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常委徐漢光以電郵批評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指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徐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誤解惹來丁之不滿，更有可能影響天安門母親和支聯會以後的合作。幸好徐漢光立即致函丁子霖道歉，並引咎辭去支聯會常委職務，希望這小風波會盡快平息，大家繼續為六四寃魂點上每年的六四燭光。
徐提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帽子，其實絕難往丁大媽頭上扣。所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指被綁架的人質(或受害人)對綁架者(或施暴者)產生了同情甚至協助綁架者(或施暴者)犯案等情況。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質數據庫顯示，接近三成的人質會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癥狀。據心理學者的研究，容易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多是情感上會依賴他人且容易受感動的人，若遇到類似的狀況，便很易出現症狀。最常見的是在被綁架的情況下，人質在感到綁匪威脅到自己存活的同時又被一些略施小惠的舉措感動，由恐懼至害怕至同情到最後甚至幫助綁匪，一起逃亡。
很明顯，丁子霖自一九八九年兒子死於中共六四屠城後，一直鍥而不捨要求中共還他們一個公道，二十四年來從未妥協，冒著被拉被鎖的危險也會用盡方法悼念枉死的兒子和其他殉難者。成立天安門母親這群組也帶來打壓和干擾，丁大媽有向共產黨妥協嗎？有同情解放軍開槍殺學生嗎？有協助共產黨一起作惡嗎？想來想去也看不到丁點兒「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症狀！
徐漢光對「愛國」是一直堅持並有他獨特的闡釋，這回因不滿丁大媽對本年的支聯會口號「愛國愛民」的批評，因丁認為那是「愚蠢」的選擇，徐就批評丁「不了解香港形勢」並死撑「泛民本質關心中國的事和發展，這就是愛國」，最後的評語又指丁「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便激起了丁的反擊。丁回應指她了解香港情況，並怒稱「（支聯會）把我這老太太當成文盲、當成猴耍啊！」
其實，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不是丁大媽，而是本港無數的建制保皇奴才們，再加上一些偽民主派，都完全吻合「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症狀：被中共挾持的、閹割的、滲透的、統戰的大有人在。在中共的淫威下，在無權無奈無助的情況下，中共只要給予幾塊小糖小餅，便皇恩大赦似的效忠中共，把綁架他們的、剝奪他們自由人權法治的「綁架者」-共產黨-視作伙伴，還協助中共打壓平民老百姓。
一眾保皇建制奴才已沒藥可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入骨入髓，只要中共繼續施予小糖小餅，做狗做奴他們是甘心的。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人，良知未泯，就應做人應做的事。人是要團結一致才有力量免被狗噬、免遭狼吻！為一句口號的不同意見便扣帽子罵人，絕非民主派人士應為。這小事一件，其實提醒了泛民朋友們，千萬別剛愎自用。在位太久的人不是抱殘守缺、便是自我感覺良好，在一眾黨內外的「粉絲」簇擁下，看不到或詐作看不到外界的批評，永遠故步自封，直至被市民唾棄便噬臍莫及矣！要不是丁大媽振聾發嘳的提醒，支聯會的錯誤便會斷送了港人一直團結抗共的意志！
孔誥烽: 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
六四晚會爭論，起源於「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當初口號一公開，網上立刻起哄。如果沒有這個口號，本土派人士怎樣呼籲杯葛晚會，都一定成不了議題。我們本應該借這個口號爭議，好好反思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和香港人以後應該怎樣面對六四的歷史。但一些朋友卻好像無興趣討論這些問題，反而對「本土派」大興問罪之師，可說是「kill the messenger」之擧，有如以爲將告訴你有病的醫生殺死便能痊愈一樣。
忠君愛國的毒霧
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舉起愛國旗幟，就像古代士人要向皇帝進言，一定強調自己「忠君愛國」、沒有逆反篡位之心一樣。學運剛開始時三名學生高舉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哀求領導人接見，這表現出的，正是這種情懷。但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從岳飛到屈原到袁崇煥，無論你怎麽表忠，皇帝看你不順眼你就是逆反，你就要含冤被殺或自殺。忠臣死後，懷念他的百姓士人，例牌會定時悼念，甚至上疏要求皇帝平反。
這種哭哭啼啼的、等待和哀求天降明君的戲碼，千百年來不斷重復。1989年6月4日淩晨以「孩子」自居，苦求「祖國母親」聆聽的年輕人被虐殺，之後支聯會帶領港人每年集體表達哀慟、要求「平反六四」，可説是這種忠君愛國悲劇的現代翻版。
