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政府成了港大和中大民調叼陪末座的常客，從唯物主義者來說，這些數字俱是個別人士之言，作不得準；倘是認真對待民意，以陳茂波一而再再而三出事，梁振英其實只有把他撤下一途。不過，素以好辯見稱的梁振英看來不會馬上從這條線往後退，若是早前所傳政府內部把與民主派的關係視作敵我矛盾，那末，人們毫不懷疑梁振英今天會把所有從他班子裏挑出錯誤的都視為階級敵人。
今天社會的政治期許與梁營的言語行為各走一邊，個別梁營支持者出來大敲邊鼓，對社會要求陳茂波梁振英下台的聲音充滿鄙夷之情。我無意示以誅心之論，但若是梁振英就社會針對陳茂波及他僭建的指摘是採取辯護式解說，還可理解為個人對外界批評的被動反應；可是今天梁營並非如此，相反是主動出擊，香港終於遇上一個無懼觀瞻的特首。
當然，事物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他著名的《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很具體講到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中國國民政府，那時中共得天下的三大戰役一仗未打，蔣介石麾下控制大部分城巿，還有四百萬美式裝備軍隊摩拳擦掌，艾奇遜在白皮書這樣寫道：「儘管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準備付出任何代價換取和平，然而在目前的情下卻沒有願望成真的一絲可能。國民政府的反動領導層（reactionary
leadership），其打壓其貪腐，令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心。」（《中國白皮書》第二卷七百六十九頁。史丹福大學出版社）
史家認為，一九四七年的蔣介石聲望如日方中，此前兩年剛率領全國取得抗戰勝利，事後回看，倘若還都南京後馬上推行政治及經濟改革，中共根本不可能藉民怨推翻國民政府。但傲慢的蔣介石沒有這樣做，他以為全國在八年抗戰後會感念他的功勞給他更多時間，結果兩年之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成了老先生台灣隔海遠望「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故國。
蔣介石敗在用人唯親
蔣介石失去大陸不是輸在剛愎自用，而是太過信任身邊人，失去了作為領袖的公允和決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對蔣妻舅宋子文向國庫上下其手恨之入骨，寫過著名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蔣介石惜才，親自找傅吃飯，席上蔣問傅「你信任我嗎？」，傅說「絕對信任」。蔣再問，「你既然信任我，就應信任我任用之人」。傅馬上說，「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宋子文其後下台，蔣介石的改革卻因妻子宋美齡干政未克成功；丟了大陸之後，蔣仍未能擺脫這一桎梏，多年後宋美齡權力有增無減，曾經要求駐美大使周書楷為她去信美國報章更正蔣介石婚姻史的報道，周不允，「我是中華民國大使，不是為妳做事」。既是蔣夫人又是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盛怒，先掌摑周，再大吼「我就是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年代官至中校、戰後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從頭念過歷史的學者黃仁宇，在他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嘗言，中國最大問題不在於缺乏成文法，而是官員的權利和義務從不白紙黑字寫清楚，這是因為官員的選拔及政策執行往往「仍靠學誼鄉誼私人關係為轉移」。這種同志式的工作關係，已然逾越成文法系統的理性，概以意識形態主義或「志同道合」為先，革命情誼的兄弟姐妹關係帶來的是公私不分，失去客觀檢定標準，取而代之以「是否同志」量度一切。這麼一來失諸過於盲目，當事事順利，類似關係形態自然路路暢通，可是一旦面臨道德危機，密切私交即成為阻礙反省的攔路虎。
