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2月21日星期五

陶傑: 看臉色的學問




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先生訪問香港大學,香港警方保安過度,內部有指示,稱保安的程度一定不可以令李克強「難堪」。

這句話被監警會主席翟紹唐駁斥,指為多餘。


翟主席是律師,提出這句話有問題,很有見地。問題在哪裏?在於警方無法揣摩李克強副總理在什麼時候才覺得難堪。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出任總書記,李克強當了總理,所謂「習李體制」,習總一上台,就提出「領導人各地訪察,不要搞排場,不要鳴炮,不要擾民」。人家習總來廣東,簡單而低調,果然沒有大排場,大陸傳媒,一致歌頌。

這就是說,新人事新作風,人家習李出巡要親民,要貼近中國老百姓講悄悄心裏話。你警方的保安簡約一些,他李總理絕對不會覺得難堪,你用槍林炮山,團團圍困,把人家像押解欽犯一樣牢牢控制住,呼三喝四開道,一向開明務實的李克強先生,才會覺得難堪。

監警會主席受過英式法理邏輯的訓練,他提醒警方:不可令李總「難堪」,不成為行政的指引。難堪不難堪,是很微妙的情緒,沒有客觀的表現。

即使李克強當場感到難堪了,他可以馬上臉色一黑,收起笑容,像化學實驗裏用硝酸鹽測試的揮發氣體,石蕊試紙的變色,即刻在表情上顯示出來。

但也可以不變臉,但在走進港大禮堂之後,向港大校長臉上就抽一巴掌,但這種反應,多半發生在北洋時代的軍閥大帥身上,像張宗昌、韓復榘之類。李副總理是胡耀邦時代的北大學生,兼通英語,因此多半不會。

又或者天威難測,當面半點反應沒有,笑嘻嘻的,一年之後才要警務處長提早腳痛下台,這許多種可能,你警方怎樣揣摩呢?

中國帝皇學是一門專科,香港人的火候遠遠未夠,尤以解讀主人的臉色為甚。像李總理有點像奧巴馬,本來一張臉就黝黑,他高不高興,難不難堪,加上人家的城府智慧,你警務處長能鑑辨得出來?我不信。
 

陶傑: 口才與口術

梁特繼續在立法會戲玩「語言幻術」,左一句聲稱「在記憶中沒有說過」,右一句「在我的意識中沒有做過」,如此將詞彙語法戲玩成癖,在香港十五年特首史上堪稱空前。

可憐大半年前,香港許多基層市民、師奶、知識分子,以為這就是「口才」,紛紛生傾慕之心,現在如夢初醒,發覺上當。

語言幻術與口才,完全是兩回事,只怪香港的教育制度輕視文科,所謂口才,除了七十年代初「花王俱樂部」胡章釗開辦過「口才訓練班」,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全民修養。

口才好,條件是除了機鋒爍智,口才的功能是動人,而不是惑眾。最近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大使史提芬斯在內戰炮火中英勇殉職,國務卿希拉莉致悼辭:「他冒生命之險以制止暴君,又捐獻生命,以謀利比亞之幸福。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史提芬斯。( He risked his life to stop a tyrant, then gave his life trying to help build a better Lybia. The world needs more Chris Stevenses.)」

這就是口才,雖然比起許多先賢如邱吉爾,現代美國領袖的口才不免遜色:希拉莉用了兩次 life這個字,重複是為了強調節奏中有濃厚的悲劇哀思。 Tyrant這個字力度千鈞,這才襯托出一位國士的情操。 Build a better Lybia,有三個 B字的子音,是英國文學中常見的「頭韻」。淺短的一句,似信手拈來,別有心思,這就是口才。

香港人不是沒見識過口才。末代港督彭定康,與香港人同行五年,在立法局中妙語如珠,其臨別的最後演說,引用傑克倫敦名句「寧化飛灰,不作浮塵」,不就是口才文采的範例?十五年後,香港人到底有什麼毛病?是欣賞力倒退,還是智商回塘,還是新移民由大陸不斷湧入,改變了香港人的成分,令他們對「口才」和「口偽」無法分辨?

口才是很難訓練的。七分天生,三分後天培養。首先是腦筋轉數快,其次是文化根基深厚,尤以文學、戲劇、詩歌的知識,要博雅一些。「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一語道破口才的秘密,所以從前說:「不讀詩,無以言」。香港的教育鄙輕文學,尤鄙棄詩歌,「港人治港」十五年,哪有什麼口才佳妙之人?半個也沒有。

當然七百萬人口,口才出眾的,在民間一定有。中學時代,有一年我的班級裡有一個頑皮的同學,讀書不行,但天生一張快嘴。有一天,代數教師布置功課,因數量繁重,引起教室一陣鼓噪。教師不悅說:「嘈乜嘢呢?已經唔算多了。」語音未落,這位同學忽然插嘴:「係唔算多,不過亦都唔算少了。」爆出一陣哄笑。其時他年方十四五歲,此等背景,對答速度和程度,堪稱口才優尖之士。只是這位同學,後來境況有點坎坷,過早地離開學校,投入社會。幾十年後,我見到他,已經不復當日稜角,變得沉默寡言。生來有口才,要有自由開放和相對順暢的環境。
香港人大半年前,尤其所謂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紛紛以「 CY口才好」、「梁振英講嘢有 point」的中國式驚喜,向梁先生灌送高民望。在梁營嚇唬中共「唐英年僭建並有可能干犯刑事罪」之下,陰差陽錯把這位山東漢送入特首府。梁先生有野心想做特首,本身沒有錯。但根據「彼得定律」,前呼後擁把一個志大才疏的人,送到他力所不能及的權力高度,呼擁有人包括許多太監奴才,就鑄成歷史的大錯了。

這不就是佛家所說的共業嗎?香港十五年來的語文,在政治的侵蝕下,早已「一體化」:打造經濟平台、政府一籃子計劃、曾蔭權領導班子之類的大陸詞彙充斥傳媒和政府文章。在這樣的語境,怎會有孤芳獨秀的口才之士?正如在太和殿前黑壓壓地下跪的一眾早班太監裡,又怎能找得到站得筆直、生殖器完整的男人?

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常常把西歐流行曲另填幽默的廣東詞,像「飛哥跌落坑渠,飛女睇見流淚」,還有把電影《桂河橋》的口哨調子填入粗俗的歌詞:「細路,你嗰度生花柳,細路。」令人捧腹。可以想見,這時的香港有許多像陳夢吉、何淡如之類的嶺南蠱惑書生與急才秀士。他們在大三元和得雲茶樓的交談一定充滿娛樂性。只是這樣的好日子,隨同中國文化的淪亡,早已一去不復返,今日的香港是一座語言廢墟,種瓜得瓜,又怪得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