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黑夜，警民對峙，一下擦槍走火，就可能是棍棒與血淚的迸發。
呂秉權（呂Bell）一雙赤手、身無裝備，竄進躁動人群中，撥出隙縫，鑽出橙色的封鎖線，大步跨進圍滿防暴與便衣警察的馬路中心。
這邊人潮起哄，他就閃身靠前；那邊防暴警察步步進迫，他就緊隨前進。
然而那雙手，依然穩妥地安插在深藍牛仔褲的口袋中，泰然自若。
年前回校園執教鞭，這晚重回前線，就像千里馬回到廣漠。
踩一踩草，呼吸着鮮香草腥，感受那種久違的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
新聞現場，恍如他命定的原居地。
雖然角色轉變，但對新聞志業，念念不忘。
除了教學，還組織了獨立評論人筆會，捍衛新聞同業的自由空間；亦不時撰文分析中港時局、批判政權是非，「我唔可以養尊處優。去教書可以好安穩，不理世事，但呢個唔係我。我始終係身痕，好多嘢都睇唔過眼。」他笑道。
退下火線，體內作是新聞人的赤忱。
新聞事新聞解決 讓真相作證
無綫新聞攝得警方對示威者涉嫌使用私刑的片段，記者編輯以「拳打腳踢」四字形容，後卻被刪去旁白，激發編採部超過一百四十人聯署向管理層抗議，可堪史無前例，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氣魄躍然字間；然而，六四後曾與李鵬「世紀一握」的新聞總監袁志偉亦企硬不讓。在網上流傳的閉門會議錄音中，疑似袁氏質疑下屬何以不加「懷疑」、「涉嫌」等字眼，批評那句「拖到暗角拳打腳踢」是記者的主觀判斷而非事實描述。曾在無綫及有線跑前線十四年的呂秉權認為，最能解決爭拗的方法，就是仔細研判所拍攝的新聞畫面，「最簡單就睇片，整大個畫面，校光佢，逐格重播，我哋真係會驗屍咁去睇。」據他理解，編輯、記者與採訪主任都曾經驗屍般檢視片段，再根據他們處理新聞畫面的經驗、警員的動作及示威者的反應，有九成肯定，才下筆落稿，「透過基本睇片，都可以判斷到個動作真係拳打同腳踢，至於你話加『涉嫌』、『疑似』係可以，但基本上拳打腳踢嘅描述，係無用主觀判斷。」
超獨家猛料畫面驗屍咁睇
這次事件重點不單是「懷疑不懷疑」，而是無綫處理新聞的手法，「從來電視台遇到獨家猛料，就只會大做，而呢單係超級獨家猛料」，身經百戰的呂秉權說。何謂「大做」？退下火線的呂Bell即時進入記者mode講解：以一秒廿四格的技術逐格處理四分鐘畫面，先描述涉嫌毆打示威者的警員從哪個方向進入，再描說佈局，誰負責睇水、誰主力打人，再逐一圈出、放大、調光，讓畫面更清晰，並數算有多少次拳打、多少次腳踢。劍橋大學Newnham College前校長、哲學家BaronessOnora O'Neill曾說，新聞自由有助大眾探索和察驗不同意見，令市民可獨立判斷何人何事值得信任。把事實抽絲剝繭、盡量展開，讓觀眾自行判斷，理應是記者的職責。
出街：一字一句慎思謹戒
錄音中，疑似袁氏體察到警方行私刑可判囚終身，質疑記者用字不當，可令警員身受龐大刑責。記者的筆和鏡頭，是左右大局的武器；新聞人對自己的一字一句，必須慎思謹戒，這是基本倫理。然而，呂秉權提醒，這次並不止是警員坐不坐牢的事，卻是涉及公眾利益的人權問題，「佢哋有刑責係因為涉嫌做咗重大侵害公眾利益嘅事，我哋除咗要對警員負責，都要對公眾負責，我哋應該認真仔細去研究段片。段片有咁足夠嘅證據，我哋就應該有承擔，依書直說，唔只係基於嗰班人面對嘅風險。」若手握公權力的執法者確實濫用私刑，對整體香港市民的人權與生活也會構成威脅。
沒有光明磊落的河蟹 卻有技術上的攔截
呂秉權九八年踏入無綫新聞，○五年轉戰有線，一直縱橫內地。在TVB變為CCTVB之前，他也身歷幾朝河蟹事：○四年廣東禽流雞，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鍾陽勝一句「雞死不一定是禽流感，可以跳樓死，可以撞車死」因着省新聞辦及中聯辦壓力而被粗暴抽起；同年七一遊行「董建華下台」up sound被mute；一年後趙紫陽逝世，高層把北征中途的他急召回朝，使名將遺憾。
