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3月21日星期四

盧斯達: 香港為甚麼不是政治實體?




吳康民在報章撰文,題曰〈「佔領中環」,意欲何為?〉,該文不只狠批佔領中環的倡導者陰謀癱瘓香港,更指爭取普選是「企圖在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能選出一位與北京對着幹的特首,實現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另一邊廂,泛民不少人物亦呼籲行動不能激進,要恪守非暴力原則。李柱銘更哭求激進派不要破壞運動。

中共和泛民的取態,相映成趣。中共大鑼大鼓指控泛民要搞暴力抗命;泛民則千叮萬囑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最近泛民陣營更為了佔領手段而吵得面紅耳熱。意見雖然對立,但骨子裏都很害怕香港真的亂起來。

吳康民很老實,不講廢話,此文就是講出中共的心迹。中共可以給你選特首,但前提是它要肯定選舉結果合它心意。在中共布爾什維克的思維中,特首有任何獨立意志,都是與它「對着幹」。中共就是要一個狗奴才,一個完全沒有獨立意志、完全不會捍衞香港人在地利益的殖民官。吳康民堅持中共有權搞假普選,給出的理由是香港並非一個政治實體。

此論尤為可笑。因為政治實體是一個含混一元的說法。政治權力也分主權和治權。香港的主權並不是無條件歸於中國,前提是中共恪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對香港開出的普選自治承諾。

香港為甚麼不是政治實體?香港有其人民、有其土地、有獨立於中共的官僚系統、地區行政機關、還有獨立的議會,連法制都跟中國不一樣。如果香港不是政治實體,為甚麼中共不能直接派黨官治港,而要千方百計控制特首選舉、滲透香港各界和公務員系統?中國不能名正言順直接管治香港,而要透過中間人和政治買辦(董建華與曾蔭權),就因為香港是一個政治實體!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但香港的治權卻屬於香港公民。

鄧小平設立一國兩制,理想是兩制並立,保存香港精銳,以作為中國社會政治改革的制度資源和學習對象。但現實上,卻是中共時時害怕香港太過進步,要千方百計摧毀香港的優越制度和資源。拖過兩次普選,中共已打算封頂,不讓香港進步,中國也就可以安心專制下去。所謂民主回歸,就是如此虛妄。結果必然是落後的一國吞噬進步的兩制。吳康民也特別強調香港金融秩序受阻惹來的國際關注。為甚麼要特別提這個?因為中共最怕國際關注、最討厭外國勢力。

香港人要逼中共讓步,就要大搞特搞,讓香港普選問題國際化,還要進行到底。不要害怕這樣做會惹惱中共,反正港人要爭取真普選,本來就是惹惱中共的行動。香港本來就是世界的,香港的前途也和文明世界有關。


泛民也請不要民族主義發作,將香港問題置於「老竇打仔」的上下倫理之中。香港人奶粉問題被外媒廣泛報道之後,兩會講到香港,就馬上圍繞這些問題了。香港問題就是要國際化。「家醜」就是要外揚,中共討厭的,香港就要做到底。


盧斯達 自由撰稿人
 

李德成: 港人會被「佔領中環」連累嗎?

當保皇黨和反對派就「佔領中環」刀來劍往的時候,一向抱持另類意見的本土派大將陳雲根(陳雲)教授就對佔中持否定態度。陳教授的意見是指和極權政府的政治鬥爭,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旦失敗,好多人幾世代都會被連累。他並舉出蔣中正抗共失敗和六四天安門民運失敗的例子,指中國人就是為此而付出代價。但陳教授同時又指本土運動才是正確的道路,捨正確的道路而取失敗之路,正是香港民運失敗的原因。

若照陳教授的意思,那麼歷史上所有的抗暴行動都不應發生,因為任何時候以平民面對一個國家機器都是凶多吉少。陳教授的本土運動之所以還未失敗,只怕是因為陳教授還未付諸行動,筆者真的不相信陳教授的本土運動在那方面較佔中有更高的勝算。

佔中的勝算不大,是可以預計的,因為共產黨是一班會向人民開槍的禽獸,但會連累港人嗎?讓我們看看陳教授舉出的兩個例子,蔣介石抗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抗,用這來類比平民抗暴失敗是不倫不類的,因此可以不論。但中國人有因為六四失敗而受累嗎?六四前後,中國人都是共產黨的奴隸,六四的失敗,只是令中國人繼續當共產黨的奴隸,若沒有六四,共產黨也絕不會解放中國人。

我們要爭取民主,失敗了,結果就是沒有民主,我想陳教授不會以為若果我們不爭取,反而會有民主吧。我們現在的環境還能再差嗎?保皇黨和政府提出的任何議案都能通過,反對派對政府的監督完全失效,大商家予取予攜,法治被侵蝕,警隊只顧着維穩,我們的身家性命都變得沒有保障,即使佔中失敗,也不能再差到哪裏了。

