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4周年了。24年來，香港人憑覑自己的良知、對是非黑白的執著，以及對國家的關愛，都在「六四」這一天，跑到維園，以歌聲和燭光，紀念24年前那一場屠殺。我們這種自發的、無私的行為，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後，果然匯集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於無聲中把香港建設成為中國的良心。這是每一個香港人最值得自豪的。
為什麼說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良心？因為我們通過紀念，使中共想在全民族的記憶中抹去此一頁的圖謀不能得逞。通過紀念活動，我們不但為中華民族保存了歷史真相，也伸張了歷史的正義，而這正是民族良心所在。
24年來，香港是中國大地上唯一一處能夠紀念「六四」的地方。我們在香港紀念「六四」，客觀上是在向大陸「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作鬥爭，有力地支援了內地的民主抗爭活動。
一場記憶的鬥爭
蘇聯東歐集團崩潰前，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錄》裏說：「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作者批判了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往往出現「有組織的遺忘」，表現為在極權政治的高壓下，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的人既是被迫也是主動地選擇了在「遺忘」中生存，於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文化，甚至是語言文字在時間之河裏漸然消音了。所以，為了不讓當權者抹煞歷史罪行的行為得逞，人民就要與之開展一場記憶的鬥爭。所以，每一個「六四」燭光晚會的參與者，就是用個人非常卑微的力量向這種「有組織的遺忘」說「不」。
中國學者徐賁在其巨著《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吉林出版集團出版，2008年）中指出：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來記憶。哪怕對那些與我們只有淺淡關係的人們，我們也與他們因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藉由人類共同創傷的記憶，各種社會群體、國族社會，有時候甚至是整個文明，不僅能夠辨認出人類苦難的存在和根源，還會就此擔負起一些重責大任，警惕袖手旁觀的冷漠。他引述英國歷史學家Ian Kershaw所說，「通往奧茲維辛（筆者按：德國納粹集中營）的道路，為之開道的是仇恨，為之鋪路的是冷漠。」
我們紀念「六四」，正是因為「因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道德責任驅使我們要牢牢記住這種眦滅人性的邪惡事件，避免我們民族再重蹈這種覆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我們的堅持，有力地支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丁子霖女士常常說，沒有香港的支持，她們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前幾年，中共曾經放聲氣要和「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個別成員商談賠償問題。雖然由於「天安門母親群體」堅持集體談判而告吹，但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中的道德底線已經在崩潰中，不敢再堅持屠城有理的歪論，改而商談賠償。如果它沒有錯，它幹嗎要跟你談賠償？所以，我們對天安門母親的堅持，至少可以促使中共的道德底線的早日崩潰。
燭光晚會成為播種機
我們的堅持，使維園的燭光晚會成為播種機，協助內地朋友突破當局的信息封鎖。近年來很多內地同胞專程來港參與「六四」的紀念活動，這是維園人數年年遞增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回到大陸後，這些潛藏在內心的火花，將在未來適當的時候變成燎原的大火。
正因為我們敢於向「一黨專政」說「不」，堅持24年以後，內地人民也認識到，他們在大陸，如果有「不平鳴」，必須走來香港發聲。從近年香港成為大陸禁書的集散地可以看出，凡是在大陸有冤無路訴的，不管你級別有多高，你都只能走來香港訴說心曲。從此可以看出香港在大陸政局中，扮演一個良心的角色。
過去170多年以來，在中國走向世界文明這條漫長的道路上，香港都在默默起覑推動、促進、催化的角色。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一點已經為史書所記載了。想不到在最近的24年間，我們發展出一個新的「品牌」：中國的良心。這是我們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們的政治資產。唯其如是，我們更應該勇敢地挑起對國家的責任。大中華派固然應該如此，本土主義者更應該珍惜香港這種獨特的作用而不應該喊出「杯葛六四」這種錯誤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