處理頭條 如何拿揑
呂Bell說，受外力直接壓迫而河蟹的事多屬零星而非制度化，然而，維穩的果效更多來自新聞處理。其中一種是媒體設定議題（agenda setting）的能力，他以二○一二年陳光誠脫逃事件為例，「嗰時差不多係全港電子傳媒頭條，但無綫將佢放係尾二條，甚至後過孫明揚出出入入醫院多次。孫明揚出入醫院多次，都唔夠陳光誠搵命搏出嚟一次重要」，對上一次中國人進入美國大使館，要數六四方勵之年代，「嗰吓我喺Cable，成個 newsroom係噓嘅。」第二次，是前總理趙紫陽錄音曝光，無綫主要新聞卻隻字不提，「見到呢啲大嘢即刻當係寶嘛！嗱嗱聲做大佢！擺頭啲！」另一種阻截就是把守門人（gatekeeper）的職責發揮到極致，要求百分之百的準確性。疑似私刑事件中，無綫高層在錄音中質疑「暗角」其實「唔暗」；又例如，早前反佔中人士「支持反中央、撐張融」的soundbite被抽走，前線記者心中澄明，如此一句確實是反佔中者行動理念不清的真實證明，但管理層卻以事實錯誤（周融不是張融）為由判定不應出街。
前線記者兩邊不是人
前戰友之苦，呂秉權點滴心頭。在公司，被高層抽秤挑剔；到街頭，受市民刁難辱罵，兩邊不是人。然而，依然堅持，「幾多人覺得，如果佢哋自己都走咗，就少咗啲有經驗嘅人喺佢個post同高層抗衡，有新仔入嚟，就會較容易被人利用」，「好多人有種大陸心態，就係打擦邊球，盡打盡做，留得到喺度就贏。」新聞工作者在香港天天要打擦邊球，不無可悲。
面對新聞自由大凶年 如何見證
凌晨一時的旺角，黑背心便衣與防暴警圍駐十字馬路口，四周行人路上是黑壓壓的鼓譟人民，起哄叫罵之聲斑駁如浪起伏，人民與人民間被煽動的銳烈火花、伸縮警棍的冷冽銀光、鎂光高豔的照燈，映出一個前所未見的時代——就在此刻，四排面目難辨的防暴警頂着盾牌朝我們的方向悍然行進。「個時代推你出嚟，但返到公司就畀人綁手綁腳，嗰種反差迫到記者走投無路。」呂秉權說。
此刻，記者深感自己責任重大
二○一四是香港新聞自由的大凶年。名嘴被封咪、前總編輯被斬、親民主派報章被抽廣告、新聞機構中的開明高層相繼請辭、及至這次無綫高層刪去旁白，《蘋果日報》被圍堵等。在愈益廣烈的收編與打壓下，前線編採人員於機構內被綁手綁腳，受多番制肘，「記者嘅天職就係講嘢寫嘢，但好多記者一係畀人綁手綁腳，一係畀人揞口，一係支筆就畀人屈斷咗。」然而大時代卻不斷鞭策着新聞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感，「呢個時代令到好多記者好震撼，覺得自己唔可以愧對呢份職業，覺得燃起咗自己嘅使命，覺得自己嘅責任係好重要。」前線，站的不止是警與民，還有埋身肉搏的記者們。呂秉權說，佔中事件以來，知道不少記者也身受極大心理壓力，流了不少淚。記者就像海綿，在前線黏盡一切有形無形的情與事：站在衝突前線穿著校服的男生那一臉驚恐、被人群衝撞非禮的女生那聲聲哭喊、躁動民眾的一聲聲「警犬」、警民間猙獰的指罵、受薪示威、口罩遮臉的大媽那種低頭麻木、催淚彈激出的咳嗽聲、胡椒噴霧的刺鼻氣味、行家的血汗，還有政權最響亮的沉默，與無聲的操控，「崩潰，係正常嘅。」
幾辛苦都撐剝奪發聲自由最無情
崩潰過後就開竅；打通任督二脈的，是苦難。呂秉權說，令前輩開竅的是六四，他那一代是四川地震，這一代是佔中，「喊係對自己，但係對公眾，我哋要寫出嚟」。在七味雜陳的新聞現場，記者的情感被衝擊得七上八下，他在汶川，見過肚裏湧出蟲來的枉死孩子、哭喊要討回公道的父母；生死相交，眼淚涕零，但在報道時，就要執番晒眼耳口鼻，做番一個人，一個記者，「最緊要係你將你見到嘅嘢如實講到，如果你講唔到，係好慘，喊多三場都補唔番。」對記者最無情的打擊不是工作艱辛，而是剝奪發聲的自由，「其實每個記者都係《蘋果日報》，喺自己嘅公司入面護送緊嗰份報道，越過上層嘅大媽同貨車包圍。我哋嘅價值就好似係法庭嘅手令，你唔好阻止我，阻止我就係違反咗我哋做新聞嘅，赤子之心。」
香港大陸化做良心新聞代價大
