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沈旭暉:阿拉伯地緣政治的突破—— 茉莉花革命改變了什麼?



在過去一年,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也門等紛紛爆發茉莉花革命,多名長期在位的領袖被推翻,有學者將之命名為「中東波」,亦和冷戰結束前的「蘇東波」相提並論。但究竟這真是一場「革命」嗎?它又究竟改變了什麼?

 

首先,目前這些案例的成功關鍵,實在難以完全歸因於「人民力量」,也實在不很像一場革命。以埃及為例,穆巴拉克的下台,沒有軍方內部的倒戈,無論有多少群眾活動,也是不可能的,而目前的政權基本上也是握在軍方手中,我們可視之為「政變」多於革命;至於利比亞則完全是一場被國際干涉的內戰,卡達菲原來要處理東部群眾抗爭並不困難,只是聯合國禁飛區一設立,他才沒有獲勝的機會。也門局勢則尚未明朗,但總統薩拉耶出走,無疑也是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令也門目前陷於全面內戰邊緣。無論結局如何,我們都難以對民主制度的落實感到樂觀。換句話說,對這些獨裁者不滿的人固然有不少,但支持他們的人同樣也有不少,以卡達菲為例,他長年累月派發福利,其實有大量鐵桿支持者,支持穆巴拉克的埃及群眾至今也在示威。

 

這狀況不同於東歐共產政權崩潰時,幾乎是全國立刻有共識推翻原有政權、採用議會民主制度,反而更像戰後的阿富汗、伊拉克那樣,只能靠軍隊或外力維繫一個弱勢民主政府的門面,負責與外間周旋,並任由其他地方勢力進行實質管治。

 

歐美對中東政策新公式

 

不過,這波「革命」卻確實帶來其他連鎖影響,而且有些還相當深遠,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中東政策。昔日美國的中東政策有基本公式﹕扶植親西方的獨裁政權,讓他們鎮壓境內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確保他們在能源問題上不會和美國完全對立,因而不會認真看待這些獨裁者的本土人權、民主等問題。這道公式以往也曾面對挑戰,例如親美伊朗王朝被推翻、又如從前親美的薩達姆最終尾大不掉挑戰美國,但都不如這次尷尬,因為美國既要承認茉莉花革命代表的「人民力量」,又不能一筆抹煞昔日這些獨裁者對穩定地區局勢的貢獻。又如法國在利比亞戰爭異軍突起,成了比美國走得更前的干涉主義者,一大原因就是她在突尼西亞革命的態度太後知後覺,到最後關頭還支持本阿里,因此希望戲劇性調節政策去爭取北非人民諒解,並延續法國在北非的獨特地位。

 

所以,這道公式已必須被調節﹕現在美、英、法等國既要安撫區內的親西方獨裁政權,例如公然聲援穆巴拉克的保守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又要認真定義人權、民主的最低區域標準,並承諾為達標的國家提供保護,好讓他們繼續抗衡激進勢力。這道新公式要落實,必須新的樣板領導人作為各國效法對象,而這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因此相信政權更迭還會陸續發生,但整個地區全面變天的可能性不大。

 

在以上新公式之下,阿拉伯各國需要同時符合國際社會「照顧民生」和「抗衡激進」的要求,這極不容易,因此,西方在可見將來,大概只能倚賴所謂「開明軍方」扮演穩定局勢的角色,例如從穆巴拉克政權變節的高級軍官,或利比亞內戰後的部落軍隊。但這樣一來,阿拉伯各國可能陸續出現「土耳其模式」管治:也就是表面上進行民主選舉,但軍方會不定期在國家憲法被民選政府違背時,基於「愛國心」發動政變,又會在政變後主動還政於民,這是土耳其軍方以捍衛「凱末爾主義」之名,和政客、人民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上述模式若要推廣,前提一是阿拉伯各國要有比目前民主的《憲法》來供捍衛,前提二是軍方可以毋須依靠貪污生存,得到人民的真正尊重。

 

在操作層面,後者比前者更難。

 

以埃及軍方為例,它是國內的龐大利益集團,本身經營不少經濟體系,這角色能否得到民眾接受,頗成疑問;利比亞不少軍方高層從卡達菲陣營走到反對派,似乎也有維持既得利益之意。西方自然會加緊從阿拉伯各國軍方人物中尋找形象健康的合作夥伴,鼓勵他們飾演新角色,但這也可能加劇各國的內部矛盾。以利比亞為例,曾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原來是卡達菲政府的內政部長,他雖然立下不少戰功,卻在勝利在望時神秘被殺,這類矛盾處理得不好,內亂、內戰只會在此出現。

