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0月28日星期日

陳家洛:公共政策改革的盲點與謬誤——美國與香港的同病相憐




香港人愈來愈長壽,但巿民卻對未來的生活有愈來愈多憂慮,擔心自己將來應付不了各項日常開支,更害怕成為別人的負累。現行的制度,鼓勵巿民儲蓄,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未雨綢繆,萬一事與願違,市民就得依靠一些補助和針對性的扶貧措施。

回歸以來,這個社會因為貧富懸殊愈加嚴重,而造成了各階層的分化對立。貧窮如癌症,不及早治理,處理馬虎,最後會令一個社會在痛楚中步入衰竭。香港人,中產的和基層的,真的容忍力強,才勉強頂住生活的壓力。筆者和不少朋友都是在緊絀的環境中成長,都見盡了父母的辛勞辛酸。跟以前很不同的是,今天富裕的香港,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不減反增,已經達到0.537這個嚴重程度,向上流動的願望早給向下流動、跨代貧窮的現實取代了。傳統簡單的補助方法,加重了公共開支,又達不到合理的效果。當中,長者貧窮的情繼續有惡化舻象,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就算是今天的中產一族如何拼搏,對未來的處境也沒法看得清,有中產長者要動用積蓄和資產去支援下一代的生活擔子。還有超過70萬名婦女,一生為家庭而放棄事業和工作,她們的付出和對社會的貢獻從來不計算在「生產總值」之內,說到安享晚年,就要看個人的運氣和際遇了。

怎麼辦好?香港應否設立一種「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為人口高齡化和長者的生活提供更全面更公平的保障,本身是個十分值得探討的公共政策課題。推動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的民間團體從來不是一群天馬行空的幻想家,完全不是批評他們的人所指的「不道德」和「民粹」的。事實是,不同的組織和政黨亦拋出了一些方案和數據,在過去20年持之以恆地促進社會聚焦探討相關議題。

政治,本來就是要為社會作出合乎「公共福祉」的決策。就全民退休保障這樣一個關係到所有人的議題進行諮詢,香港政府竟然堅決地拒絕考慮。為什麼?

政策偏見與分化手段損害福祉

凱恩斯是個甚具幽默感的經濟學家,早於上世紀初,他曾經輕描淡寫地說明了一些公共政策辯論中常常遇見的認知偏見(cognitive bias)。「那些自噓只會做實事的人,總是認為自己不受任何理論影響,他們通常都是某些無用的經濟學家的奴隸而已。」(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p. 383.

這些根深柢固、自以為是的偏見,包括將自由巿場和個人責任置於首要位置,並認為政府和公共政策只會幫倒忙,因此必須「審時度勢,謹慎行事」。最多,政府只可以做一點補助、一次過的特惠措施。與此同時,在香港,一般所謂「獅子山下」的故事,被當權者不斷循環再造,如果富有的人是因為他們憑藉自己的努力和聰明理財的部署,受窮困所累的人多是自作孽了。當社會輕易跌入政府設定的分化手段,巿民對號入座般墮入對立面中,政府便可以以逸待勞了。最近歐盟爆發的債務危機,更被隨便拿來「證明了」全民的退休保障只有死路一條,其實又是另一類以偏概全的選擇性偏見(selection bias)。諷刺地,「做實事」的人可以隨便隨意的罔顧客觀事實和嚴格的分析,因為他們的思維和行動都被過時的意識形態卡住,為政府拖延制度改革不斷尋找藉囗,形成一種自私和逃避責任的短線行為。

諾貝爾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的新著《The Price of Inequality》(貧富懸殊的代價),審視了美國國內當前惡劣的經濟環境,質疑當權者一直以來抗拒思考財富再分配、迴避規管有損社會公義的巿場和企業行為,更鄭重指出推動社會改革時必須改變政客和政府的主觀和偏見。他認為,政策之爭本來就是觀念之爭(the battle over policies as a battle over perceptions),不用多說,移風易俗肯定比數據分析是更難的事情。

民主民生改革缺一不可

Stiglitz進一步認為,促進公道社會的政策和制度有助增強社會內的互信和團結。互信為人與人之間可以持續合作提供基礎,是維繫政治和經濟活動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tial)。不過,貧富懸殊惡化的後果是社會分化,打擊互信,令社會資本流失,增加政治經濟衝突。因為上述政客和政府的偏見,更直接令人民對公共政策制訂產生嚴重的不信任和質疑,直接打擊覑美國民主制度的認受性。

說到底,對人的尊重,乃至捍衛所有人的尊嚴,是公平社會的基礎,更是可以維持長久穩定和平的最重要原因。美國的改革聲音要求把「民主進一步民主化」。

從來沒有民主選舉的香港,更難面對認受性的挑戰和管治危機。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在制訂公共政策過程中更難得到合理的看待。無論是行政機關,還是立法會,都爭取不了巿民的信任。1200人的小圈子特首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皆異常狹窄,已經是老掉牙的事情。目光如豆的當權派和他們的支持者,喊出「香港營」、「做實事」此等囗號,不是虛偽造作,便是習以為常地死抱一些自以為是的偏見,破壞社會團結卻不自知。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

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2. Joseph 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2012

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為社會發展及社會福利作長遠承擔》,20128

4.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全民養老金方案公眾諮詢文件》,20121月(www.aup-hk.org

5.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及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巿民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意見調查報告》,20127月(www.aup-hk.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