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佔中與革命
西媒把佔中運動封為「雨傘革命」，引發了北京一陣鎮壓衝動及一些本地人士的虛驚；梁特乘勢發難，以87顆催淚彈代替胡椒噴霧，於是雨傘也不管用，彼西人說的「革命」就當然「撐」不下去，萬千群眾卻起來了。此「二次革命」，並非毛澤東喜歡搞的那些奪權遊戲，卻類似劉少奇說的爆發自靈魂深處的那種認識上的和平演變。中共驚魂稍定，大概知道了是什麼回事，才稍安毋躁。
革命性質林林總總，有階級革命、土地革命、寧靜革命、科技革命、性革命、互聯網革命、供應鏈革命，等等，多得很。其實，「革命」這兩個字，在傳統中華歷史和文化意境裏，一直是無比高尚的，直至中共搞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污名化了（好像沒有什麼好東西到了中共手上是不變壞的）。
「革命」一詞的本義有多崇高？讓我們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上看看。兩三千年前，中國先後發生了兩件大事，《周易》64卦的第49卦（革卦）的彖辭對此有簡單扼要的論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所謂「湯武革命」，即湯放桀、武王伐紂那兩回事；順乎天、應乎人，便是早期儒學對這兩回事的評價，後世整套儒家思想建構出的政統和道統，便是以《周易》的這一句話十一個字為基礎。
史上對這兩起暴力推翻政權的事不是沒有爭議，帝王與士庶民之間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孟子．梁惠王下》有如下對話紀錄：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很明顯，齊宣王把湯武革命視作臣弒君、犯上作亂，孟子卻不同意，認為鏟除賊害仁義的暴君，概念上和弒君有根本區別，是善舉。
大家由此可以看到一個事實：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在它的源頭上，卻是對兩次暴力革命的歌頌。
這點很重要。大家都明白，佔中運動只不過是要求政權履行承諾，讓香港人自己搞自己的政改，而不是要推翻什麼政府奪什麼人的權；但筆者同時認為，為了袒護反仁義的專制政權而把一切抗爭行為歸類為革命，繼而把「革命」二字任意污名化，是一種極之要不得的當權派劣行。
二、包容與鄉愿之別
不過，儘管儒家歌頌湯武革命，卻並不要求任何人參與革命、當烈士。面對反仁義的暴政，個人對政權採取什麼態度和行動，儒家持一個開放的立場。
在《論語．微子》裏，孔子評價了商殷末年三位反對紂王的名臣：微子、箕子、比干。三者之中，比干最激，犯顏直諫，結果身死不特已，還遭滅門之災；箕子諫得也很激，被紂王關在牢獄裏，淪為奴隸；微子最溫和，認為紂王無道，諫之不聽，便辭官而去，體現了「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明哲保身」哲學。可堪注意的是，這三個人並沒有像周武王那樣起義搞革命，但孔子一律稱讚：「殷有三仁焉」。
不僅如此，就算是面對不義的人君，不效法伯夷叔齊微子那樣歸隱山林而像柳下惠那樣傾向於留在朝廷裏做官，固然就是所謂的「辱身降志」，但只要能夠秉公辦事守住底線、分清善惡不當鄉愿不怕炒魷，孔子便也一樣推崇，認為「無可無不可」。這點孔子在《論語．微子》的最後幾段裏，交代得很清楚。
筆者認為，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學傳統裏的這種對同志的開放、包容，對今天任何派別的社運人士而言，都很值得參考。
三、林鄭why縮沙？
特府周四突然宣布終止與學聯接觸，讓已然同意進行的對話胎死腹中，給出的理由卻牽強得可笑──有人再倡議搞不合作運動。學生一直要求政府對話談政改，無奈政府出爾反爾毫無誠意，於是民情激憤，民氣再度聚集，顯示佔中運動並不如一些當權派說的那樣後勁不繼。民眾休息了幾天，一有需要，可以馬上再度動起來，能量不缺，甚或可能升級、擴大佔領區。然而，為何林鄭臨陣退縮？
坊間普遍認為，特府忽然終止與學生對話，主要是因為梁特的私人財政出了問題，涉嫌於上任後不當收取一筆為數約5000萬元的錢財。這筆款項背後的合約指
明，梁有責任向對家機構提供建議及推介等服務。這一點引伸出一系列問題：合約是在梁宣布參選特首後幾天才簽訂的，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可能呢？梁特上任後，有沒有按合約向對家提供某些服務呢？若有，那就是梁特兼職賺外快，不當，現應悉數向香港市民披露；若沒有，那他是如何履行他那一方的合約義務的呢？對家為何還要遵守合約，如期給他支付那筆龐大的尾數呢？另外，有關消息顯示，合約所涉款項，是從另一有關的公司整體股權轉移交易價中扣除的，但受影響公司的一眾股東卻對梁氏所簽的合約從中取走巨額款項一事並不知情；這就可能牽涉到商業誠信問題。
此事本來與政改、佔中無關，不過，如果在特府與學生的公開對話過程中有人以某種理由提出，就算林鄭馬上頂回去，對梁特而言也是非常尷尬。如果是為了顧全梁特的面子，特府不惜把佔中的解決進一步拖慢，那是十分對不起市民的。
