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任命原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接替彭清華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人很多對張曉明比較陌生，僅從他在上月發表的文章，來推斷張出任中聯辦主任，是中央要收緊對港政策，或者是為2017普選佈局。不過我們的觀察剛好相反，我們認為，中央對張的任命，恰恰是要淡化中聯辦在港的角色，反映了中央治港的新理念。
分析張曉明的工作履歷和性格，我們有下面幾點發現﹕
第一，這是從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升格以來，首次由非中共中央委員來擔任最高負責人。張曉明只是中央候補委員；
第二，這是第一次，由港澳辦的官員來擔任這一重要職位。之前曾有過港澳辦副主任王鳳超平調來港擔任中聯辦副主任的先例；
第三，張曉明是這個職位歷來第一位專家型官員；
第四，張既沒有外交經驗，也欠缺地方工作磨練；
第五，張雖然極為熟悉一國兩制政策，卻跟香港各界都沒有很多近距離的接觸。
中聯辦某種意義降了級
從這些特點分析，我們可以理出一些頭緒。首先，自從新華分社升格，打許家屯起，歷任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都是由中共中央委員出任。但張曉明在十八大只當選為候補委員，在171個候補委員中，排第115。根據中共中委的遞補規則，只有在中委出缺下，才有候補中委按順序遞補。也就是說，張曉明要等有115人出缺，才有機會轉正。這樣的安排，實際的結果就是中聯辦某種意義降了級。
第二，張曉明由港澳辦副主任，官升一級來港掌控中聯辦，而他的前上司、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又是中央委員，黨內級別在張曉明之上，因此港澳辦和中聯辦，地位高低就很明顯了。相反，此前彭清華是中共十七大中委，王光亞只是候補中委。這可以看成是中央要把對港兩大系統合二為一的佈局。而且是統合在港澳辦系統。
我們都知道，中聯辦和港澳辦，過去在若干事件上曾經出現不協調的情況，瑜亮情結時而出現。現在合而為一，相信是中央要統一渠道，避免政出多門。
對港兩大系統合二為一
第三，和以往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不同，張曉明是第一位專家型的官員。筆者在後過渡期採訪香港特區預委會和籌委會期間，曾經和張曉明有過一定的接觸。張給人的印象是專業能力非常強，待人處事溫文儒雅，書生氣重。據說，中央領導人當年在籌委會開幕和閉幕時發表的講話，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可以說是對中央領導人的治港理念，了解比較透徹的。
第四，張沒有地方工作的經驗，出任港澳辦副主任後也甚少看到他和港澳工商界見面的新聞，這一點和現任特首梁振英相似。外交經驗方面也較淺，僅出任過渡期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秘書。如果我們單從他的工作履歷來分析，很難想像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是來香港開拓地方工作，為2017年直選行政長官鋪路的。
從許家屯開始的歷任中央駐港最高負責人，我們可以理出不同時期中央的不同思路。許家屯適值中英談判，黨內地位最高，又是老革命，他是以強硬的姿態來搞鬥爭的。之後的周南和姜恩柱都是外交系統出身，明顯是回歸前後，要跟英國打交道。高祀仁1998年來當副主任，2002年接任主任，來之前是廣東省委副書記。這個安排，粵港融合的考慮非常明顯，也因為香港順利回歸，需要廣東配合的地方很多。
至於彭清華，他是個搞組織的官員，正是因為2003年後，中央擔心香港失控，所以必須有搞組織的能手。
那麼，這個時候任命張曉明這樣的人物，體現中央政府什麼考慮呢？
對港政策出現微調
中聯辦地位受到削弱，由沒有地方和組織經驗的專家型官員擔綱，港澳辦中聯辦合二為一，筆者認為反映了新的中央領導人對港政策出現微調：由2003年50萬人上街後政策向左轉，變為回歸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來軌道上去。過去10年，我們看到了中央為了防止香港失控，加強了中聯辦的權力，又由於中聯辦和港澳辦有結構上的瑜亮情結，兩個主要負責港澳事宜的系統經常出現政令不一的問題。同時，中聯辦官員對本港一些自治範圍內事務的過度關心，多少也影響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如果說2003年那一次對港政策調整出現了矯枉過正，以至於中聯辦的角色受到質疑的話，那麼張曉明的履新，從他的特點看，將是一方面更堅持一國，一方面更放手兩制。相對淡化中聯辦對香港內部事務的介入，但屬於中央的權利則抓得更緊。
一國更硬，兩制放軟
這正是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講的，「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持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歸結起來，就是一國更硬，兩制放軟。
這樣的安排，某程度是對梁振英有利的，一方面固然是中聯辦減少介入，讓他有更大空間。另一方面，從交情看，梁張在預委會籌委會共事多年，關係較深；從資歷看，張的資歷遠在梁之後。這樣在兩人之間，梁就算不處在強勢，至少也不落於弱勢。
如果真是這樣，讓一國的事宜回歸中央，自治的事宜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這才是撥亂反正，防止香港管治失控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