佔中要成功,就要港人參與,因此每一個不參與的人,都是有份令佔中失敗,因此這些人是成功地消滅一個他們不願見的運動,於黨國有功,而且可以繼續地安心做共產黨的奴才,皆大歡喜,又怎會覺得受累呢?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戴耀廷: 中環人如何計算「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行動要佔領中環,因此最受此行動直接影響的應是中環人。中環人不止包括在中環工作的人,由於中環是香港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故此中環人可以泛指為所有商界或金融界中人,包括香港的財閥。要分析中環人如何看「佔領中環」,可先假設中環人都是經濟人,而非道德人。道德 人是指他們是按其道德標準中的善與惡來作決定,而經濟人作出決定時則單純以利益的得失計算,利益則主要是經濟利益。

當然,中環人可能既是道德人也是經濟人,但為了方便分析,我還是假設他們是單純的經濟人;也即是說中環人會支持或反對「佔領中環」,完全基於「佔領中環」對他們的經濟利益的得失計算。

如何推算經濟得失

在此階段,「佔領中環」還在醞釀階段,因此根本不會影響他們的任何經濟利益,故他們對此應是懶得理會;一旦「佔領中環」能形成勢頭,那他們就必須考慮「佔領中環」的可能影響了。「佔領中環」要求2017年能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那即是說,行政長官有可能由一名泛民主派的人當選,其政策可能會更重社會福利,進而影響到中環人的既得經濟利益,故他們必會反對「佔領中環」所提出的真普選訴求。這可把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損失定為「P」。

此外,假如「佔領中 環」行動真的進行起來,在佔領的日子,香港的金融服務和不少經濟活動將有可能受到阻礙,因而令他們的經濟利益受損,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也可能受影響,所產生的長遠經濟損失可能會更大。因此,他們也必會反對「佔領中環」行動,也必會參與各種行動防止「佔領中環」行動實行得到。

如果阻止他們所能影響的人參與此行動,盡量化解這一行動,使最後真會參與「佔領中環」的人數只是很小量,那麼警方可輕易和快速地驅散人群,把「佔領中環」行動製造的經濟損失減至最少。

不過,如果「佔領中環」行動真的能夠形成,有一萬甚至更多港人堅決要以公民抗命的行為佔領中環要道去爭取真普選,那麼中環人所憂慮的經濟損失就必會出現。當「佔領中環」行動發展到中環人避免不了的地步時,他們就必須重新計算。

當有一萬甚至更多港人堅決地以公民抗命的行為去佔領中環要道,那麼特區政府有可能要用防暴隊驅散他們,甚至中央政府有可能出動解放軍才能控制場面,跟着不少參與者或是自首或是被執法部門拘押、檢控和判刑,那同樣會對香港的經濟產生負面後果。可把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損失定為「Q」。

經濟損失如何彌補

P Q的值是多少沒有簡單方法去計算,但卻必然會影響中環人對「佔領中環」的取態。因應中環人判斷PQ的值是多少,他們對「佔領中環」的取態有以下的不同 可能性。若引入真普選的經濟損失(P)是比「佔領中環」和接着的鎮壓(Q)所產生的經濟損失為大,中環人的理性選擇是會支持鎮壓,以防最大的損失出現。

但對中環人來說,普選與否並不是關鍵,其實他們所要的是一套穩定的規則,無論哪套規則是什麼,只要他們能合理地預見規則的結果,他們就可事先作出規劃,以增加自己在規則下所能有的得益和減少要付的代價。在現有香港不符真普選原則的制度規則下,中環人可享有制度上的優待,因此他們必然不想改變。但香港的政治制 度已去到不得不變的關鍵時刻,故中環人也必須計算會有什麼轉變和如何應對將要來的轉變。

即使把制度規則改變,成為符合真普選要求的,只要制 度規則仍是穩定和可合理預見結果的,他們只要作出適當的政治投資,一樣可以在新的制度規則下作出規劃以增加得益和減少代價。雖然,這些轉變無可避免會令他們的總體得益至少在短期來說是減少了,但那也不是一些不可彌補的損失,他們甚至在熟習了新的制度規則後,整體的得益可能不會比以前少。

因此,若中環人判斷P是比Q小的話,那麼中環人的理性選擇就是想方法令「佔領中環」和鎮壓不出現。若中環人有方法令「佔領中環」不出現那是最理想,但若參與「佔領中環」的人的意志和數量是夠堅決的話,那麼中環人將沒法從這一條路減少損失。

中 環人另一個方法就是防止鎮壓出現。若中央政府對「佔領中環」背後的要求(即引入真普選),是持絕對不能接受的態度,那麼中環人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只能無奈接受由鎮壓而產生的損失。但中環人若判斷中央政府是否能接受「佔領中環」背後的訴求,可能還是會看中環人本身的想法才作最終決定,那麼中環人或許可令最 終的損失減少,那就是也支持引入真普選。中環人支持真普選並不是基於政治道德的原則,而是純經濟利益的得失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