另外一個導致林鄭叫停與學生對話的原因，恐怕就是特府自己定錯了對話題目，竟然安排了在第一輪對話中討論「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這個「法」方面的議題，從來都是北京及特府在政改問題上的軟肋，因為香港人習慣講法治，所有與「法」有關的論述，其中包含的道理和事實，都務求嚴格清晰，不能以權大氣粗仗勢欺人的說話方式代替，管你是人大常委還是黨中央。因此，筆者推測，首輪對話的題目，是那些插手香港政改卻又不懂香港事務的北大爺們替林鄭等一線對話官員們定下的，以為一擺出白皮書、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議，學生一方就啞口無言；殊不知香港人對北京否決「公民提名」的憲法和法律解釋的要求很高，而且反駁的法理彈藥充足。
經過17年的努力，一般港人對「祖國國情」的認識早已十分全面深入，甚至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掌握，已經超乎當權派的水平。就連筆者這個「不讀書、不看
報」、沒有機會接觸人大政協袞袞諸公經常接收並熟讀的第一手官方國情資料的小市民，也清楚而準確知道幾點大陸現行的《選舉法》和《組織法》裏列明的法律條文事實：
一、大陸的人大代表直選機制，包含「公民提名」，而且門檻很低，只需10個選民聯名，便可提名一人參選上一級的人大代表議席；
二、大陸的省和直轄市等各級地方政府首長的產生機制，包含「代表提名」，只需30位同級人大的代表書面聯署，便可提名一個候選人參選省長、直轄市長等領導職位（放在香港的話，這好比每3個立法會議員便可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
三、處理人大代表或政府首長候選人名單的委員會只是事務機構，完全沒有諸如投票決定或否決某位候選人「入閘」的實質權力。
試想，若在本來應該舉行了的首輪特府與學生對話當中，學生代表提出上述事實，要求林鄭等官員解釋，為何「公民提名」、「代表提名」在大陸是理論上合
法的民主程序，在香港反而變成萬惡的違法行為、不能算作民主程序呢？大陸的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理論上沒有實質權力，香港的卻能「無中生有」呢？這些法律問題一提出，在鎂光燈之下，恐怕啞口無言、招架無力的，是林鄭政改三人組。
於是，縮沙之後的林鄭，只能在對話場外繼續拿人大常委決議對着大氣放空炮而不與學生代表短兵相接辯論法理。也許她需要時間請救兵，找中策組的師爺及大陸的北大清華諸「護法」教路。不過，那是注定徒勞無功的。筆者估計，特府不會再提對話，就算硬着頭皮再來，大概也不會蠢得主動談政改的法理基礎了，因為那等如自己找死。
一個政府若是有權而無理，官員們站在大眾面前說話的時候，樣子其實很可憐。如果還有最高領導人的一些私人錢銀誠信問題從旁困擾令輿論譁然的話，則挖個沙洞縮進去藏起來，的確會好過一些。
四、是否失控？能佔立會？
這裏談的不是目下佔中者應否像台灣太陽花學運那樣佔領立法會場，而是想問，當佔中新世代中人愈來愈多達到法定年齡之後，要不要參選立法會，能不能勝出，佔領議席。
新世代抗拒政黨，便是泛民政黨的人，尤其是有頭有面的那些，近日在佔領區出現的話，年輕人準會「一見彈開」。這是因為新世代重視獨立思考和自主行為，不想被任何人擺布、牽着鼻子走。這個世代的人喜歡鬆散平等自由的朋友圈子，絕對不適應動不動以「黨紀」規限成員話語和行為的政治組織。但是，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政黨是民主政治裏的選舉機器，沒有一部像樣的這種機器支持，個別公民能夠勝選進入議會的機會微乎其微。
然而，佔中運動不按本子演出，卻精采燦爛，不僅表現出驚人的動員能力和組織效率，還能曠日持久兼打游擊戰和陣地戰，清場警察對此沒奈何，就算有政治
命令下達了要以更強武力鎮壓清場，也不知從何着手，而且須付的代價極大。當權派及其媒體於是把狀況描繪成「失控」、「混亂」、「群龍無首」、「唔知點收科」，殊不知這個運動自發出現的分散組織形式，不受控而自控，無首而多首，亂的表面包含着動態的序，正正是其最大優勢。
設想沒有這種組織形式，整個運動由一個一元化機構領導，由少數人指揮一切，則很容易失敗：只要政府強行作砍頭式鎮壓，一舉把幾個運動的最高領導逮
捕，或者僅僅是用電子方法切斷這個領導組織的電子通訊渠道，運動便會全線潰敗，所謂蛇無頭不行。但新世代完全不來這一套，他們三五成群、三五十成堆，於有政治行動需要之前已經自然地有機存在，有各自的內部訊息網絡，成員之間深度認識、彼此信任，還有某種程度的家庭支持，所以一旦政治動員起來，一個個都成為最靈活、最有韌性、最難消滅的行動組織；這些組織之間有鬆散但高效的電子平台提供橫向聯繫，一旦出現一個大家都可以認同的號召，便可極速連成一氣，源源不絕一波又一波出擊、休整、再出擊。
佔中新世代一出台，便把這種新的組織和動員模式發揮到完美極致，以至老一脫的社運模式、政黨動員模式，幾乎完全不起作用。事實證明，這種社會運動的新的組織形式能夠有效佔領公共空間。下一個考驗是，同樣的組織形式或其某些變種，能夠幫助新世代佔領關鍵的議會議席嗎？
《氣短集》之五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年輕人們
你所走的路 無盡頭般遙遠
但是為何要咬緊牙關
要走到這麼遠嗎
但是為何要咬緊牙關
要走到這麼遠嗎
你所走的路 是邁向希望
朝陽再一次昇起來的時候
年輕人就再一次起步
朝陽再一次昇起來的時候
年輕人就再一次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