當年學生運動當中，當然也有反對這種擺脫不了皇權意識的請願方式的聲音。例如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當時在電視鏡頭前毫不客氣地狠批在人民大會堂跪地痛哭的同學，問他們是在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爲何要跪求？
而64屠城剛發生後，香港群情洶湧，6月7日的罷工、罷課、罷市三罷行動如箭在弦。若當時三罷得以開展，便等如是將香港人目睹北京市民被殘殺的悲痛，導引成本土起義的怒火。當時香港的回歸倒數剛啓動，基本法進入最後定稿階段，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後制度安排與民主化進程的關鍵時刻。三罷起義挾著一百萬人上街的氣勢，就算不能改變97大限，也肯定能對當時基本法的最後定案發揮及時的影響。
我們今天可能忘記了64鎮壓後的中共是多麽虛怯、在國際上多麽孤立、在1989年下半年東歐骨牌開始倒下時，中共是多麽的害怕。當時香港就是唯一能幫助中共打破孤立的窗口 — 還記得無綫袁志偉笑咪咪地爲李鵬做了64後首個境外媒體訪問嗎？還記得東亞的李國寶奮身以真金白銀幫助中資銀行化解擠提危機嗎？當年這些因帶來的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
支聯會的原罪
在1989-1990年中共的惶恐和香港對中共突破國際封鎖的特殊戰略價值的前提下，若本土起義得以成局、民主派提出97年全面實行普選等要求，中共是很可能會妥協的。若做不出這個效果，當時的港英政府，也絕對不敢鎮壓。這對港人可說是一場只能贏、不會輸，最差都是打平的完美賭局。但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支聯會在三罷前夕匆匆以旺角出現零聲騷亂、我們至今無法證實的有中共特務潛入香港要搞事（是又怎麽樣？）等不明不白的理由，取消了三罷，香港人連試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三罷被取消，香港人便白白錯過了影響97後政治狀況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機。1989年春天香港積累起來的巨大群衆力量，一下子被瓦解。1990年4月4日，一個極其保守的基本法定稿在人大通過，裏面的第二十三條條文，甚至比1989年2月第二稿的版本更爲嚴苛，將本來已經刪走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字眼重新加入，更加進禁止香港政治團體與外國團體有聯系的字句。
8964後東歐共黨不敢開槍鎮壓群衆，締造了民主革命的奇跡。8964後香港民主派領導人主動繳械，令香港人錯失起義良機，連在極反動的基本法版本通過之時，也完全無力抵抗。89民運本來為香港帶來的抗爭精神，被當時的支聯會壓了下去。香港市民沒有欠支聯會，而支聯會卻欠了香港市民，背負取消三罷抗爭的原罪。在以後的悼念集會中，市民只能被動地寄希望於蒼天有眼、忠良之士有日終得到昭雪平反，像中國歷代屁民六月吃粽悼念屈原般。整個事情，忽然變得十分中國，彌漫著一片懦弱自欺的忠君愛國毒霧。
當然，89之後，香港不是沒有先進之士對這種只有哀慟而沒有戰鬥的悼念儀式很有意見。1991年我入讀中文大學時，學生會、學生報的學長學姐便告訴我們，8964的精神，其實是「民主不是身外事、具體實踐生活中」。之後幾年，我們參加支聯會的活動，都不會跟著喊「平反六四」，熬過了越來越形式化的六四燭光晚會之後，都會跟其他大專的同學、四五行動等集合去新華社抗議，衝擊由警方鐵馬架起的無理防綫，企圖走近新華社，挑戰警權。我們也投入香港本土各地的基層抗爭。如當年參加荃灣與金輪天台屋抗爭的社工和同學，很多都是受到六四洗禮，是很有意識地將六四的抗爭精神實踐在香港本土。
在1990年代，對當時我們這些為97主權移交而十分焦慮的熱血年輕人來説，8964的精神，並非「愛國」，而是本土抗爭。在97年之後，這種抗爭精神，在不少悼念六四的活動中，仍然存在，例如之前的港大國殤支柱事件與保衛民主女神像事件。但畢竟這些抗爭都不是主流，無法改變支聯會悼念的儀式化和忠君愛國化。
六四不止是中國人的事情
今年的「愛國愛民」口號，「愛國」固然令人聼來生厭。喬曉陽當年挑起「愛國爭論」否決07/08雙普選，一眾天真民主派人士真的參加這個無中生有的「爭論」，正經八百地討論愛國的真定義。但這種「愛國」觀念，就像以前的「忠君」觀念一樣，是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的，當權者認為你愛國你便愛，他認爲你不愛便不愛，你認真理會它便中伏了。而「愛民」，則是更為不知所謂。是誰在愛民？如果是一般民衆愛民，那便是自愛、是相互間的博愛。說愛民，便令人聯想到以前皇帝和士人居高臨下的「愛民如子」。一邊要求平反、一邊說愛民，體現出來的，是一個既卑躬屈膝又精英傲慢的儒家忠臣潛意識。
「愛國愛民」口號，與香港民情脫節，現在連作爲運動主體的天安門母親也批評，可說是支聯會從未有過的大危機。支聯會將口號拿了下來，希望他們能認真反思爲何這個口號當初能出現、背後是一種什麽心態、為何他們可以撐那麽久、和爲何會出現侮辱丁子霖的鬧劇，千萬不要只歸咎於「個別人的偶然失誤」或「有人有心整死支聯會」，以爲急速切割和道歉後，便可當沒事發生過。
六四是中共對人類犯下的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與盧旺達、南非種族隔離、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等性質相同。香港是今天仍有一定自由的對這個罪行的直接、深入的見證人，有責任每年提醒世界有這樣的一個罪行曾經發生 — 現在要遺忘的，不單是中共與中國屁民，還有要跟中國做生意的各國權貴和怕其中國關係受損的各國知識分子。
我們要悼念六四，為的是要延續89年的抗爭精神，要在全世界帶頭給中國志士爭取轉型正義的事業，給與支援，而不是爲了有意無意地幫助北京誘使我們接受「愛國」這頭特洛伊木馬。這是任何一位香港人在考慮今年以何種方式悼念六四時，必須要正視的。
孔誥烽 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