「志同道合」易公私不分
梁振英政府今天走的便是這種小圈子式的同志會關係——組班之初人手選擇，梁振英是以志同道合為首要考慮，當時改革大計仍在擘劃階段，梁振英對前朝留下的文化及政治遺產看不過眼，事實是香港社會不止一次聽過梁營的豪言壯語包括批評公務員系統，去年三月至七月，大革命到來前的氣氛和語言充滿維港上空。當要發動對舊香港由頂至踵的一場革命、當體認公務員是改革的阻路大山，結果只有一個﹕倚靠同聲同氣的同志，於是政治理念的投契，勝於熟悉本務的政務主任。我一直不相信「梁振英因受抵制而找不到人才」之說，反而傾向同意志向相投才是梁振英夢寐以求的手足，不過，在那一刻，這些同志因為各樣原因無法報到。
革命同志興味甚濃的高層官員關係，帶出政治上的近親繁殖，客觀後果是同志情誼以及對政策的視野，較諸鋼鐵更堅實更統一，可是從中沒有第二種及第三種聲音，而是只有一種聲音。類似的情西方近代曾經出現，七十年代的美國尼克遜政府及八十年代的列根政府皆如此，雖說這是政黨政治的結果，然而尼克遜團隊因為水門案集體造假，列根帶他尚是加州州長時的班子東進白宮，得來「加州黑手黨」惡名，八十年代震動政壇的伊朗門事件，便是列根幾位親密戰友的違法之舉。同志文化下的護短是指定動作，伊朗門事件後來鬧上國會，司法部長米斯作證時說了七十多次「我不知」、「我忘記了」，讓人恥笑至今，不是來自加州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克法蘭無以自處，一度輕生。
防衛機制拒絕低頭
梁振英班子今天的局面容易令人想起這些歷史，來自四面八方亟欲改天換地的各人，其政治態度的同質性，極可能是回歸以來三位特首中最大者。不能否認，一旦遇上困難，集體思考的單一本質，無法帶出對事物的另一重切面，於是縱然外間要求下台之聲四起，自我防衛機制隨即彈出，拒絕對外界壓力低頭，在認知層面迅速以敵我之分體待。這一連串的反擊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陳茂波在立法會讀出新亞校歌以及聖經章節那次。也許會有人覺得這些行為令人失笑，不妨細想，在生死之搏的議會短兵相接，陳茂波此舉包含的是更深層意義——新亞校歌及聖經經文脫口而出剎那，是自詡改革香港運動的公開宣言﹕以錢賓四於大亂後創立新亞的精神自許，以耶教的寬恕內容體待對頭人。易言之，那不是嘴皮之爭，而是一種態度的顯現；至於七百萬香港巿民如何評價，這不在他們考慮之中，因為志切改革香港，是他們進入梁朝政府救贖社會的大仁，只是汝等凡夫俗子不識好意。
到了何建宗一日之間閃電去職，梁振英翌日的仔細解釋何建宗與上司陳茂波事件的異同，同志之間的戰爭友誼顯而易見。以愛惜羽毛見稱的梁特首周六用了不少時間解說陳何事件，明眼人一看便知，在特首眼中，陳茂波地位遠比何建宗重要，甚至可能是整個問責班子最貼心的一人，否則的話，何須如此美言。然而何建宗的辭職就像偵察兵探測敵軍火炮方位一樣，一次事件映照出陳茂波與梁振英的戰友情誼，可以預想的是，陳茂波必然是未來相當一段時間的攻堅目標，直至下台，而梁振英必會寸步不讓，全力保護陳茂波，一場可能比十年前呼喊董建華下台的政治攻防戰，梁營若贏只是贏粒糖，倘輸就不止輸間廠，是陳茂波加梁振英二位一體。
新亞校歌聖經的意義
至於另一個命題﹕革命同志是否必然是牢不可破鮮血澆成的友誼？若是如安德烈馬婁描述一九二七年上海大革命小說《人間命運》勾勒出的那樣便是另一回事﹕志切改變現實政治的革命有其脆弱性，投靠革命行列的心裏都有一本帳，從中共南昌起義以至西方的社會革命，參與者政治目標也許在某一特定時空相同，內心深處卻諱莫如深，《人間命運》裏的仁人志士原來各有打算。梁振英班子是否同樣有《人間命運》的聚散匆匆特質，這一刻作出判別未免稍過武斷，然而發軔於去年特首選舉後的一場改革幻想，到今天卻然車崩軸裂，氣若游絲。從麥齊光的房屋買賣，及至陳茂波的劏房風波，到林奮強的一度惹疑，再到張震遠商交所事件，如今像回力鏢那樣重回陳茂波頭上，梁營也許會深深嘆息為何往往是理念最接近的同志出事。政治人格與道德人格孰輕孰重，這一命題的答案，或者已在梁振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