 

至於這些國家舉行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後,最可能出現的當權派,似乎都是不同形式的伊斯蘭團體。在茉莉花革命的源頭突尼西亞,革命後的民主選舉已正式舉行,獲勝政黨是長期被禁的溫和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而事實上,就是本阿里下台前也不斷拉攏伊斯蘭勢力,例如恢復拉馬丹節( 回教開齋節) 就是他的意思。至於在埃及,無論穆斯林兄弟會能否正式掌權,它的代表和副總統蘇萊曼對話後,已正式成為地上組織,令它的全國網絡變成半官方組織,西方也不得不開始接受這類「溫和激進派」。

 

實際上,兄弟會是遠比拉登的阿蓋達更具規模的跨國組織,在中東各國都有支部,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它在埃及得到肯定,會鼓舞類似組織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發展,它們承辦醫療、教育等社福事業時,應會受到比從前小的阻力。就是利比亞的東部革命根據地班加西從前也是王室大本營,從前王室則是一個伊斯蘭派系領袖、自稱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而在革命後,過渡政府已建議改行一些伊斯蘭法,包括一夫多妻,相信就算經過民主選舉,也會是伊斯蘭政黨上台。

 

無論這些組織目前對西方的取態如何,它們昔日都有不同層面的反西方、反帝前科,西方是不會對這類組織完全放心的,為了抗衡它們的影響,也許只能扶植功能類似的親西方友好伊斯蘭組織,伊拉克戰爭後獲重用的穆斯林長老會即為典型。因此在可見將來,這類組織在阿拉伯世界可望逐步承擔部分政府功能,成為在國際舞台愈來愈重要的非國家個體,而阿拉伯、特別是北非各國在同一時間出現新掌權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也可能讓它們出現了互相整合的空間,這也是過去數十年各國民族主義強大時,從未曾出現過的事。

 

中東新政府難以超越

 

說到底,茉莉花革命後的局勢能否穩定下來,內政還是最主要的因素,當中尤以經濟議題尤甚,但新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卻是殊不樂觀的。例如突尼西亞革命爆發的兩大社會原因,是貪污和失業,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失業率卻比沒有受教育的人口更高;利比亞人民推翻卡達菲也以為會迎來一個沒有那麼貪污的政權,好讓青年解決就業問題。但只要我們認真思考,就會發現這些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這些國家的經濟條件,在整個非洲已是數一數二,世界上比利比亞好的福利幾乎不存在,新政府其實很難滿足人民期望,突尼西亞的福利在鄰國當中也並不差。一旦這些新政府滿足不了民眾的經濟期望,就很可能訴諸民粹主義或激進外交政策,屆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可能出現整體性的對西方的挑戰。

 

最後,這樣的局面,自然也會影響到美國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以色列。以色列以往依靠溫和的阿拉伯獨裁政權鞏固其生存,特別是埃及,但目前與以色列相對友好的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革命危機,新上台的伊斯蘭團體均與以色列互無好感,以色列的眼中釘哈馬斯的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又得勢,受革命威脅的敘利亞則反威脅要進攻戈蘭高地來懲罰以色列,這些都令以色列有意重新檢討國防政策。

 

茉莉花革命後,相信以色列會更強調震懾性軍力的重要性,以確保無論阿拉伯各國誰上台,只要領袖還有理性,都不敢挑釁以色列;也要確保阿拉伯、特別是埃及新政府不會大舉支援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假如愈來愈多阿拉伯國家出現反以色列領袖,相信屆時主張強硬的以色列右翼勢力也會反擊,屆時只要出現零星恐怖襲擊,就足以令區域局勢急速惡化,針對以色列的區域大國伊朗也可能以此為藉口,加緊研發其核武器。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時,曾希望永久解決以巴衝突,例如主張以色列退回1967年戰爭前的疆土,但有了上述背景,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這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由此可見,茉莉花革命不一定帶來比從前好的生活,卻可能對國際關係層面的地緣政治帶來劃時代影響,雖然西方要顯得非常支持茉莉花革命,但以上的長遠影響,卻可能是違背西方利益的。茉莉花革命一年後最弔詭之處,全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