓中共上層更有效地監察下層組織、國企，間接以劃分權力來擴大黨的影響，令黨一手包辦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變相增強社會控制。這未必是中共的意圖，但客觀上卻可能達到這個效果。
再說「保障權利」。這種「放權」的口吻反映了中共假定公民權利並非與生俱來的普世價值，而是政府因應社會發展而賦予的。當你的權利遭到踐踏，政府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跟你說，對不起，這不是我們的錯，而是改革是需要時間、需要循序漸進、需要合乎國情的。但更核心的矛盾，是個人權利與一黨專政、集體主義的統治模式，存在根本的衝突。集體主義要求集體先於個人，個人權利不能壓倒集體利益。比如要建造鐵路，你的房子阻擋了鐵路的規劃路線，自然要拆遷讓路，還談什麼財產權？要說知情權，領導人家庭成員的收入、是否在海外留學、是否持有外國護照，是否應該公開？要說參與權，連城市戶籍也沒有的農民工，又怎樣有序參政？
終點乏共識 前路模糊
2008年中央黨校出版了一份專論政改的刊物 ，指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部分，即進行行政管理體制、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並且，發展民間組織，加大對地方領導的監督和考核等等」，反映了政改的首要任務，實為推動經濟發展，更說明政改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由此看來，對於政改，我們無須過分樂觀。即使出現改革，改革幅度將十分緩慢，對於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來說，或許只是抱薪救火。再者，改革開放推行多年，官商利益網絡已盤根錯節，比八十年代複雜得多，因此要在今日推行以上改革，更是不容易。現在改革的阻力不是改革派能否壓倒保守派，而是改革派能否在不同派別（包括改革派自身）底下的利益集團取得共識，難度不可與二十多年前的局面同日而語。最後，政改能否奏效，除了取決於十八大政改方案的內容和力度，也要視乎中共冀望政改走到的終點。對此，中共高層似乎從來未有共識。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還是維持一黨專政？目前之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內容之不足，正好反映在中共領導人心目中，並未有一個政治體制理想模式，相反只是抱著實用主義的心態，即是whatever works。缺乏這願景，政改的前路，恐怕只會一直模糊不清。
袁瑋熙
英國牛津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研究中國政治，以為學術本是社會的，根本没有象牙塔這回事。曾留學英美，始發現最留戀的安身之所，還是香港，相信要找到香港本位，必須比中國更瞭解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