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新世代已是沛然莫之能禦，他們接受了香港能夠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我的形容是，站在台上的周永康黃之鋒岑敖暉都是「正紅旗下」成長的一代，如果三人在內地成長，幾乎可以保證頸上都是代表「三好」的紅領巾，可是如今他們放下一切奔走呼號，不能自己。而這一切都發生於二○一四年的香港，時維回歸十七年。
年輕的面孔讓人想起很多，每個世代都曾經年輕過。今天人們孜孜而談的西方社會六十年代學運，是年輕人巨大能量迸發的年代。六十年代美國社科界有一個名詞「新人類」，是對生於戰後一代的叫法，意喻他們沒有跟從傳統意識形態及社會規範；同一時間日本出現另一種變革模式的「三大神器」，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文化以及消費形態的轉變，構建了充滿革命氣息的時空。歷史滿是嘲諷，回首前塵，昔日被視為激進、推翻傳統的改革理念，諸如反對核武、社會平權，以至於同工同酬、環境保護，今天已變得理所當然成為社會規範（norm）。
社會進步的巨輪無人可阻，普選爭論，我覺得可以各提理據，甚至保守一方公開說就是不讓民主派勝出也毋須赦言，但若以「英國人時代也沒有普選」拒絕給予香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是對時代的最大侮辱。先不說這是早就應該按協議給我們，遲了這些年我們都不介意，卻絕非不給你貨真價實的還賣乖「本來也就沒有」這些話。
六十年代的新人類
我不認識周永康岑敖暉，對黃之鋒的認知也只是透過傳媒報道，一個念文學，其餘兩個一是念工程一是社會科學，其實都是decent的青年，與六十年代的美國新人類和八十年代的日本新新人類相比，他們身處的時代本來應不致令青年走上街頭。六十年代西方社會遠比今天香港舒服，美國大學生數量首次超越農民，汽車工業帶來更大的自由空間，美國是裝在四個輪子上的國家。然而一場不義之戰喚醒了年輕一代，在富泰的生活當中尋找公義，對巨大無匹的制度拋出挑戰的手套。
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美國小說《二十二號規條》（Catch-22）被認為足以描述新人類反抗傳統勢力的作品，今天重讀，依然充滿令人感動的人性突顯。這部由海勒（Joseph Heller）寫的小說，講的是二戰末年地中海一個小島上的美軍轟炸機大隊故事。飛行大隊隊長為了逢迎上級，不斷要求下屬加班飛行，遠超原本出勤規定上限的二十五次戰鬥任務。機師們受不了，千方百計開小差，逃避出動命令。後來有人找到規條當中有一項是「若是精神有問題，可予免役，但必須病者自行申請」，機師遂群起提交申請免役書。詎料申請送抵之後悉數駁回，上級回覆是「既然關切到自己健康，即是大腦仍可理性思考」。最後是機師反抗，逃兵役跑到中立國瑞典。
這部書甫出版之時，被認為是反體制著名禁書《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孿生兄弟，內容至今半世紀仍膾炙人口，例如書中將軍自稱「我的缺點便是沒有缺點」。Catch-22其後載入韋伯斯特大辭典，意喻統治階層對民眾的作弄，或是民眾對統治階層的反擊。
Catch-22的個人vs.體制
這種體制vs.個人的衝突典型，其後發生在每一場社會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包括香港佔中。這條線路脈絡分明，先是在城巿或國家內部引發，之後是擴展到國家層面，最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抖動。中間主要思想是「更加合理的社會」，而當中的「合理」則是當年被保守派標籤「與共黨合流」或「無政府主義」的各式改革社會主張。《二十二號規條》一書風行的原因，是指出龐大體制的不合理本質，挑戰之後勿論成敗如何，結果是捨棄國家，遠走第三地。於這一層次而言，體制或其隱喻的建制是最大的輸家，因為其子民（轟炸機機師、國內人民）揚棄母體，視母體為「他者」（other），始是全書精要。
