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

左仔: 民主、民粹與福利主義

十月二十日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訪問中特首提到「若這完全是數字遊戲,由多數人決定,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 持。」、「這樣,你最後的政治政策,亦會傾斜到這部份人。」簡單來說,就是認為政治政策會因為領袖要爭取多數人支持而向基層人士傾斜,因而反對以增加數字 來提高廣泛代表性。言論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指責梁振英的言論意味大部份人不能擁有平等選舉權。

其實民主化會否增加福利,甚至因為民粹而導致福利主義的出現,一直備受學術界關注,亦有不少學者對此作出研究。政府及商家一直以此論點來反對香港的民主化,他們認為曾選會增加福利,因而會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甚至削弱香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然而,事實是否如此?

二零零四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會福利實踐及研究中心曾經對民主化與社會福利作出研究,研究由該系系主任鄧廣良講座教授、研究員張宙橋博士及助理教授黃洪博士負責。研究顯示立法會的民主化與福利呈負面關係。



根據圖一,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九八五年起撇除趨勢影響後的立法會直選及間選比率上升時,撇除趨勢影響後的實質人均福利開支卻持續下降。一九八五年,就正值 當時港英政府於立法會引入首次間接選舉,隨後於九一年引入直接選舉,並於九五年首次完全以選舉方式產生立法局議席;而在地方層面,港英政府實行於1985 年區議會選舉以後,所有官員不再出任區議會議員,各區區議會主席由當區議員互選產生。

鄧廣良教授總結說:「民主化程度, 無論是以立法會中地區直選議席、直接選舉議席、還是以選舉議席的比例來量度,對於狹義福利開支 (社會福利) 還是廣義的福利開支(包括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 或稱之為民生開支)均沒有任何明顯的正面的影響。」1

鄧教授進一步指出:「與一般人的估計不同,研究發現在1985 年至 2002 年期間,立法會的選舉議席比例與人均民生開支呈現顯著但屬負面的影響,亦即是說這段期間,民主化程度愈高民生開支反而會減少。」
由此可見,香港歷史回答了我們,民主化是不會增加福利的。

有人可能會反駁我,認為以上報告只反映了港英時期的民主化時期,而且只局限於立法會及區議會,不能證明將來香港的民主化會否造成福利主義。
面對此論點,我唯有從其他仍然存在於現今香港的論點來回應。

首先是香港的經濟制度。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制度主體。低稅率、積極不干預政策及低福利,是香港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經濟 方針。香港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都深明此道理,因此他們會歇盡所能去維持自由主義經濟作為香港獨有的優勢。多福利,自然稅率就會提高,要低稅率,又要多 福利,「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間那有此道理。

而且根據基本法第107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

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因此,只要香港的自由主義政策,以及中央政府與基本法仍然存在,即使將來有特首或立法會嘗試提出過分福利的政策,都很大機會被否決。
其次是香港的民意。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曾於文章《普選改革的主要爭議﹔過量福利與功能組別》指出,香港人一直強調「獅子山精神」,堅持自給自足與自食其力。
舉例來說,在2003年1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齊銥教授估計,至少有十五萬名長者幾乎全靠每月705元的「高齡津貼」過活。他們雖然有資格獲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卻因為上述標籤而未有申領。

除此之外,筆者在2005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公眾對福利及貧富不均的問卷調查,發現了即使貧富差距加劇,香港人還是傾向認同一個講求競爭、財富按個人成就分 配的社會。受訪者認爲,香港是一個低稅率的社會,個人應該為自己負責,而非依賴社會福利。只有25.5%的受訪者喜歡香港成為一個有大量社會福利,但是高 稅率的社會;而71.1%的人們喜歡香港成為一個低稅款和個人對自己負責的社會。2
另外,根據二零零四年中大社工系王卓祺教授、莫邦豪教授及香港亞太研究所王家英博士負責研究的《香港民主發展會否帶來福利主義?-民粹主義的論證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發表社會福利指標研究報告》,報告的調查數據顯示:
調查發現在一千多位被訪者之中,認同福利主義者只佔極少數。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只對有需要/有困難的人負有福利責任;超過 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的福利應止於基本需要水平。並且,六成的受訪者認為申領綜援是社會援助而非公民權利。此外,有三成二的受訪者願意盡公民責任,表 示願意交多些稅予政府以改善社會福利(表一)。
數據重整的結果顯示,支持福利主義的被訪者並不足百分之三,而持反對福
利主義的被訪者則達到四成,中間立塲的被訪者亦有五成六。總體來說,香港民意
絕對不支持福利主義政策;但卻不可以說某些福利主義政策一定得不到民意的支
持,但它的推行會甚為艱難。(表二)。((王卓祺博士、王家英博士、莫邦豪博士:<香港民主發展會否帶來福利主義?-民粹主義的論證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發表社會福利指標研究報告>,2004-8-31))

由此看來,香港人普遍並不支持福利主義,甚至對某一福利政策的推行亦持保守態度,可見香港出現福利主義的機會甚微。

總括而言,香港的民主化進程與增加福利並無太大關係,而且香港的自由主義政策,以及香港人的文化,都不利於福利主義萌芽,甚至是推行福利政策,亦要步步為營。此結論除了反駁了梁振英的論述之外,亦希望可以給福利派的左翼朋友一個小小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