近日，將軍澳大集團樓下，除了多了幾個昂藏七尺的黑人保安，每晚凌晨時分也聚集了近百職員，迎着陣陣垃圾風，擋着黑社會與內地大媽，守護報紙出街，「原來履行天職係要咁艱辛，要付出咁多額外嘅代價，以為必然嘅嘢，居然係要落去同人哋紮晒馬，要護送份報紙出街。」他以往在大陸採訪，被公安圍困要靠受訪者偷運逃走，或為了安全送出錄影帶，每每要與公安鬥智鬥力。當下香港新聞界的總總怪事令他想到《南方周末》被刪獻辭，以及《新京報》因拒絕刊登批評《南周》的文章而被武警封掉影印機等事件，「呢啲嘢喺香港就好似出咗個翻版咁，好錯亂。」
小記者可會成為幫兇？
「喺大陸先出現嘅情况，包括群眾鬥群眾、貪污腐敗、法治受侵犯，唔講道理，個價值愈來愈大陸化，愈來愈似曾相識。」大陸有假貨，香港有個假普選。恍如大躍進，明明饑死遍野，卻依然造假放衛星，「大家自欺欺人，官員乸口乸面，左派都話個方案（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比佢哋更左，但又話有得投好過無得投，有一人一票係大躍進。其實你問心，邊個真心笑得落？」記者，也被迫成為編寫謊話的其中一員。
一位電視記者以粒沙為名，寫了一本名為《大時代的不快樂記者》的小書，書中記述了她在九七前後的採訪反思。談及回歸一段，她這樣說：「當我想到在這個莊嚴、輝煌的回歸慶典，一連串歌舞昇平的慶祝活動背後，香港人的感受是怎樣被壓抑，我這個小記者，像是一個把事情合理化的幫兇。」記者的自由意志，以反省與書寫彰顯。
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更猛
這種心志，與發出公開信的無綫記者遙相呼應着。然而呂秉權說，這種「重光」只限於中短期，然而來自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將來得更猛，「佢哋會變化，手段會愈來愈高明，好似區家麟講嘅手段，例如係『假中立』、『絕對客觀』等，長遠我估呢種中層會愈來愈多。」除了「用新聞打新聞」，還會從資源、工作升遷分配上整頓不聽話的記者。再者，經佔中一役，北京對本土香港新一代更加提防，往後新聞機構對前線編採人員的挑選將會更「嚴格」，「各間傳媒請新記者時首先係會隔絕咗一啲支持民主或者立場鮮明嘅人。」
勿忘初衷 價值跟一世
重回新聞火線上的一晚，呂秉權就像回家，這邊一個新知、那邊一位舊雨。談到某些高層開始走風花雪月路線，他有點simple，少少naive地問了句：「點解會忘記初衷？價值唔係跟一世㗎咩？」
他的初衷，始終都是正義與良知。年輕時成功考上警察與海關，但因家人的病而無法獲取錄，當下想來才覺慶幸，「你會諗你係一個維護法紀嘅人定係政權嘅工具，好多良心衝擊，未必過到自己嗰關。」不少市民與警察認為，守法與執法就是正義，但他說，「呢種睇法係最淺薄的一種法治，社會咁大的不公義，老屈你、畀假貨你，呢啲嘢，無辦法幫佢保駕護航。」公義的基礎，來自對他者生命的尊重，及對其苦難的重視，「透過體會弱勢群體既苦况，報道出嚟，都係幫佢哋突圍，填補咗一啲空白。人人都覺得中國係盛世，官方宣稱嘅鬼咁好，起碼畀人知道，你好多嘅快樂或者成功，其實係建築喺別人嘅苦痛之上。」
愈灰就愈要戰鬥！
旺角的燈，二十四小時地照着，然而黑暗卻也無處不在。在走向衝突重地的路上，問他，覺得佔中之後是香港的沒落嗎？「係㗎！」大亂大治，彷彿是命數。他從不掩飾悲觀，但最黑最重的心，依然迎向光明，「愈灰就愈要戰鬥！」他有一個小動作：差開雙臂，扭一扭腰，就似時時準備迎戰，「無理由見到好多自我審查，你就輸畀自己，最慘就係輸畀自己，一定要同佢『鏈』過。可以雖敗猶榮，但唔應該雖敗猶辱。」
記者就像海綿，在前線黏盡一切有形無形的情與事。見證站在衝突前線穿著校服的男生那一臉驚恐、警民間猙獰的指罵、催淚彈激出的咳嗽聲，還有政權最響亮的沉默，與無聲的操控，「崩潰，係正常嘅。」（李紹昌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