香港這次佔中運動發展下去，會否變成《二十二號規條》以及其後歐美學運的宿命，視中共政權為他者，很大程度端視中共對這次運動的取態。北京於二○○三年之後一直說的「人心未回歸」，這刻面對事實的考驗。必須指出的是，視中共為他者不等於「港獨」，應該說，這可能是一種朝內轉向的關切方向，更多聚焦於香港本土的一切，包括民主民生，前者例子可以是爭取真普選的行動，後者則可以是保育生態，真正做到視香港如家（home town）而不是先民祖籍的廣東福建。這種始於不良制度觸發的疏離心態，最終會以什麼形態終結，此刻並無答案，這可以是幾經努力終於回到母體，也可以是梁啟超百年前談到台灣時所言的愛爾蘭自治模式。對北京來說，最壞的是類如現時台灣的半獨立心態。台灣年輕一代視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自己則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僅僅二字的「台灣」實體，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的悲劇，無礙興高采烈跨海到大陸旅遊玩樂。
「他者」在兩岸的意義
兩蔣時代的台灣以及更早期的中共領導層，對於「中國」法統極為重視，一切概以防止從「中國」逸出為基本思考。中共當局在文字上從不承認台灣為政治實體，除了是內戰成王敗寇的尾巴，更是通過虛擬的敵我分明內戰狀態，不容台灣漂向遠方的日本或美國。因此，台灣立法院在新華社新聞稿變成「台灣立法機關」，馬英九陳水扁一個是中共最愛一個是最恨，卻同一稱呼「台灣地區領導人」。兩蔣時代，台灣政體仍有國民大會，是根據「大陸陷共」前的省巿編制，其中有年輕一代早已不知何處的「熱河省」代表。國共這些掩耳盜鈴伎倆儘管可笑，卻是兩岸政權為了防範「中國」變成他者的做法。然而時至今日，政治現實無可抵擋，台灣眾口一詞把北平改叫北京之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秋海棠大國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在各國走過的抗爭及反抗爭道路觀之，體待這連串的變化需要耐性及觀察，而非事事揮舞大棒。資本主義世界三巨頭美國法國日本都曾經面對社會反抗運動，最盛之時，美國有人交還護照自稱「世界公民」。但這三國儘管在反抗運動年代傷痕纍纍，最終靠着政黨更替、公民網絡以及自由的新聞媒體，把龐大怒潮逐一宣泄，而不是由軍警鎮壓。當然，贊成動武的會認為美國黑豹黨消於地下，或日本聯合赤軍遁走出國是強力彈壓的結果，但這派隱而不提的是在對抗過程中大量人命傷亡，最著名的是日本淺間山莊圍剿事件。對此，美國自由派史學巨擘小史萊辛格的看法是一針見血的正面﹕社會反抗運動是一個不會完結的自我反省過程。事實上，美國反戰運動銷聲匿舻之後，取而代之的是關注團體大量冒起，他們通過法律渠道監督政府，八十年代初，受訪美國民眾加入類似團體的僅約一成，幾年後同類調查，數字茘升至四成，公民社會在人民覺醒後成形，結成牢不可破的民主體系。
德國戰後的民主之路
說一段歷史。這幾天德國官員對香港民主化屢有評論，對大戰結束後幾乎在國際舞台隱形的德國來說是極為罕有。姑勿論陰謀論者如何判斷德國對香港民主化置喙的原因，但德國戰後的重建優次，折射出對一個幾乎炸成廢墟的國家來說，最優先的不是推動經濟讓人人吃飽的實用主義，而是重建學校編寫教科書。同一段時間，德國政黨重現生機，一九四五年七月，社民黨和共產黨恢復活動，招收黨員，政黨有兩個共同目標﹕對外承認戰爭責任作出賠償，對內發揚民主重建德國。這段長路的中間站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雙膝跪下，德國從此站起來，為一九九○年十月兩德和平統一寫下前傳。德國對民主的理解，應該不會比我們小。
